武汉大学跨学科研究机构建设

二、创新制度、搭建平台，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机制保障

制度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打破院系和学科界限，大力推进学术交叉与融合，形成资源优化共享、学科相互支撑的平台建设集聚效应，提供有效的机制保障是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关键所在。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第一，创新管理体制，建立新型科研组织形态。

不可回避的是，推进跨学科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体制壁垒：跨学科研究的综合性与现行支撑体系的单学科分立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按照学科归属划分和设置院系的管理，强化学院学科边界与学科独立性，科研人员隶属于某一学院(系)，人员还无法在院系间自由流动，实质上形成了学科分割的单学科管理体制。

从跨学科研究组织的运行机制来看，一般有三种组织结构：一是隶属某一专业学院，由该学院全权组织管理；二是挂靠某一学院，由该学院负责组织管理，相关学院参与合作研究；三是不挂靠任何学院，由直属学校的该跨学科研究组织自行组织管理，联合相关学院开展跨学科研究。目前高校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大多还是采用前两种运行方式，难以形成纵横向结合的学科交叉管理体制，使跨学科研究难有立足之地。因此，一些高校已经在尝试改变这一现状，突破体制壁垒，成立直属学校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形成纵横向结合的学科交叉管理体制，建立适应跨学科的制度性文化，为跨学科研究找到支撑点与落实点。部分高校为突破现有文科科研管理体制的瓶颈，还成立了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之类的跨学科管理机构，对学校内部各类跨学科研究进行宏观协调。

从2005年开始，在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实行“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运行机制、进行跨学科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武汉大学开始酝酿成立几个大型的直属学校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几年来，学校充分发挥学科综合优势，按照面向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以重大问题引导研究、以综合领域汇聚队伍、以合作共建打通渠道等方式建立有特色、有影响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原则，先后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边界研究院、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等直属学校的跨学科研究组织，还通过改制使跨三个一级学科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直属学校管理。

跨学科研究机构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文化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制约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学校注重引导这些机构从成立之初即建立健全自组织能力与制度文化。学校明确提出，对这些研究机构给予3～5年的扶持，每年给予50万元左右的运行经费，扶持期后希望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自我发展能力。因而，学校重在从制度上保证这些研究机构有编制、有经费、有办公地点、设立专职科研编制与固定行政资料人员编制、实行研究生资源计划单列，并支持这些研究机构积极探索机制开放、资源共享、协作互动、动态管理、滚动发展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文化。目前，这些研究机构大多成立了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能根据自身科研需要在校内外自由组织和招聘人才，如课题组成员与研究生导师既包含校内不同学科老师，也聘请了相关实务部门专家；行政人员既可以在校内选任，也可以根据需要采取合同用工的方式面向社会招聘；研究中心通过争取国家部委、地方政府部门投入、办班、咨询、企业赞助等形式多渠道筹措科研资金，等等，逐步建立健全了自组织能力与制度文化，为开展跨学科研究初步理顺了管理体制。

第二，打破院系界限，完善运行机制。

跨学科研究的往往是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加上跨学科研究的这种跨度性质，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必须通过完善运行机制，从学校层面加以引导、予以支持，建立健全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外构能力。近年来，我们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是设立专职科研编制，逐步推动形成适合重大跨学科科研项目的专职科研工作体系。以往的跨学科研究，大多是以项目为纽带，依靠兼职研究人员组成的队伍进行。从跨学科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必须拥有一支专门的核心队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学术队伍。按照这一要求，对于直属学校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武汉大学视其学科特点与发展方向给予10～20个不等的专职科研编制，用于科研专门人才的引进与选留。中国边界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几个跨学科研究中心除了通过项目在校内外聘任等方式聚合了一批兼职研究人员之外，均引进、选留了若干优秀专职科研人员，潜心开展跨学科研究。

因未来跨学科研究项目多为涉及国家、社会和世界发展的大型项目，通常需要相应的大型研究团体来承担，大型跨学科研究的长远结构趋势必然是大型组织。基于这一考虑，学校还将逐步扩大专职研究人员比例，推动形成适合重大跨学科科研项目的专职科研工作体系。

二是建立专门的跨学科研究资助体系。学校在围绕国家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设立的重大攻关项目预研课题中，专门安排一定比例，鼓励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大跨度的研究与探索。在学校设立的科研补贴编制经费中，对于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视其规模与业绩，每年专门给予3～5个科研编制补贴，折合经费8万～14万元，用于人员聘请、跨学科沙龙组织等方面的补助。

三是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缺少利益的共享机制是影响跨学科研究推进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为此，我们力图以项目凝聚、公共平台建设等方式推动跨学科研究相关的学科、单位进行设备共享、成果均沾。如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各学科研究人员在有关考古项目的合作中自然共享了相关单位的仪器设备，提高了仪器的利用率。

四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激励机制与人员流动机制。目前的考评机制主要是针对有明确边界的学科进行的，对跨学科研究没有特定的评估体系，对成果本身的认定缺少从推动学科发展角度所作的特别认定，尤其缺乏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人员流动机制。特有的学院“户口”编制，使科研人员产生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在所在学院的考核中往往得不到认可，更谈不上对他们的鼓励性政策，从而直接限制了科研人员的利益分配，这必然会打击他们开展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性，阻碍跨学科的科研合作与交流。

近年来，我校在人才引进、晋升和奖励等政策上对跨学科学术方向予以支持和倾斜。对于跨学科研究与建设需要的重要人才，学校成立专门的综合评审委员会进行特殊评审；作为制度将跨学科研究纳入科研预算、归纳进年度总结报告；对于重要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在年终业绩奖励津贴中，由学校直接予以认定与奖励。今后，对各个院系参与的跨学科研究活动的贡献也将成为评价院系学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工作量和业绩计算中，我们拟采取分开计算、重复计算等方式，对从事跨学科研究人员予以更多的业绩计算，提高他们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性。从长远看，还应结合跨学科特点，制定包含专业技能、工作量、职称评聘等在内的专门的矩阵式评价体系。

五是推进与部委、地方政府构建共建机制。跨学科研究中心以问题为中心设立，在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必然要求实现跨学科、跨学校、跨行业甚至跨国界的合作。如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有关边界争端与国家安全、中部发展与崛起战略、质量发展战略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武汉大学中国边界研究院、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等研究机构通过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等形式与外交部、发改委、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质检总局等实务部门、地方政府建立了有效的沟通、互动和合作机制，构建了服务社会的直接通道。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跨学科、跨学校、跨行业的合作，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效应日益明显，以项目为导向、以问题为需求的立体化、系统化的服务社会、服务决策的“珞珈智库”正在形成，人文社科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初步形成。

如中国边界研究院集合我校法学、历史、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地理信息系统、资源与环境科学、水文学及水资源、外语等学科综合优势，除了进行有关边界问题的课题研究外，已经开始了面向从事边界工作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并受外交部委托，成功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边界事务为主题的培训班。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自2007年年底成立以来，选准“名牌测评”这一政府的关注点和企业的需求点，将“名牌顾客满意度指数测评”作为重点，做实“智库”服务功能。其受政府委托完成的项目成果《申报2008年度“湖北名牌”产品的顾客满意度测评与分析报告》得到了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质检总局相关负责人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自名牌评选以来，评测最规范和最科学的一次，为名牌的评选提供了客观依据”。目前研究院受国家质检总局委托正在对“中国名牌”评选机制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集合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力量联合攻关，在新儒学及传统哲学思想资源的现代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及文化的现代转型、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研究等几方面的研究，形成特色，处于学术前沿；简帛研究中心包括古文字学、宗教学、哲学、文学、地理学和文献学等众多学科在内的跨学科研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科技考古研究中心由历史学牵头，联合校内动物学、植物学、化学、物理学、遥感测绘科学、医学等学科力量，进行交叉融合，既培育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又在国家文化遗产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多次大型考古工程中大显身手，参与主持的文物发掘两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还凭借自行开发的有机硅材料，在多次文化修护以及建筑材料保护中发挥独特作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如2005年与故宫博物院等合作进行故宫露天文物保护技术开发等。在教育部近年来围绕重大问题设立的重大攻关项目课题竞标中，我校先后获得17项，在全国高校位居前列。

今后，我们还将以专门期刊或专号专栏、专业网站、信息资源库、专业实验平台等方式为跨学科研究搭建更多的公共服务平台，也让跨学科研究成果为更多的学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