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海地震后创造的生产增产奇迹，在1974年、1976年大地震后的恢复重建阶段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和典范。在1974年昭通地震恢复重建阶段，一个省里的重要领导急切地指示，“要很快组织生产。……灾区要比去年增产。团结公社向阳大队支部书记汇报，他原来计划七四年产量八十五万三千斤，受灾后只能拿七十万斤时，周政委讲：不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超过八十五万斤……要有革命志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争取丰收，要向玉溪、建水、通海、峨山那样，当年就增产”[40]。但是，由于国家和云南省的经济下滑，1974年和1976年抗震救灾的难度很大。
在1974年和1976年两次大地震发生后，中央用于指导救灾的“十六字”方针没有变，云南省政府在指挥抗震救灾过程中，沿用了1970年通海抗震救灾策略和经验，继续大力宣传中央慰问电，鼓励自力更生，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建设。昭通灾区各级党组织发动参加救灾的部队、慰问团、医疗队、宣传队在各种会议上、在群众家中、在社员劳动的田间宣传中央慰问电，仅1974年云南印发的中央慰问电有120万份，另外四川省又代印了40万份，共计印刷了160万份，做到灾区人手一份慰问电。[41]地震当年花费在抗震救灾上的宣传行政费接近50万元[42]。同时，政府还组织曾经受过1970年地震大灾难的通海贫下中农来到昭通灾区，现身说法，鼓励灾民。此外，各级党组织、宣传队还开展了忆苦思甜的教育活动，大力表彰抗震救灾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抓先进，树典型。但是，这些经验的推广并没有获得预期效果，不仅如此，地震灾区请求下拨的救灾款数目一次比一次大，请求上级政府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例如，1974年昭通灾区就向省政府开出了一串串需要救济的清单：要求解决粮食7635000斤；木材51859方；氮肥3000吨，磷肥5000吨；经费24675500元。云南省政府对昭通提出的这个经费数目很不满意，省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经过讨论后认为：昭通要进一步贯彻中央慰问电精神，还是要强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所需物资和经费应该首先由昭通地区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才报到省里，省里确有困难再向中央要。然而，昭通地区在后来的电话汇报中提出需要资金上升到3386万元，省政府对昭通的这种“依赖”思想很气恼，省领导七林旺丹对此作了客观的批评，他说，昭通所汇报情况是全面而细致的，也是切合实际的，但是昭通的思想是不对的，有依靠思想，昭通应该向大寨学习，战胜困难。云南省政府最后决定给昭通的救灾补助为1500万元，其中包括已进入昭通灾区的物资。云南省政府还向昭通强调了使用救灾款的指导思想：要用好，少花钱，多办事，用这个钱本身要反映体现自力更生为主的思想，二是钱主要用于生产发展和交通上，生活方面要艰苦奋斗，要生产自救。的确，与通海地震相比，昭通要得太多了，要救灾款的声音太大。[43]
1976年5月29日龙陵地震后，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进行抗震救灾的积极性就更差了。震灾区先提出要3000万元救灾款，后来同时受灾的保山地区和德宏州向省里开出的救灾款清单分别是1203.8万元和1600万元，合计2803.8万元，这个数字仅包括补助1976年抗震救灾款，恢复重建的款项不在其中。从数字看，这些款项远远超过通海地震时支付的2212万元。在云南省政府向中央提交的《汇报提纲（送审稿）》中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着两眼向上、两手向外的依赖思想。”[44]对于这种地方性的但属于体制性的问题，省政府也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只能一边继续强调“十六字”方针，一边苦口婆心地教育：“受了灾，国家要支援，但怎么看待国家的支援，却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把国家的支援看作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是对我们的支援和鼓励；另一种则认为，反正是灾害造成的损失，国家要解决。如果是前一种认识，就会把国家的每一点支援都当作动力，推动自己的工作；如果是后一种认识，国家的支援再多，也会觉得不够。这次龙陵地震，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同我省上两次地震比较，损失小于通海地震，大于昭通地震。既然受了灾，中央又考虑到云南由于去年刮右倾翻案风[45]，今年比较波动，工农业生产完成计划不好，财政支大于收，困难较多，我们又是一个边疆省份，所以决定给我们二千七百万救灾费，比通海、昭通两次地震时给的补助都多得多，这是很大的照顾。省里的困难虽然大一点，也拿出了二百万元。所以我们说，两千九百万的救灾款不算少了，如果花得合理，是能办很多事情的。我们应当大力宣传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心，把国家的支援变成发扬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强大动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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