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谷村文化兴盛的象征是什么？

交往的依据

——书信往来、文章交流、诗词唱和，谷村李氏先贤与村外先贤的关系在字里行间一一显现，不论两宋时期，还是明清时期，互相之间感人至深的情谊令人难忘。

历史上，谷村李氏先贤与诸多异姓先贤交往颇深，往来唱和的艺文不少。艺文，即诗词文章。《谷村仰承集》收录了大量的谷村先贤之作和与谷村往来的异地先贤之作。

留有诗词文章的谷村先贤，均为显达之人，是经历了科举磨砺的诗文骄子。除前面提到的人外，还有李（元朝监生，柳城县尹）、李庄（明永乐戊戌进士辽王府长史）、李彦宣（明永乐以人才荐，礼科给事中）、李珏（号鹤田，南宋宝祐丁巳奏补承信郎，著名诗人）、李谦（号自牧，明洪武三年以明经荐，凤阳府同知）、李茂（字愿学，明洪武时以人才荐，永丰仓使）、李维标（明万历丙戌进士，礼部郎中）、李以谦（号筠雪，明初文人，有《筠雪集》）、李夔夫（明正统时人、隐士）、李怀永（谱名怀承，明正统时诸暨训导）、李萼茂（名茂，明正统己未进士，大理寺少卿）、李中（明甲戌进士，右副都御史）、李和鼎（明天启丁卯举人，高州知州）、李蕴（明隆庆庚午举人，贵州威清兵备副使）、李赞（明成化甲辰进士，浙江右布政使）、李芳（字于馨，明万历乙卯、戊午两榜武举人）、李教（明万历丙子举人，连州知州）、李一伟（字君奇，明万历积分贡士）、李一位（字奇庵，明万历国学生）、李长世（字闻孙，邦华之孙，恩荫，邑廪生）、李次莲（康熙庚戌进士，中书舍人）、李鹤鸣（康熙庚戌年进士，山西孟县县令）、李嗣莱（贡生）、李炜（乾隆时福建汀州知府）、李先蕃（乾隆乙亥年倡修《谷村李氏记》）、李蔚（乾隆己酉乡举，邯郸知县、遵化州同知）、李观（清嘉庆丙子乡魁，选贡，知县）等。他们是历史上谷村文化兴盛的象征，是谷村文脉流传、延续的忠实代表。

与谷村先贤往来的异地先贤，都是每个时代的名士显宦、达官贵人，如欧阳修、韩侠（北宋徽宗时诗文家）、罗大经（吉水人，南宋宝庆二年进士，抚州推官，著《鹤林玉露》）、杨邦乂（吉水人，南宋政和五年进士，溧阳知县，抗金民族英雄）、杨万里、杨长孺（一作长儒，杨万里长子）、朱熹、王子俊（字材臣，吉水人，金溪县尉、蜀王制置使属官，北宋史论家、文人）、聂淳（吉水人，字心远，宋朝文人）、胡份（浙江缙云人，北宋元丰乙丑进士，从政郎、袁州司户参军）、刘性之（樟树人，南宋绍兴四年进士，宣教郎、潭州通判）、罗椅（庐陵人，南宋宝祐四年进士，潭州教谕）、刘辰翁（庐陵灌溪人，南宋景定二年进士，文学家）、李炳（福塘人，字彦章，南宋御史）、王所贵（金塘人，李好友）、罗茂英（秀川人，李好友）、文天祥、文璧（文天祥之弟，进士）、林昉（黄岩人，宋末元初文学家）、赵文（庐陵人，宋末元初文人）、周密（浙江湖州人，宋末元初词人，杭州府判）、虞集（崇仁人，元代著名学者、诗人，奎章阁侍书学士）、柳贯（浙江兰溪人，元代文学家，翰林待制）、易景升（元朝诗文家，集贤学士）、阎宏（元初翰林，诗文家）、姚燧（河南洛阳人，元初文学家，江西参政）、张广微（第三十八代道教天师真人）、赵孟（浙江湖州人，元朝著名书画家）、揭傒斯（丰城人，元代著名文史学家，封豫章郡公）、袁桷（浙江鄞县人，元代学官、侍讲学士）、吴当（字伯尚，崇仁人，元代学者、诗人，江西廉访使偕行省参政）、梁寅（新喻人，元末明初诗文家、学者，集庆路训导）、郭钰（吉水人，元末明初诗人）、郑真（浙江四明人，号荣阳生，明初诗文家、江西广信府教授）、刘诜隐（名文敏，安福人，明朝教育家、姚江学派代表人物）、朱椿（蜀王，朱元璋庶十一子）、王偁（永泰人，明洪武举人，史官、《永乐大典》副总裁）、金幼孜（峡江人，明建文二年进士，翰林侍讲、太子少保）、赵良凯（上饶人，明朝进士）、侯宾于（明朝进士）、何淑（字伯善，临川人，进士）、萧受益（庐陵人，明洪武进士）、解缙、李贞（一作李祯，字昌祺，吉水人，明永乐二年进士，河南左布政使）、刘球（安福人，明永乐十九年进士、赠翰林学士）、罗汝敬（吉水人，明永乐二年进士，工部右侍郎）、吕原（浙江嘉兴人，明正统七年进士，翰林学士）、吴稷（上海人，明正德进士）、周启（字公明，吉水人，教谕，明朝诗文家）、周公广（明正德时吉水县令）、李时勉（安成人，明永乐二年进士，监察御史）、扬敏（杨敏，山东聊城人，明景泰举人，号南州颠道）、王鹤年（山东莱阳人，明万历贡生、东昌府训导）、邹元标（吉水人，明万历五年进士，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钱习礼（吉水人，明永乐九年进士，礼部右侍郎）、文震孟（苏州人，明天启四年进士，书法家，礼部左侍郎、经筵日讲官）、刘定之（永新人，明正统元年进士，礼部左侍郎）、朱世守（安福人，明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尚书）、胡伯清（庐陵人，明朝贡士，参修《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黄九皋（萧山人，明嘉靖十七年进士，鲁王府长史）、周叙（吉水人，明永乐十六年进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周述（吉水人，明永乐二年榜眼，左春坊左庶子）、王英（金溪人，明永乐二年进士，诗人、书法家）、尹昌（吉水人，宣德八年进士，行人）、郭季（万安人，明初文人）、郭循中（庐陵人，明初文人）、王艮（吉水人，建文二年榜眼，翰林修撰）、曾棨（永丰人，明永乐二年状元，《永乐大典》编纂）、张彻（新干人，明永乐二年进士，吏部考功郎中）、宋子环（庐陵人，明永乐二年进士，梁王府越府）、尹循（明永乐进士）、周孟简（吉水人，明永乐二年探花、襄王府长史）、尹凤歧（吉水人，明正统进士、诗人）、陈循（江西泰和人，明永乐十三年进士，户部右侍郎、华盖殿大学士）、万节（明永乐进士）、刘孟铎（永乐进士）、廖庄(吉水人，明宣德五年进士，刑部右侍郎)、周崇厚（吉水人，明永乐十三年进士）、朱植（辽王，朱元璋庶十五子）、刘广衡（万安人，明永乐二十二年进士，刑部尚书）、罗循（陕西白河吉水人，明弘治十二年进士，徐州兵备副使）、罗洪先（吉水人，明嘉靖八年状元，理学家、地理学家）、曾同亨（吉水人，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吏部尚书）、刘应秋（吉水人，明万历十一年探花，国子祭酒）、沈一贯（浙江宁波人，明隆庆二年进士，南京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侯峝曾（上海嘉定人，明天启五年进士，时任吉安府督学）、乔允升（洛阳人，明万历二十年进士，礼部尚书）、孙居相（山西沁水人，明万历二十年进士，户部尚书）、范景文（河北吴桥人，明万历三十一年进士，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罗献（明成化时建昌县令）、元伯常（临川人，明初户部主事）、贺贻孙（永新人，明末神童，顺治七年特贡不就）、钱谦益（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明朝官至礼部尚书，清朝官至礼部侍郎）、文德翼（九江德化人，崇祯七年进士，明官嘉兴推官，清朝隐士）、王棐（山东长山人，清顺治时寿州知州）、戴名世（安徽桐城人，清代文学家，别号艾实，世称潜虚先生）、黄帙（清朝举人）、魏祥（山东历城人，清朝著名工匠，孔庙建筑者）、魏礼（宁都人，清朝文学家、诗人、隐士，“易堂九子”之一）、施闰章（安徽宣城人，顺治六年进士，官至侍读，清初著名诗人）、冯泳（康熙进士）、吴云（安徽休宁人，乾隆庚戌中式癸丑补进士，官至彰德府知府）、徐瓒（乾隆时新繁县知县）、吴陈琰（清朝浙西词人）、龚鼎孳（合肥人，崇祯七年进士，康熙时刑部尚书）、周尚中（天台人，清朝诗人）、揄简在（沐阳人，顺治十年拔贡）、吴祚昌（寿阳人，清朝诗人）、刘宗汉（长安人，清朝康熙贡生）、查慎行（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涂逢震（南昌涂石溪人，乾隆四年进士，通政司副使）、朱廷基（乾隆时吉水县令）、郭绶光（吉水人，乾隆辛卯进士）、郭缉光（吉水人，乾隆举人）、施明（苏州人，清朝文人）、徐元发（清初江西巡抚）、帅念祖（奉新人，清雍正进士，陕西布政使）、刘绎（永丰人，清道光十五年状元、山东学政）、扬占芳（吉水教谕、金川人，字瘦梅）、郭寿清（翰林院编修）、麻敬业（清朝吉安白鹭洲书院山长）等。(www.guayunfan.com)他们的诗文作品，体裁涉及书信、序言、记等各种文体，或盛赞谷村李氏源流，或夸耀李氏祖先功德与业绩，或彰显李氏族人仕途显赫、品行峻拔，溢美之情流于笔端。这些作品和谷村先贤的诗文作品相互呼应，仿佛汩汩流淌的血脉，流淌在谷村先贤的精神上，流淌在谷村历史的沟壑中，成为他们共同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不可多得的精神文化遗产。

比如书信往来，互致问候，请求或答复事情，既体现谷村先贤之间情感的深厚，也反映出谷村先贤与异地先贤之间关系的密切。

李邦华的《恳王抚宪修复单陂书》，写给抚台王佐（崇祯四年进士，嘉兴人），请求拨款主持修复谷村防洪抗旱的水利工程单陂；《柬孙司寇求去书》，明天启二年写给时任刑部尚书孙玮（明万历五年进士，陕西临渭人），请辞兵部职务回乡省亲。

李元鼎的《致文折二乡书》，写给督台徐元发，为吉水文昌、折桂二乡遭受灾害请求减免税赋；李振裕的《与吉水王思绳明府书》二封及《与王思绳为本邑兵米改拨京口书》，写给时任吉水县令的王思绳（后升任吏部侍郎），请求为本县百姓减轻税赋。

这些书信体现出先贤们关心民间疾苦、敢于为民请命的忠直品格。

异地先贤回复的书信颇多，自宋到清都有，如朱熹《答宝之先生论议礼集释书》，写给进士李如圭（字宝之），交流他们对礼集研究的心得体会；陈仲微（高安人，南宋嘉熙二年进士、监三省枢密院）《复梅溪书》，写给进士、雩都县令李同卿，谈论出版书籍之事；文天祥一封《与肯堂先生书》，写给进士李应革，一封《与深斋书》，写给进士李应纲；文璧一封《与深斋先生书》，写给进士李应纲；徐元发《为文折两乡士民复李少司马梅翁夫子书》，回复李元鼎关于为文昌、折桂二乡减免税赋一事；刘绎《答李丈懋德翁书》，回复李懋德关于如何应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事情。

书信往来，体现的是先贤们关心国事民生的人文情怀和忧国忧民的崇高品德。

序言达29篇，更多地体现异地先贤对谷村李氏的夸赞与评价。他们通过谱序（10篇）、文献序（八篇）、祠序、集会序、书籍序、送别序等，表达对谷村李氏的敬仰与尊重。

书籍序中，有进士李奥（字幼蕴）的一篇《四书章旨通旨序》。《四书章旨通旨》一书，是李奥一生精研四书所得。他在自序中首先阐明了精研四书的用意，“义理无穷，愈求愈有，愈阐愈彰。孔子事功，贤于尧舜，孟子性善，养气等章，皆广前圣所未发。程朱气质之说，有功圣门，有补后学。自古论性，至此方明。备夫，非作者之未尽而述者之有加也，正以义理渊永，非作无以为述之地，非述无以究作之蕴也”；然后简述了研究的过程、目的，在于“敛会而欲其不差，遵承而欲其不悖……删改是正，脱藁数回，仅能成书。义理无穷，未知其可与，入道与否，因录而存之，以便观者且可藉手，以求正于当世之有道者，而非曰‘屋下架屋，床上安床’也”，其执著的精神可见，谦虚的品行也彰。

对李奥这部《四书章旨通旨》，同乡罗大经倍加赞赏，作有《四书章旨通旨序》，将李奥与孔孟程朱相提并论：“孔子贤于尧舜，何贤于尧舜？以六经之作也；朱子贤于周程，何贤于周程？以四书之述也。六经管摄众理，四书发挥六经，培三才之根底，寿万古之气脉。赫赫明明，渊渊浩浩，盛矣哉！庐陵有硕儒，曰实轩先生，李君幼蕴，气醇而行方，心潜而志悫，视四书若衾裘饮食，手钞口讲，昼诵夜思，所谓造次必于是，须臾不可离者也。沉涵之久，纲领愈明，探讨之深，节目毕露。提挈维络，融会贯彻，于是乎作通旨；条分缕析，句研字辨，于是乎作章旨。历年滋久，始克成书，盖亦尽心焉耳。然则四书固有功于六经，而通旨章旨又岂不有功于四书也哉？呜呼，斯道之在两间，如阳精之在天也，日日升而光彩常新，犹水泉之在地也，人人汲而清甘不竭”，推崇之尊、评价之高，十分罕见。

送别序中，明朝进士吕原《赠太平府训导方亨先生之任序》，盛赞李益（字阳德，号方亨）不慕名利而专心于儒业的品行，“夫一府地方千里，士之俊彦，多生其间，聚而教之，相与讲明周孔之道，以成其材，以需世用。君子之道，孰大于是？宜乎阳德，乐司训之就而不辞也，视彼较名之崇卑、商利之厚薄，分毫得失，萦于心者，大相径庭哉！阳德其益励焉，倘能恒坚素志，则他日儒道大行，亦将基于斯矣”，正是因为有了像李益这样忠实于教书育人的事业，国家才有希望，才有未来。

这些序，凸显了历代先贤的品德、业绩以及由此而赢得的无数荣耀。

在古代先贤的诗文作品中，谷村的祠、堂、斋、舍、楼、寺、亭、轩、景、盘、碑、坊、阁、陂、屋、学等，都成为他们笔下描绘或抒写的对象，作有不少“记”，文献中收录了40篇，以堂记居多，达13篇。这些“记”，用赞美的词句，夸赞谷村的事、物、景，借以赞美谷村先贤的品行、学识。

杨万里的《复斋记》，即称赞李次鱼命名书房“复斋”的用意：“余曰：心无放，焉有复？复无说，焉有记？抑吾尝观物有感矣。客有吴于家而蜀于游者，盖其所见天下之奇观，未尝有也。见天下未曾有，亦足乐矣，而有不乐焉？霸离焉？愁思焉？身在蜀也，心未始不吴也，何也？居者思行，行者思居也。思故归，归故乐。士之于学有如吴之家者乎？士之言人不可以孔颜也。此心，吾之家也。家焉，而不家其家；客焉，而不归其归。又从而尤之，曰：家不可归，惑矣哉！归之近者心必觉，其中充然，其外愉然。先生之学，以复为主，先生其初，不知为官之乐，今乃不知古人之远，先生之复，其近乎？其远乎？吾将候其愉然，以贺其充然也。”借赞美书房赞美其主人，由实物而及虚旨，言近而意远，言浅而意深，小中见大，外而及内，真名家手笔！

梁寅所作《谦谦斋记》，从《易经》引出典故，极赞李谦道创建书斋的意义：“夫谦者，人之至德。故《易》言：谦、亨，而六爻皆吉。初居下卦之下，则谦而又谦者也。其众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彖》亦曰：谦谦君子，利涉大川。又曰：卑以自牧，谦，尊而光，卑不可逾也。李君谦道，讳桂，居吉水之谷平。稳居教授，饬身慎行，与物无竞。年逾五十，恬然晦处，乃取《易》之义，名其燕息之斋曰谦谦。处下，岂人之所不能不为耳。孟子曰：徐行后长谓之悌。徐行亦岂人所不能不为耳。古人不云乎？江海之长百川者，以其能受众流也，益聚而益积也，益广而益深也；大而为蛟鼍，小而为虾鳝，靡不能容之。君子之谦谦，何以异于江海之下至下者乎？故能谦，则天地佑之，鬼神福之，人情好之，其受益宜矣。彼以满而招损者，其亦未之思乎？李君以谦自处，则无爵而荣，人孰逾之？仁义在躬，若被文绣，道德在心，如饱粱肉，固无羡于外物矣。君以勋臣之裔，而学行足以光其前。其宗人彦安（讳镇）称道之。而是，寅虽老疾，未能靓君子之容，而幸获知君子之德，故为书此，所以寓其敬向之意也。”梁寅仅听李镇说了李桂的品行，便写出这篇短小却精到的“记”，写出了李桂的特点：学识深厚、胸怀宽广，能容天下难容之人事，却不笑世间可笑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