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帕索斯之死

一、希帕索斯之死——学术观点之争

希帕索斯的死亡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论述，他死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内部的学术争论，无理数的发现足可见当时学术争论中的“无理”，学术争论正是体现学者的精神气质，也体现了具有科学思想的学者们之精神气质。

美国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在他的论文集《科学社会学——理论和比较研究》中论述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问题。默顿认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或者说形成了他的“超我”。显然，科学的精神气质的定义说明科学的精神气质有自我建制过程，这明显是与默顿的科学史外史研究路径相符合的。

默顿认为科学精神有四大气质：

（1）普遍性。在科学中，尚未被经验证实的假设不管其来源如何，都服从于先定的、非人为的标准，该标准是与观察和原先已经证实的知识一致的。对正在进入科学行列的假设的接受或排斥，并不取决于该学说倡导者的个人属性或社会属性，因此就与他的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毫不相干。

（2）公有性。科学发现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并被分配给社会全体成员。即使用人名命名的定律或理论，也不意味着它们被发现者及其继承人所独占，惯例也没有给他们以特殊使用和处置的权力。这种命名法，只不过是一种记忆方法和对发明者进行纪念的方式而已。科学家并不能对文化遗产提出所有权要求。

（3）无私利性。无私利性，既不等同于利他主义，也不对利己行为产生兴趣。求知的热情、无根据的好奇心、对人类利益的无私关怀以及许多其他的特殊动机，都为科学家所具有。无私性与轻信、盲从、欺骗、诡辩、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自我吹嘘）、滥用专家权威、炮制伪科学等格格不入。

（4）有条理的怀疑精神。科学坚持用经验的和逻辑的标准，审查和裁决一切科学假设和科学理论。科学向包括潜在性在内的涉及自然和社会的每一个方面的事实提出疑问，当这些同样的资料被其他社会设施具体化并且被仪式化后，科学便会与之发生剧烈的冲突。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坚持科学无顶峰、科学无偶像、科学无禁区，它反映了科学的谦逊态度和进取精神。它与反理性主义和集权制的管理针锋相对。科学精神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宽容之心。

希帕索斯所处时期科学还没有诞生，但具有科学精神气质的学者不乏其人。即使站在现在的角度上来看，希帕索斯对于有理数的充分性提出了有条理的怀疑，同时对于科学思想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或许他也有深刻的体会，不然他是不会冒死提出自己观点的。然而，他的惨遭溺毙，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内部科学精神的阙失。因为如果不是众多成员对于毕达哥拉斯的学术思想盲目的崇拜，他们是不会一致同意处死希帕索斯的。由此，我们不得不赞叹后来亚里士多德的伟大，因为他已摸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科学宽容之钥。

古希腊希帕索斯之死，也让我们不禁想起苏联的“李森科事件”。

何谓“李森科事件”呢？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是前苏联人，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李森科本是一个学识浅薄、无甚建树的宵小之徒。但他依靠钻营投机、献媚权贵、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卑劣手段，荣居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此后，他以首席科学家的淫威独霸苏联生物学界三四十年。他提出与基因学说相对立的遗传学说，并进一步将他的观点普及化而提倡米丘林生物学，从而也与全世界生物学界在思想上处于对立的位置。

李森科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

首先，他将自己的“学说”夸大为一种哲学体系，使之赋有一种社会政治内涵，因此其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不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政治功利，即完全服从于他的狭隘的政治需要。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为了给自己增添政治资本，他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择手段，弄虚作假，他的理论经不起任何科学理性的检验。例如，他反对施用任何化学氮肥而认为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才能取得好收成，但为了提高有机无机混合施肥实验田的产量，李森科却暗中施用了大量的化学肥料，因此，李森科实验田的产量并不能证明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法的优越性。诸如此类的伪科学，在李森科的“科学研究”生涯中屡见不鲜，它直接导致了苏联农业长期落后的局面。

其次，他给学术贴上了“阶级”的标签，真正的科学被扼杀，真正的科学家被逐出科学的殿堂。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科学界已经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一些自然科学的观点和科学家纷纷被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并由此引发了清查“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急风暴雨。李森科靠他灵敏的嗅觉，发现了这一政治动向，于是他处心积虑，把自己打扮成苏联著名科学家米丘林的继承人。他宣称：只有细胞才是遗传的单位，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在李森科看来，由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奥地利）和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美国）等人建立的西方遗传学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因此应该被禁止。李森科甚至把被誉为“20世纪生物学的路标”的苏联科学界泰斗瓦维洛夫（Nikolai Ivanovich Vavilov，1887—1943）诬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瓦维洛夫等科学家及其所有的遗传学研究，变成了“戈培尔的宣传工具”，被扣上“希特勒种族主义”的帽子。李森科甚至杀气腾腾地下令：“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1834—1914，德国）主义从我们的科学中消灭掉！”1948年的“八月会议”前后，多达3000名遗传学家、农学家、植物学家被诬指为“科学上的反动派”而遭逮捕、流放，当时西方科学界不约而同地将“八月会议”同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迫害等同起来。在李森科把持下，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苏联遗传学研究一蹶不振。20世纪60年代初，当世界遗传学已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巅峰状态之时，苏联遗传学还停留于细胞遗传学时代，整整落后了一个甲子！

历史不会重演，但却具有极其惊人的相似性！希帕索斯之死与李森科事件都是学术之争诉诸暴力和迫害的事件。然而，科学史上又何止于以上两个事件呢？

英国近代地质学关于地壳形成讨论中的“水成派”和“火成派”也曾大行全武斗。学术之争，原本是文章、观点之争，为何要“你死我活”呢？“水成说”也好，“火成说”也罢，其实都是正确的。这与光的“波粒二象性”一样。所以，我们何不宽容地对待每种学术观点，认真细致地求证，等待历史的检验。切不可轻易党同伐异，否则损害的是科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