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江右商帮的经营活动

第二节　江右商帮的经营活动

江西“商贾负贩遍天下”,他们走南闯北,随走随买随卖,遍布全国各地,远至海外。抚州爱国文人艾英南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乡人:“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10]

湖广是江西人徙居的一个重要地区,因相距较近,往来旅途方便,故“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云、贵、川也是江右商重要的汇集区。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外,江右商帮在福建、江浙、河南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出自江右商帮。(www.guayunfan.com)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很多江西人聚集北京,其中经商者居多。当时北京有41所会馆,其中江西会馆就达14所之多,位居第一。江西樟树商人几乎垄断全国的药品市场,所占市场份额有9/10,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江右商帮的商业活动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直至全国经济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拥填湖广

湖广毗邻江西,往来方便,“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湖广地广人稀,而江西地狭人稠,服役繁重。元末明初,江西就曾出现大规模向湖广地区的迁徙活动,史称“江西填湖广”。

迁徙到湖广的大部分江西人是农民,他们开垦荒地、种植稻田,造就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盛况。除了为生计的移民,在迁徙大潮中裹挟了大批“挟技艺以经营四方”的手工业者和逐利天下的商人。因江西与湖广之间临近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因此一些未脱江西籍的商人则大举进入湖广地区经商,并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地域性商人集团。湖广成为江西商人的重要活动区域,有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说法。

江西商人在湖广地区经营行业很广,各个行业均有涉猎,还对一些行业形成了垄断。江西商人广泛经营着湖北的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等行业,尤其是药材业,几乎为江西商帮所垄断[11]。现今湖北天门县居民中,他们的祖先大多是江西籍。从明代初年起,当时当地居民只有3000人,而其中大约有2100多人来自江西,且多为商贾。湖南的长沙、衡阳、湘潭也曾经是江西人聚居的地方。在湖南长沙的行业商帮,如盐帮、茶帮、钱帮和典当帮中都有江右商帮存在。与平民关系密切的百货日杂行业也有江西商帮的足迹,长沙城百年老店“吴大茂”就是江西籍商人在百货日杂行业中成功的典范[12]。在以渔业为生洞庭岳州府,江西商人所垄断其渔业。地处湘黔边境的洪江,鄂西的郧阳、钟祥等地“铃卒递羽檄,贩夫骈担肩”,其中的“贩夫”便是江西商人。江西商人在湖南还广建会馆,明清湖南各府县出现的仅以万寿宫为名的会馆就有104座[13]。

二、远走云、贵、川

江西人的移民脚步并没有停止在湖广地区,有些还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行进。一部分江西移民迁入湖广定居了若干年后,到清初移川高潮时,以湖广籍身份上川,产生了“江西-湖广型移民”[14]家族,产生了“湖广填四川”的现象。四川的重庆、叙州、龙泉驿、夔州、梓潼、松潘等地活跃着很多的江西商人。江西商人在四川建有300多个万寿宫。临川人李拱极,往返于云南、四川等地,以致成为巨富。金溪人李懋英,在外数年未归,他的儿子循着他的经商路线,走湖广,趋西安,越秦岭,最后终于在四川双流县父子相遇[15]。

江西商人遍布云南各地。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任云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在《广志绎》上说:“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居十之五六。”又说:“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16]据《皇明条法事类纂》上称,明代成化年间,仅云南姚安府就有江西安福县、浙江龙游县军民商人三五万人;临安府也有许多江西商人。云南金沙江一带的蛮荒之地,也成了江西人的迁徙集居地。明万历年间,在云南居住的人江西抚州人占半数。

在明清时期大批江西籍军民户入黔,江西的商人、手工业匠户随之进入贵州活跃在贵阳、镇远、松桃等地。《黔南职方纪略》说到贵阳的商人,最多的就是江西商人。如清代的水银生产基地回龙场和双流泉的汞商,江西、湖广商人占十之八九。贵州黔西南兴义白碗窑镇,也是在江西匠人的到来后,才发挥优势兴制瓷器。贵州许多汉族成分的家庭的族源是江西籍人氏,例如贵州绥阳县杜家堰坎,因杜氏家族祖居于此而得名。其一世祖杜凤便是于明万历年间由江西临江迁入绥阳。民国政要、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之朱氏家族,原籍江西临江府新喻(今新余)县擢秀乡,也是在清初康熙年间朱敬之、朱顺之兄弟入黔贸易迁居该地,现朱氏家族墓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7]。

三、纷至闽粤

自从隋朝开通京杭大运河后,从北京到扬州,再经长江由鄱阳湖口进入赣江直达赣州,然后翻越大庚岭的梅关古道便进入了当时南中国的对外交流中心广州。 “九江据上流,人趋市[18]利;南、饶、广信阜裕,优于建、袁,以多利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 粤之要区。”江西商人利用地理之便,活跃于福建、两广地区。

大批江西商人在广东谋生,建昌会馆遍布福建。他们在两广地区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茶业、典业、木业、药业等。

以前,江西地区都食淮盐,经过长途跋涉,日晒雨淋的淮盐运到江西价钱既贵,质量又差。大庾岭道拓宽后,很多江西商人便翻越梅岭到广东去购盐,销售到家乡,很多商人因此大发其财。

秋收结束后,江西人大多越过梅岭到广东做工[19]。建宁府盛产武夷茶,这里的茶农茶商大多是江西人,每年采茶时节,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做茶生意,或替茶商帮佣。

连州、高州等地有很多关于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钱的记载。他们将谷物当作放贷抵押物,在广东“坐放钱债,利上坐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获取高额的利润。

明末清初,建昌朱氏后裔及药商富豪为躲避清兵的洗劫,纷纷隐姓埋名逃亡福建,走上了“走福建吃药饭”的谋生道路。

江西商人在广西也很活跃,大批江西人在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地经商,江西商人常往来南州等处,兴贩物货;每当农事完成以后,就拿着土布到广西地区去卖布买牛,称之为“作冬”,江西商人到广西经商对广西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纵横长三角

江浙皖三省也是江西商人活跃的主要地区。江西经赣江、过九江东下即可到江浙皖地区。便利的交通使他们频繁往来于长三角地区。江西商人将本地出产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纸张、木材、烟叶、桐油、茶油和靛青等货品运往江浙皖,与其盛产的食盐、丝绸棉布等商品交换,各取所需。

江苏的扬州是江淮百货的集散地,据万历《扬州府志》中记载,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中有许多江西商人。江西物产丰富,商人将这些物产沿长江运往扬州,其中有木材、茶叶、蜜橘、瓷器和乌骨鸡等。到明清时期,两地间的通商更加频繁,以食盐为主,其中江西商人周扶九、萧云浦和廖可亭三人位列清末扬州八大盐商之中。

江西商人还在江北的盱眙、泗州,江南的南京、苏州、杭州、衢州等地开店设铺或辗转贩运。安徽庐阳“尤多药物,江右、江南商贾咸集聚焉”[20]。唐德宗时,江西商人大量捐款捐物维修安徽九华山化城寺。苎麻、蓝靛和竹纸等在浙江山区产量丰富,吸引着江西商人深入山区去采购。

五、雄踞京城

江西商人在北京地位举足轻重。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说:“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

江右商帮在京城主要经营瓷器、茶业、纸张布匹、书本和药材等,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万初、清江潘云谷携墨售于京师。贵溪倪文宝、鄱阳童某以制毛笔为业,所制之笔也远销至京城。北京故宫、圆明园、颐和园等中华古建筑的设计建造者均为江西的雷氏家族。

江西商人每到一处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在当地建造会馆。据统计,明代江西在北京的会馆数为14所,占各省在京会馆数目的34%,居各省之首。其中,浮梁会馆建于明朝永乐时期,其他的如南城会馆、广丰会馆等始建于嘉靖中期。清光绪时期,江西在京会馆数为51所,比重为12%,相比于明朝虽有所下降,但其数目仍为各省之最。

六、扬帆出海勇闯全球

不仅国内,周边国家也有江西商人的身影,印证了其“负贩遍天下”的称号。江西有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等诸多产品出口国外,为江右商帮出国经商创造了条件。

清人衷干《茶市杂咏》记述:“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江西茶商 将茶叶由江西河口镇等地经信江水运入鄱阳湖,转长江至汉口,然后溯汉水北上至襄阳,转泗水(今唐河)北上赊店,再由赊店改陆路,经太原、大同分别到张家口,穿越戈壁大漠,直至俄蒙边界的“买卖城”恰克图或大库仑(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甚至到达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21]。这条“茶叶之路”全长5000多公里,是江西茶商辉煌历史的见证,也是江西人勇闯国外的有力证据。

“万寿宫”就是记录江西人出海到东南亚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海外经商的最好见证。在印度尼西亚,早已有供奉许真君的中国庙,江西人从中国内地购进许真君铜像放入三宝垄大觉寺内。江西庐陵欧阳修后裔欧阳云台在日本经商多年,最终成为豪富。明末天启三年(1423年)他捐出6000坪土地在长崎建兴福寺,由浮梁瓷商真圆禅师为住持首创江、浙、苏三江会馆,并逐步扩大到东京、大阪、横滨、函馆以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国内许多城镇。

江西丰城人筱塘裁缝杨永清带领丰城、南昌大批商人手工业者搭乘荷兰轮船万福士号,渡海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从事各种手工业,种植橡胶、金鸡纳霜,获利巨大。他们在马来西亚兴建三江会馆、在新加坡建万寿宫。近百余年来,这座气势巍峨、壮丽绝伦的江西会馆依旧耸立,成为当地一个标志。在菲律宾的碧瑶市,江西人所建的万寿宫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景观[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