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智慧的构成要素

个体智慧的构成要素_智慧信息

特征智慧是由诸要素构成的功能结构体，它的性质及其变化、发展的状况直接受制于构成特征智慧的各要素的特点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征。因此，在分析特征智慧的差异之后，必须再对构成人类特征智慧的各要素作一研究，以使对人类智慧的要素与特征获得更完满的认识。通过对人类既有的人类特征智慧的剖析和研究，我们发现元认知、知识结构、思维特点、智慧符号和智慧的主体价值等要素是任何一种人类特征智慧构成都必须具备的，缺一不可。然而，它们在人类智慧之中所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发生作用的途径又各不相同。

一、元认知

元认知是个体对自己的认知活动的认知。元认知由三种心理成分组成：一是元认知知识，主要包括个体对自己或他人的认知活动的过程、结果等方面的知识；二是元认知体验，指伴随认知活动而产生的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三是元认知监控，指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以自己的认知活动为对象，进行自觉的监督、控制和调节。元认知监控主要包括确定认知目标、选择认知策略、控制认知操作、评估认知活动并据此调整认知目标、认知策略和认知操作等环节。元认知监控是元认知最重要的心理成份。思维过程的元认知又是在长期价值活动中积淀而形成的关于某一事物的价值信念、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规范的稳定的智慧模式，是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性质与意义在意识中的反映。它是价值关系、价值创造活动和评估活动的经验的理性积淀和内化。在智慧活动中，首先，它使知识性的概念、观念构成或显现为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框架成为可能；其次，它渗透、灌注于智慧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影响、规范和调整着主体智慧的选择与指向。总的说来，元认知借助价值体系在人类特征智慧的深层起着作用，具有强烈的定向、选择和调节功能。元认知对人类特征智慧的作用，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

（一）元认知是建构人类特征智慧的“内聚力”

人类特征智慧的各因素只有自组织化、内化、定型化，才不至于离散、孤立，才能建构为人类特征智慧。人类特征智慧的组织、建构的原则，不仅是由客观对象的结构及其属性所规定，而且也为主体元认知所制约。因为人的智慧不仅反映现实，而且表明主体的态度，所以，主体总是从自己的愿望出发，以特定的价值观念来进行人类特征智慧的建构。这就是说，主体的元认知在人类特征智慧的建构过程中，起着一种聚合作用，它能使离散的、相对独立的知识结构、情感结构等凝聚、定型为具有一定思维指向的人类特征智慧。这样，在人的精神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元认知一旦更新，必然会引起人智慧的颤动、裂变，甚至各构成要素就会相互离散，从而带来特征智慧的改建或重组。

（二）元认知决定着智慧的指向

智慧活动是有其内在价值指向的活动。在智慧活动中，人不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器和储存器，而是运用特征智慧有选择地接收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这就说明，特征智慧具有一定的指向功能。然而，面对各种各样的刺激信息，特征智慧从什么角度、在什么层次上进行选择，以及选取什么、舍弃什么，这不只是取决于特征智慧中知识结构的性质，而更主要的是取决于主体的元认知所做出的价值判断。特征智慧总是选择与其价值观念相符合的客体信息，而舍弃与其不符合的客体信息，从而使智慧的内容带有元认知价值规定、价值倾向和价值色彩，成为对人“有用”的智慧。

（三）元认知影响智慧的程序与智慧的方法

这里所说的元认知并不是指主体的一般价值观念，而是主体的元认知监控在智慧活动过程中所施加的影响，体现在主体对客体信息的价值判断与选择等问题处理的元认知监控过程中。主体进行思维的过程即是对客体信息加工整理制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元认知监控要对所涉及的一系列客体信息进行价值判断，解决诸如：信息的性质怎样？信息有无价值？等等。由于元认知监控与主体的利益直接相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主体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积淀在思想深处的，因此，它对主体智慧活动的作用常带有自发的性质和特点。

二、知识结构

知识总是按照一定的结构而存在的，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或层面上来分析和规范知识。从横向上来看，可以将知识（结构）规定为知识系统中知识数量、知识种类、知识层次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样式；从纵向上来看，可以把知识（结构）划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内容主要是主体在认识活动中所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如“形而上学”、“辩证法”、观察、比较、分析、归纳和演绎等方法。表层结构的内容是为上述这些方法和原则所统摄的知识。从知识反映、把握对象的程度上来看，可以将知识分为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知识结构和主体的关系，总是具体的，待定的知识结构总是与特定主体相对应。因此；对于特定主体来说，只有为他所掌握的并与其特定活动对象具有内在联系的知识，才能成为他的知识结构的内容，这就说明，知识结构是因人而异的。作为特征智慧基础性因素的知识结构对智慧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具体地说，知识结构对智慧的影响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认识和分析。

（一）制约着智慧总体规模的大小

知识结构中知识数量的多少制约着智慧总体规模的大小。知识既然是对世界认识的结晶，反过来，它也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出发点和阶梯。一种新知识的形成，就为人们的智慧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主体所具有的知识愈多，能够加工的客体信息量就愈大，在认识活动中产生的新知识也就愈多。随着新知识的不断输入与增加，智慧的内容也就更为复杂多样，相应地是主体智慧容量。智慧空间获得新的拓展，智慧视野得到新的增加和开启。相反，知识数量少，必然导致主体智慧总体规模的狭小，限制主体的智慧视界。

（二）规定了智慧的性质和功能指向

知识结构所包含的知识种类在总体上规定了智慧的性质和功能指向。由各种不同种类的知识构成的知识结构，其内容和性质是不同的，因而以不同知识结构为基础的特征智慧，不仅在内容上呈现出质的差异，而且在功能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即不同的知识结构对智慧活动具有不同的规范作用，能导致不同的智慧结果。

（三）制约着智慧应对客观世界的深度

知识结构中知识层次的高低制约着智慧应对客观世界的深度。主体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因其反映客观世界的深度不同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在知识结构中表现为不同的知识层次。由较高层次的知识结构构成的特征智慧，其系统质也高，能更深刻地反映客观世界。反之，知识层次低，那么，由较低层次的知识结构所构成的特征智慧的系统质也就较低，对对象的反映与把握也就相应地浅一些。总的说来，在一般情况下，知识层次与主体反映客观世界的深度成正比，知识层次愈高，对客体的认识也就愈深刻。

（四）制约着主体智慧的强弱

知识结构中所含的知识数量和质量制约着主体智慧的强弱。虽然知识（结构）并不等于智慧，但智慧必须以一定的知识、知识结构为基础、为依托，并由此转化而形成的，这是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具体表现。一般而言，主体的智慧是与主体知识结构中知识的数量、种类和质量之间具有一致性。主体知识结构中的知识数量大、种类合理。质量高，那么他的智慧相应也就强，反之，就弱。总之，知识结构从智慧的总体规模、性质和功能指向、反映世界的深度以及强弱等方面制约并规定着智慧，构成了人类特征智慧的基础。^[30]

三、思维的功能特点

思维的功能特点，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其看作是思维定势、思维运行模式、思维风格和思维策略的总和。

（一）思维定势

思维定势是指智慧活动开始前的一种认识态势，即主体先有的意识状态，如思维的功能结构，认识图式，认识的心灵状态等等。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学习、工作大多数处在常规问题的情境中，因此，每解决一次问题，那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方法、思路就在我们的大脑中烙印了一次。随着一次一次地重复，这种特定的思维过程和特点就成为习惯而被固定下来，以至于以后任何事物出现时，人们都首先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沿袭着先前的思维习惯思考下去，即不管研究什么对象，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都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去进行，形成习惯思维。它对解决常规性的问题、进行常规性的思考较为有利，而且一旦遇到其他问题，也首先用它来进行思考。有位心理学家说：“只会使用锤子的人，总是把一切问题看作是钉子。”这种习惯内化到并且积淀到思维中，便形成了思维活动的一种惯性，一种倾向，一种态势或架势；便成为一种思维特性。不带任何惯性、倾向和态势的思维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些思维活动，如在创造活动过程中性的思维“一反常态”，正好表明它是另一种倾向和态势。总之，惯性、倾向、态势，乃是人类思维的本质表征。这也是通常所说的“认识框框”的主要部件。这种惯性、倾向和态势，在展开认识活动之前，便已存在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头脑中的。随着认识活动的展开，它便表现了出来。我们常说的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就是这种定势的差异反应。

（二）思维运行模式

思维运行模式指认识运行中的方向、路径、形状、信息加工特点，等等。思维活动必然按照一定的方向和路径行进，由一个环节、阶段向另一个环节、阶段过渡，形成有序的流向。思维定势和思维运行模式是紧密相连的。也可以说，思维定势中已包含、隐藏或决定着思维运行模式，思维运行模式是思维定势的显现和展开。思维定势是有结构的。思维运行模式和智慧的关系，就像功能和结构的关系那样，功能总是结构的显现。但它们又不完全相同。从一定意义上说，思维定势是人类特征思维的静态表现，只是一种态势；思维运行模式乃是人类思维的动态表现，在这里，态势转变为动势。静态方面和动态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表现人类特征智慧。思维运行模式有起点形式、过程形式和终止形式。思维运行模式是这三种形式的统一。一个特定的思维过程总是从外界信息和内储信息汇总出发，具有一定的指向性。思维运动的方向、线路、途径和程序是思维运行模式的过程。而思维运行模式的终止形式是思维成果的证明形式。

思维运行模式反映了思维过程中的转换和灵活应变的特征。思路畅达者，其思维活动触类旁通，灵活多变，不受定势和功能固着的束缚，能从一个方面通达另一个方面。顺应事态的变化而采取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举措。审时度势，及时发现潜在机遇，舍末求本，构筑最佳方案。月晕知风、缸润知雨、见微波而识暗流，闻强歌而明情思，这已实属不易，但也只是中等智力水平。要能在顺境中觉察危机，事先构想智谋方案，安排好回旋的余地，不是应变化而变，而是先变而待变，才称得上是上等智力。思路的畅通与豁达，会使得原本是“山穷水尽”的处境转化为“又一村”。^[31]

与思路畅通相反的是思路障碍，是指思维进程中思维连续性和广阔性的异常。正常人的思维是连续的，清醒状态下发育成熟的大脑皮层始终保持一定的兴奋性，概念的出现一个接着一个，按一种固定的思路，朝着既定方向进行联想，绝不发生某一思路到另一思路的跳跃或思路中断。一个人在形成一个新概念或解决一个新问题时，需要积极思维，周密地考虑、正确地判断，既要全面又要考虑重要细节，既注意问题本身又不忽略与此问题有关的一切条件。这取决于一个人脑中优势兴奋中心区域的大小，两半球兴奋中心区内容易形成新的条件反射，产生新的联想，使联想通路增加。思维的广阔性也与一个人已掌握的知识和经验的多少密切相关，缺乏丰富系统的知识经验，就会舍本求末、粗枝大叶，无法细致地发现并明确问题。在某种遗传、代谢、心理或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出现精神障碍时，思维连贯性及广阔性就会受到影响、产生思路障碍。

正常人思维运行模式尽管复杂，但概括起来只有三类。在思维起点，思维一般都朝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就像指南针的朝向。但一旦进入信息编码阶段，思维的朝向就有可能改变。顺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叫做顺向思维；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已有的全部信息和条件，人的思维朝相反的方向发散，寻求问题解决的办法，这就叫反向思维；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明确主客观条件，如果不宜单纯采取正面或逆反的策略，就必须适应对方与外部的多重关系，采取迂回曲折的方法，利用、改变或者创造外部条件，间接作用于对手这就是迂回思维。

（三）思维风格

思维风格是个体习惯化的信息加工的方式，俗称的思维方式即此之谓。按照斯腾伯格的观点，思维风格是指人们所偏好的进行思考的方式。思维风格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偏好的表达和使用一种或几种能力的方式。因此，思维风格如何，智慧风格就如何。思维风格也与静态的、单一的人格特质不同，是与如何运用智能的有关的禀赋联系在一起。思维风格是个体在长期的思维活动中形成的、稳定的心理倾向，表现为对一定的信息加工方式的偏爱。个体常常意识不到自己存在这种偏爱。例如，在获得信息时，有人喜欢从外部环境中寻找，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有人则从思维目标本身中探索，不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回答问题时，有人倾向于迅速回答，有人则只在有把握时才回答问题；在考虑问题时，有人重视细节，有人则重视整体。

思维风格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任何思维风格都有其优点和不足。在思维多个互为依存的现象中，如求同与求异、发散与聚合、横向与纵向等等，每个现象都与其他现象相依存，并且只能在与其他现象的转换与自调中存在。转换也是思维风格，是指一个亚结构以生成规则为依据，有序转化为另一个亚结构。如在处理各种复杂事物和人的问题时，既要弄清其微观的、细节的、量的准确变化，掌握好“度”，又要注意从宏观上、整体上，系统地把握其各层次、各因素、各方面质的变化与飞跃。钱学森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地触类转换，他说“跨度越大，创新程度越大”^[32]思维转换跨度大，可以灵活而迅速地转换于“虚体”与“实体”之间，完成创新。自调性是大成智慧学创造过程的切换功能，指在创造不同阶段如准备阶段、酝酿阶段、明朗阶段和验证阶段能进行意义的切换和调节。

（四）思维策略

思维策略是指导思维活动的计划、方案、技巧或窍门。人脑的信息加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瞬间进行多种操作，为了顺利地加工大量的信息，人只能按照一定的策略在每一时刻选择特定的信息进行操作，并将整个思维过程的大量操作组织起来。因此，思维策略对智慧活动的有效进行是十分重要的。如有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个县令要求精确地算出本县的面积，而该县的边界弯弯曲曲，犹如蚯蚓，用通常的方法难以计算。一个木匠却想出了巧妙的方法，他将该县地图画在一块平整、光滑、均匀的木板上，然后称出该木板一平方厘米的重量，再称出这块“木板地图”的重量，根据两者重量的比较，轻易地算出了该县的实际面积。这种把量面积，算面积问题巧妙地转换为“称面积”（称木板），由于木板重量易得，由此“称出”了该县面积。这就是解决问题的置换策略。思维策略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在古今中外令人拍案叫绝的神机妙算中，凝聚着文韬武略的精神。他们或者思圆行方，理事圆满、周全或计谋老辣，令死灰复燃，江河倒流。但也有些使人咋舌的事态变故，非人的初始所料，却也是鬼斧神工，足以使人拍案叹绝。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李代桃僵等三十六计就蕴涵着丰富的思维策略。

（五）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人们通过思维活动为了实现特定思维目的所凭借的途径、手段或办法，也就是思维过程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思维方法属于思维方式范畴，是思维方式的一个侧面，是思维方式具体而集中的体现。思维方法是由诸层次、诸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按其作用范围的不同，可以把思维方法划分为三大层次：一般的思维方法、各门具体科学共同的思维方法和各门科学所特有的思维方法。常用思维方法有：1、发散思维法——它是根据已有的某一点信息，然后运用已知的知识、经验，通过推测、想象，沿着不同的方向去思考，重组记忆中的信息和眼前的信息，产生新的信息。它可分流畅性、变通性、独创性三个层次。2、聚合思维法——又称求同思维。是指从不同来源、不同材料、不同方向探求一个正确答案的思维过程和方法。目标思维法——确立目标后，一步一步去实现其目标的思维方法。其思维过程具有指向性、层次性。3、逆向思维法——它是目标思维的对应面，从目标点反推出条件、原因的思维方法。它也是一种有效的创新方法。4、移植思维法——是指把某一领域的科学技术成果运用到其他领域的一种创造性思维方法，仿生学是典型的事例。5、联想思维法——相似联想、接近联想、对比联想、因果联想。6、形象思维法——通过形象来进行思维的方法。它具有的形象性、感情性，是区别于抽象思维的重要标志。7、演绎思维法——它是从普遍到特殊的思维方法，具体形式有三段论、联言推理、假言推理、选言推理等。归纳思维法——它是根据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的原理而进行推理的一种思维形式。

思维定势、思维运行模式、思维风格思维策略和思维方法是靠其内在结构才发挥其功能作用的，换句话说，具有结构及功能特点的思维定势、思维运行模式、思维风格、思维策略和思维方法才构成人类特征智慧。

四、智慧符号

智慧活动必须通过概念等基本的思维形式进行，但“纯粹”的概念是一种无定型的精神性的东西，它还必须借助于它的代替物——物质性的、可感知的符号（语言、文字等）而获得完善并得以显示。不然，人类既无法使自己的思想清晰化，更无法做到互相交流和沟通。

人类的语言（文字）就是人类最普遍地使用着的符号系统。其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是自然语言符号系统，是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在劳动和生活交往中逐渐产生的，彼此约定俗成的具有承载意义的信息符号系统。自然语言是某一社会中历史地形成的一种民族语言。它以特定的语音、文字作为存贮和传递社会集团所需信息的手段。这种手段是人类在一切活动中交流思想、认识、感情、意志所必需的。思维与语言具有共生性。无论从个体心理发生学的角度，还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语言和思维都是同步发生的，没有一个先后问题。无论是直观动作思维、形象艺术思维，还是抽象逻辑思维，都无一例外地需要使用语言。语言对思维具有巨大的作用。没有语言的思维，和没有思维的语言一样都是不可设想的。首先语言贯穿于智慧活动诸因素之中，不管是大脑机能的开发，还是感觉的转换，记忆的产生，知识的储存，逻辑的建立等等无一不是依赖语言符号。其次，思维过程就是语言过程。有的人在思维的过程中习惯发出声音，这就是外部语言。而更多的人在思维过程则习惯默吟，这就是内部语言。可见，智慧活动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进行。智慧活动过程在头脑里出现的是事物的符号，只有用语言才有可能把某种属性从被认识的一些事物中抽象出来，也只有语言才有可能概括出一类事物的一般属性，并用词把它们记录下来，也就是用词来标志事物的一般属性，因此，智慧活动高度的概括性和间接性，是借助于语言实现的。这表明语言与智慧活动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元素，人们借助这种元素在大脑里进行排列和组合的过程。在思维的整个过程中，头脑里表现为词或概念之间种种联系。这些词或概念是物的代表。因此，思维过程当中的语言符号之间的联系，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思维过程的逻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主观的，所以需要经过实践去验证。自然语言符号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多义性、歧义性、语法结构不够严格和统一。这些特征一般并不妨碍社会信息的交流，而且还能有助于以诗歌等文艺形式表达思想、感情。但在抽象思维中，如果完全运用自然语言符号来表达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就会引出差错甚至悖论，而成为不可容许的缺陷。而且，在用自然语言符号系统来表达事物的复杂关系的规律时，常会显得累赘而笨拙。这样，形式就成了内容发展的障碍，必须改进形式来促进内容的发展。

语言系统是思维活动的“中介”，即实现智慧过度或“内化”的媒质。“语言系统”是人类智慧不可缺少的中介或媒质。也就是说，人类智慧是通过语言这一特殊的符号系统而实现的或完成的。没有语言系统这一中介系统，那么，人类智慧就缺乏转化的“桥梁”，同时，也难以深入地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在同一实践活动中会形成不同的智慧特点。由于语言系统是内化为智慧不可缺少的中介，我们可以说语言（系统）对人类智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语言是构成人们智慧活动的基本单位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工具。无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语言，还是科学研究活动中的符号化的语言，都是人们进行智慧活动不可缺少的信息载体。智慧活动的实质即是剥落掉语言的形式，指向语言所指的内容，确定其意义。离开了语言，智慧活动就无法进行。语言之所以能在实践与智慧之间架起“桥梁”，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化，是由于语言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它具有形式的主观性和内容客观性双重特征。人们在进行智慧活动之时，正是凭借、运用语言来对信息加以吸收、编码与变换操作。然而人们对信息的吸收、编码、重组即操作又不是随意而为的，必须顺应语言符号的结构特征，遵循语言的构成规则。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在自然语言符号系统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了人工语言符号系统。即各学科的专门科学术语，用以表示严格定义的科学概念，表示事物之间的特定关系和运动变化规律，使语言符号保持其单义性、无歧义性和明确性。例如，当说“氧”的时候，人们不知道是指氧元素还是氧气，但人工语言符号O和O2就可作出明确的区分。这种新的术语的引进，和旧的用语、词汇在新的、专门的意义上的使用（如“力”、“功”在科学中的重新定义），便构成了人工语言符号系统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科学行话”阶段。

人工语言符号系统发展的第二阶段叫形式化语言，它实际上是以数学、数理逻辑符号语言为蓝本的科学语言。形式化语言的外在特点是：以紧凑性和可观察性为特色；在这些语言中不仅提供了原始的标志（语言字母），而且准确鲜明地定义了建立名称和含义表述的规则，定义了把一些表述（判断、公式等符号系列）变成另一些表述的规则，因而，形式化语言比原来的人工语言，形式化程度更高，并具有更大的精确性与普通性。由于各门科学的语言从类型上说基本上是描述性、断定性而非评论性的，在描述性语言中又以分析陈述为主，这样各门科学就更有可能充分利用形式化语言，来表达自己深刻复杂的内容并进行演算化的推理。正如玻恩（Maｘ Born）所说，运用科学符号形成的“思维结构”，仿佛是事物本质的“镜象”，“符号是深入到现实背后的自然实在里去的方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现在又有了能被计算机识别的形式化语言——计算机语言。人类还在努力开发具有更强的符号处理功能的智能机，使人的思维过程进一步做到机械化，自动化，这将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新飞跃，也是语言符号发展的一个新飞跃。

有学者认为，导致中西智慧特征差异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西方人思维时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的不同。他们认为，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在这里可以说明中西方智慧特征的差异。因此，“当选择了某种语言的时候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智慧，语言规定了智慧样式。”^[33]智慧样式的变迁。在引起智慧样式变革的诸多要素中，体现得最明显、最直接、最集中的就是语言的革新和发展了。语言的变迁，特别是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语词的变迁，从表层上来看，是一个时代、时期人们在其智慧活动中用以总结、概括事物、现象的工具的变化；从深层上来看，则反映出人们进行智慧活动时思维的框架、思维的重点、思维的方法等一系列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换句话说，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它不仅能折射出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点与兴趣之所在，也能反映出一定时期或阶段，人们的思想、思维活动的关注焦点。

总的说来，引起智慧样式发展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复杂系统。复杂系统中，除元认知、知识、符号外，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也都对人们的智慧样式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职业、年龄或社会心理等因素，也都对智慧样式的变化发生影响。

五、智慧的主体价值

智慧具有超越性的品质，智慧的本质是自由的。智慧的对象主要是人的世界，是人生世界，是人的理性世界、价值世界和实践世界的统一体。智慧同人生的成长和成熟，同人的命运、发展、解放等是密切关联的。智慧的命运也就是人生的命运，智慧的发展也就是人的发展，智慧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

（一）智慧的主体性

人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地由自发的主体走向自觉的主体，由群性主体走向个性主体，由个体主体走向人类主体的世界。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本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由于智慧是关于人生的真理性、价值性的认识和实践，因此，它总是与人的自由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智慧的自由自觉也就是人的自由自觉，也就是人的发展与解放。智慧是人的独立个性、主体经验、思维力、判断力、批判力、创造力等方面在实践中的集中反映。由此，智慧在本质上体现了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体现了人的主体性。“智慧是对宇宙人生的某种洞见，它和人性自由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34]

从根本上讲，智慧的主体性表现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大智慧的人通常都具有独立的个性和自主的人格。智慧的主观能动性既是智慧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智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智慧的主观能动性隐含着智慧的个体性、价值性、非标准性、非强制性、非限定性、非确定性等一系列在现代知识概念中少有的属性。高清海教授认为：“人的双重生命（指种生命和类生命）使人具有自我主宰、自我选择、自我调整、自我校正自己行为的能力，这也是智慧的特征，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生命的这一能力。”^[35]哲学家冯契曾将金岳霖先生的“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扩充为“得以现实之道还治现实”，而这个“得以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必须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我”。冯契主张：“人不能在自然面前处于奴隶的地位，而应该通过斗争认识自然以求支配自然；人也不能与自然为敌，不能摧残自己的内在自然（人性），也不能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人性和天道的交互作用，达到天和人之间动态的统一。”^[36]

（二）智慧的价值性

智慧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人的认识虽然是以求真为目的，但却离不开善和美。理性虽是人的本质力量，但“理性不是干燥的光”，理性从来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必须不断地保持与感性世界的联系。更何况，感情、意志、想象甚至欲望和本能，也都是人的本质力量。人类达到自由的努力，就是以自身为目的，做到真善美的统一，使人性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智慧的最高使命是对幸福人生的不懈探求，发现幸福并追求幸福应该是智慧的命运。

智慧不仅关涉人的理性发展，而且关涉人的情感、态度、意志、信仰的成长。智慧决不排斥人的情感、态度、意志和信仰，因为智慧本身就是人的情感、态度、意志和信仰的合理表达。科学往往只关注理性世界，而智慧则还需关怀意义世界。理性世界对人生的理解和解释总是很有限的，只有将理性世界与意义世界统一起来，才能完整地理解宇宙和人生。

事实上，智慧总是与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下，聪明往往并不呈现出特定的价值取向，它是中性的。它既可能是善良的聪明，也可能是邪恶的聪明，或是兼而有之。智慧则不同，当我们爱智慧的时候，我们是在爱真理、爱美善，而正是这种“爱”表达了人性之中那种进取的、健康的、美好的价值态度和情感意蕴；智慧的终极价值表现为真的价值、善的价值和美的价值的和谐统一。

通常，我们只是在“真”的意义上认识智慧，而很少在“善”和“美”的意义上理解智慧。其实智慧本身就是一种善，更是一种美。莫里斯·梅特林克指出：“只有当知识转化成美德和善行时才是真正的智慧。”理性的大门向智慧轰然开启了，然而最高的智慧并不是存在于理性之中的。理性所诞生的是正义，智慧却来自美德；而美德本身，正如普卢塔克所说的那样，会延伸到正义永远都无法达到的地方。

对此，于树贵先生提出了“伦理是一种智慧”的观点。他说：“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那么我们不妨说，伦理学是使人明智的学问。应用伦理学是一种使伦理智慧通过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与行为程序得以实现的智慧。”^[37]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智慧是一种德性和德行”。

或许，智慧价值的最高形态就是一种“爱”，即对真理的热爱，对善良的热爱，对美好的热爱。

【注释】

[1]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周天海：《智力理论研究选评》，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3]皮亚杰著，洪宝林译：《智慧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5]洛克：《教育漫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怀特海．：《教育的目的》三联书店，2002年版。

[7]罗素．：《教育与美好生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1-1402页。

[9]靖国平：《论智慧的涵义及其特征》，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年02期。

[10]靖国平：《论智慧的涵义及其特征》，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年02期。

[11]赵汀阳：《知识、命运和幸福》哲学研究，2001年第8期。

[12]侯莉敏：《儿童生活与儿童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13]侯莉敏：《儿童生活与儿童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14]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6]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7]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伽达默尔著，薛华译：《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页。

[19]黑格尔著，贺团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页。

[20]黑格尔著，贺团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8页。

[21]陈中立、杨楹、林振义、倪键民：《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216页。

[22]张厚粲：《心理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23]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5]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6]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7]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8]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9]程跃：《潜能发展心理学及潜能教育．上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0]陈中立、杨楹、林振义、倪键民等著：《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第150-16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1]邱章乐、杨一华：《变通思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32]杨春鼎：《形象思维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33]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4]冯契：《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5]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6]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7]于树贵：《伦理是一种智慧》，哲学动态，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