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师范大学前身——东北教育学院校址
中国古来即有“天地君亲师”的尊者之谓。师之尊，在于播撒良知，垦育万众心田；师之大，在于行为示范，引领风气之先。沈阳师范大学的发端处，恰有这样的三位大师擎旗掌舵。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恢复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被提到议事日程。1951年5月21日，东北教育学院被批准成立，院长由当时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兼任，校址设在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西路二段，后于1952年迁至皇姑区维德街（现辽宁中医药大学所在地）。
董纯才这位东北教育学院的首任校长，不但在学院创建之初立下汗马功劳，还在中国的科普事业上卓有建树。
20世纪30年代，董纯才追随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参加组织“科学下嫁运动”，创作了200多万字的科普作品，并最早把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法布尔的《昆虫记》、《科学的故事》等科普名著经董纯才翻译，深受我国读者的欢迎。
“文革”时期的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毕业照
1937年，董纯才到达延安，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科普作品。其中《马兰纸》尤值一提。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给边区的经济和军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延安纸张缺乏，边区人民就利用当地大量野生的马兰草造纸，获得成功。
《马兰纸》写的就是用马兰草造纸的故事。文章以散文的笔触，饱含深情地赞颂了马兰草在恶劣环境中顽强抗争的不屈不挠的品格，隐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敌人和顽固分子封锁、不怕日寇疯狂肆虐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科学小品《马兰纸》不仅受到边区干部群众的喜爱，还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
在登上东北教育学院的舞台后，董纯才所倡导的要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理念，也化作了这所大学的深厚底蕴。该学院于1951年6月至1952年1月和1952年3月至1952年9月，招收了两期训练班，主要学员为东北各省市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及有培养为行政领导干部前途的教师共计400人，并在毕业前分别到东北各地中学开展了教育普查和研究，为东北地区初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3年5月15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下达了《关于调整、整顿东北区师范专科学校的指示》，将辽东、辽西、沈阳、旅大、吉林、松江、黑龙江等七所师范专科学校调整合并为三所院校，即东北教育学院、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及大连师范专科学校。由是，沈阳师范专科学校和东北教育学院合并，院长由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车向忱兼任。同年九月，根据教育部要求，为统一师范院校名称，东北教育学院更名为沈阳师范学院，郭沫若亲笔题写了校名，院长仍为车向忱，副院长由吴伯箫担任，并兼任党总支书记。
1965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半工（农）半读运动。沈阳师范学院别离故园，搬迁到朝阳边杖子公社姑营子大队办学。
1978年，辽宁第一师范学院迁回沈阳办学，但由于市内无法安置，只得暂时在沈阳市北郊的新城子区兴隆台乡（当时是公社）办学。
车向忱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教育家。1925年起，车向忱在沈阳从事平民教育和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他联合了一些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先后组织了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辽宁平民常识促进会、辽宁国货公司等群众团体，并任主要负责人。他以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和穷干、苦干、实干的精神闻名，被誉为“东北的甘地”。
“九一八”事变前夕，车向忱赴北大营，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劝说老朋友、东北军陆军独立第7旅旅长王以哲抵抗日寇，并说：“一旦日本人开了火，你只要能坚持抵抗3天，我们马上组织义勇军支援你们。在群众方面，发动两三万人抗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事与愿违，对于日军的侵略，北大营官兵听从南京命令未予抵抗。
于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车向忱撇下妻小，联络了东北大学的张希尧、宋黎、苗可秀等40多名学生，怀着报仇雪耻、收复东北的急切愿望，相继奔赴北平。数日后与在北平的东北知名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等好友共同发起建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研讨如何支援在东北坚持抗战的各路义勇军。1932年1月4日，车向忱自告奋勇，决定出关潜入敌后，联络各股义勇军。
1932年2月，车向忱化名杨秀东，装扮成卖药先生，把救国会和张学良用白绫子写给义勇军的委任状及密信藏在贴身棉衣里，由宋黎、李述全陪同，北上慰问各地义勇军。
车向忱一行经大连、庄河、安东（今丹东），到达凤城，找到了邓铁梅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代表救国会表示慰问，把救国会的委任状交给邓铁梅，还将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介绍给邓铁梅做秘书长。随后又踏着积雪覆盖的辽东大山，到达临江八道江，见到了正酝酿举义的唐聚五。车向忱代表救国会向唐聚五表示慰问，并鼓励他坚决抗日。
此后车向忱又化装成农民，独自穿过人迹罕至的大森林，终于找到马占山的队伍。日军进犯黑龙江时，马占山指挥著名的江桥战役，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车向忱在沈阳师范学院的主要搭档吴伯箫，则是我国当代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吴伯箫不仅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更可贵的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勤奋笔耕，以其精美的散文作品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他的散文《南泥湾》《一坛血》《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我没见过长城》等作为范文收录中学语文教材，《早》被编入小学语文教材，其数量之多在同代作家中首屈一指。
在车向忱、吴伯箫担职沈阳师范学院期间，该学院是新中国最早的师范大学之一，是东北仅有的两所本科师范学院之一（另一所是东北师范大学）。在此期间，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冉欲达、李承烈等编写的《文艺学概论》，张震泽、韩梅岑等编写的《周代文学作品选》，高擎州、赵恒昌等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系王荣堂编写的《世界近代史》等，在当时全国高等学校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1965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半工（农）半读运动。出于疏散城市人口的战略考虑，沈阳师范学院搬迁到朝阳边杖子公社姑营子大队办学，更名为辽宁第一师范学院。虽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探索中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但该学院整体处于衰退之中。1978年省教育局调研组来该校调研时，发现教工食堂里没有一把椅子，学校礼堂里空无一物，连天棚上的金属线都已丢失空，而在学校周边的集市上，村民们堂而皇之地出售本属于该校的各种物品。
座谈会上，教师们更是大声疾呼：眼看着自己的教育思想一天天落伍、教学内容一天天陈旧、教学技术一天天过时，心急如焚。这种状况不改变，何以培养新一代优秀教师？调研结果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省里决定原沈阳师范学院的干部、教师和后到“辽一师”任教的骨干教师，原则上都调回沈阳，与正在筹建的沈阳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成新的沈阳师范学院，“辽一师”锦州分院改为锦州师范学院。
新生的沈阳师范学院最初落户沈阳郊区的兴隆台，后经学院多次努力争取，终于在1980年暑期后陆续迁到市区第33中学校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办学条件，学院进入全面恢复发展时期。
此后的沈阳师范学院双足发力，一方面在辽宁高等教育研究的起步与壮大中肩负起重大使命，一方面创造性地实施资产置换加后勤社会化改革，推进了学院的一系列重组，实现了沈阳师范大学的更名，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至此，沈阳师范大学复归了本来地位，发出黄钟大吕之音。影响所及，远超该大学自身，对全省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性飞跃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古昔为学有大道，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饱经沧桑的沈阳师范大学带着老校长董纯才、车向忱、吴伯箫的期望，肩负起师范院校的神圣使命，以“博学厚德尚美健行”为校训，行进在风雨过后的“彩虹桥”上，向现代教育的高峰开始了新一轮的进发。
沈阳师范大学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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