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碑文引出诸多道光碑之谜

第五节　光绪碑文引出诸多道光碑之谜

光绪十六年《重修双凤山庙像碑记》的碑文，对双凤山庙宇自乾隆四十四年至光绪十六年一百一十一年之间有无改建，有这样一段令人费解的话：“……国朝乾隆四十四年重修厥后百有余年有无改建久阙考焉……”道光在乾隆之后、光绪之前，期间仅仅一百余年。而且道光年间对双凤山也有修葺，为什么光绪碑没有提及道光而直接说到乾隆呢？

碑文的拟稿人在起草碑文时，看到了乾隆四十四年重修庙宇的石碑。但未看到道光九年照旧重修庙殿的石碑？

想到了从乾隆四十四年到光绪十六年一百多年间，可能会有过对双凤山庙宇的改建。但对是否有过改建，由于缺乏证据，没有考证，就用了一个模糊的字句——“厥后百有余年有无改建久厥考焉”。把对此考证的事，留给了后人？

■ 令人费解的谜团

其一：乾隆四十四年和道光九年的两次重修都立了碑。按一般惯例两次立碑应以立碑时间先后为序，先后或左右排列。那么乾隆四十四年和道光九年的碑应是立在一起的，因而在乾隆四十四年之后一百一十一年，道光九年之后六十一年的光绪十六年，人们在双凤山头，首先看到的应是道光九年的碑。奇怪的是光绪十六年《重修双凤山庙像碑记》的拟稿人如看到道光九年的碑，为什么还对乾隆四十四年之后有无改建提出疑问呢？令人费解。

其二：光绪十六年重修双凤山庙像碑的碑文拟稿人和他的上司唐廷枢一样，在碑文中未留下自己的姓名，但他却将庙内的两位住持——李德、李来贺的姓名写在碑文中。凡庙中的住持都是知识渊博的高僧，他们对本庙修建史，一定会很清楚。令人诧异的是这两位住持对碑文中有悖于本庙修建史的字句并未提出异议。难道这两位住持也未看到道光九年的碑吗？令人费解。

其三：双凤山与山西刘庄近在咫尺，山、村相邻，僧、民交融。双凤山庙的每次修建，大多是由山西刘庄人操办。如道光九年那一次重修，就有山西刘庄会首等十人，及写碑人、刻碑人共十二人参与。这十二人与庄内三百多捐资人的芳名，被一一地刻在碑中。留下芳名的人，到六十一年后的光绪十六年，其中的长寿者还会有人健在。

光绪十六年碑文的拟稿，理应去山西刘庄走访，一定会了解到道光九年那次重修的情况。令人费解的是光绪十六年的碑文中，对道光九年的那次重修却只字未提，着实令人费解。

下面就对上述的“令人费解”作一个初步的考证和粗略地剖析。

■ 乱石和荒草中惊现道光碑

道光九年的石碑是在凤凰山公园震后复建中意外发现的，也是首次发现。这一发现使“乾隆四十四重修厥后百有余年有无改建”这一疑问有了一个肯定的结论。

那是一九八四年，在凤凰山公园震后复建的施工中，施工人员在朝阳洞周边发现了凌乱散落着四块石碑。有的当了坐凳，有的砌成台阶。人们除了好奇之外，又觉得这几块碑应该很有价值，经与有关领导请示后，就将这四块碑在朝阳洞两侧一边两块重新竖立起来，就是现在人们在朝阳洞两侧看到的第一、二、四、五号碑。当时人们思想还不开放，生怕这一行为被说成是复旧、宣扬封建迷信而受到批评。但未想到，领导发现后，不但没批评，反而对这一行为给了充分的肯定，并要求再找一找，是否还有别的碑，如有，就一起竖起来。这样一来，大家兴致勃发，几乎每天都要漫山遍野去寻找。

后经一位常来凤凰山顶晨练的老人指点，果然在凤凰山东边的陡峭的半山腰发现一块遮掩于乱石荒草中的石碑，碑身倒扣，碑文埋在碎石与山皮土中。当人们把这块碑拉上山，翻转碑身，冲掉碑身上的泥土时，只见碑上的碑文还十分清晰。从碑文的落款上人们惊喜地发现，这块碑是道光九年重修双凤山庙殿时所立。后来按年代的先后顺序，人们就将这块石碑排列在了第二号石碑之后。这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第三号碑。

当人们看到这五座石碑又重见天日之时，无不为之欣慰。因为这几块石碑丰富了公园的景观，见证了双凤山的历史、唐山的历史，也见证了新一代园林人为此做出的不懈努力。与此同时也为在大跃进期间毁掉的大铁钟、文革期间砸碎的铁菩萨而感到惋惜。

那么这五座碑的被推倒，也都是“文革”期间之所为吗？不尽然。因为铁菩萨庙解放初期已经局部坍塌，后来在1953年前后被拆除，当然石碑被推倒也是顺理成章。2012年公园的员工在山坡上发现了20余件石质的建筑构件，经鉴定就是山顶上的“古庙遗石”。

那么，道光九年的碑翻落山下的时间要比其他四座碑推倒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在光绪十六年之前就已经从双凤山头上消失了。以致使光绪十六年碑文的拟稿人未能了解到道光九年那次对双凤山的重修。他在山头看到的只是：“道左唯殿宇凋残”。当时也有可能不只是“道左唯殿宇凋残”，可能还有“古碑倾覆”之云。

那么道光九年的碑又是什么原因翻落山下的呢？经推断其因原因有四：

其一、双凤山菩萨殿是建在一个面积很小的山头上。殿的西侧建有宝塔，东南侧掛有铁钟、立有石碑。而东侧殿与山坡边缘的距离只有三米左右，石碑很容易翻落山下。

其二、历史上的无序采石，对双凤山山体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东山坡，开始采石的时间最早，延续的时间也最长。使山坡越来越陡、原有石碑距陡坡的距离越来越近，立在陡坡边缘的石碑翻落山下的可能也越来越大。当我们用现在的照片与老照片在同一角度做对照时，你会发现双凤山确实是两个山头，后面那个山头也有建筑，碑文中提到的“娘娘宫、僧房和客舍”很有可能就建在那里（见第14页图片可以看到双凤山另一个山头上的建筑），后面那个山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无序开采中消失了，如今那里是陡峭的山崖。现在我们有些古庙的石头构件，有一部分就是在那里发现的。因此道光碑翻下去的可能性极大。

▲ 图为东侧山崖，当年道光九年的石碑就是在这片山崖的乱石和荒草中发现的。

其三、双凤山庙内的铁菩萨又高又大，菩萨殿相应建得也就很高很大，使菩萨殿成为一个较不稳定的结构。当时的建筑材料强度又不高，使殿很容易坍塌，而坍塌庙殿的山墙很可能将近在旁侧的石碑推挤下山坡。历史上铁菩萨殿就曾屡塌屡建，而每次坍塌多是从东边开始，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最后一次坍塌，就是首先从东山墙开始的，到一九五五年筹建公园时，就将坍塌殆尽的铁菩萨庙拆除，使铁菩萨成了一尊露天大佛。

其四、其他一些意外原因是：天灾（如地震也会使山体局部崩塌）、人祸（如一些政治运动的人为破坏），也都会成为石碑翻落山下的原因。

总之，由于园林人在震后复建的过程中不断地探寻，加之广大群众提供的线索，终使道光碑得见天日，填补了“百有余年久阙考焉”的历史空白。

■ 双凤山虽然不大，却充满了神秘和未解之谜

凤凰山公园的发展建设史上还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人们继续去探究。

比如：凤凰山公园中的五座石碑的立碑年代，都是铁菩萨在双凤山上存续时间中影响力最大的时期。然而对那尊曾在冀东家喻户晓的铁菩萨，在五座石碑中都只字未提，只是多处提到了对菩萨殿的照旧修复。那么高大的铁菩萨是否就供奉在曾多次重修过的菩萨殿中？菩萨殿有多高多大？和铁菩萨先后被砸毁的那口大铁钟上的铭文内容是什么？碑文中提到的娘娘宫、僧房和客舍究竟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建在后面那座山头上？有没有留下遗迹？

又如：乾隆四十四年的碑中，对双凤山菩萨庙的占地范围有这样的记述：“香火池四至：东至大道，南至沙山，西道西至刘文科，北至大道。”这些文字中的坐标中心点——香火池是什么样子？在什么位置？周边上的标志——大道、沙山在哪里？距中心点有多远？西边界上的标志——刘文科显然不是一个地标，而是一个人名，为什么用人名做地标？刘文科是何许人也？菩萨庙的占地面积究竟是多少？

再如：我们用在山上寻找到的铁菩萨庙的构件在山下做了一个“古庙遗石”的景观，其中收集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那么还有没有呢？还有多少？还有什么？

还有乾隆四十四年碑文中提到：“山顶盖有神庙三楹，相传建肇唐代”。“相传”的依据何在？

众所周知，佛教自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便进入了南北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但不论是在大一统的汉代，还是在分裂时期的南方和北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从未停止。

比如在南方的晋、宋、齐、梁、陈的南朝就留下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和“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等众多的像寒山寺这样的佛寺；在北方的北魏，在都城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留下了石窟佛像的千古奇观。

到了大一统的唐代，在中国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到处建佛寺、造佛塔，使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我们唐山地处中国的北方，在唐朝之前先后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至隋、唐。其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和其它地域是完全一样的。

在乾隆四十四年的碑文中，对此是这样记述的：“粤稽自汉唐以来创建庙宇天下士人凭其灵妙者多矣如兹城（今开平）二十里唐山之南有双凤山朝阳洞南望莲池东跨醴泉西连宝塔……景行规划甚宏远矣然此固其旧迹……菩萨殿抱厦厅娘娘宫客舍僧房昔传大明年间善人整理不知凡几辈……”

道光九年石碑中明确写有：“山巅旧有菩萨殿娘娘宫照旧重修”的字句。

光绪十六年碑中所言：“旧有神宇三楹相传建肇唐代”。

从以上碑文记述中，我们是否可以看出，双凤山的庙宇是否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如果是，那双凤山一定会有记忆的痕迹，双凤山的历史研究也会有一个更大的追溯空间。

总之，如今的凤凰山公园还有许多“双凤山”的未解之谜。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未解之谜的破解，对凤凰山景观的开发和建设，对了解双凤山乃至唐山的历史是有积极意义的。人们期待着凤凰山历史研究的新发现。（唐建文根据王凤岭先生提供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