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民兵与日军的一场血战

1938年秋，广州沦陷后，日军继续北犯，但在江高流溪河畔，却遇到北郊七千多武装民众的顽强阻击。在十二天激战中，他们顶住了日军的连番进攻，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战一页。

日军继续北犯

历史上，广州市郊民众素有不畏强敌，抵御外侮的传统。鸦片战争期间，有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的抗英之战。抗战初期，又有广州北郊及数县几十条村庄七千多武装民众在流溪河畔，展开了一场阻击日军北进的战斗，这场阻击战长达十二天。

据战后统计，北郊民众共毙伤敌军两百多人，击沉敌军汽艇、橡皮艇二十多艘，击伤敌机一架，俘虏日军军曹久保田等三人，为广东抗战史添上光荣的一页。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此时，广东各地守土保乡情绪高涨，都组织起了民众抗日自卫团，加紧青壮村民的军事训练。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海、空军配合下的日本陆军，在粤东大亚湾登陆。中国守军防线迅速被突破，向后溃退。日军长驱直入攻占了增城，21日，占领广州市区。

对于政府组织抵抗不力，广州百姓讥讽道：“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此时粤军已尽数撤退至粤北。城陷第三天，气焰嚣张的日军继续北犯。23日，前锋骑兵已抵石井，烧杀抢掠，此地离江高镇四五公里，仅有流溪河一河之隔。当天日军试图渡河北犯，北郊民众发起的“江高阻击战”正式打响。

抢夺即将焚毁的武器

在广州沦陷之前，广东各县都已组织起民众抗日自卫团。广州市郊的不少乡村中，自卫团人数达到百多二百人，以在乡退伍军人为骨干，当中不少曾参加过淞沪抗战或南京保卫战，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丰富，因此，自卫团具有相当战斗力。

北郊士绅伍观淇作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委员，负责统率广州、花县、从化、增城和三水等地区的民众武装。

伍观淇（1886—1952），字庸伯，广东番禺南浦村（即今广州白云区神山镇南浦村）人。伍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该校教官，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及广州河南李福林“福军”参谋长，对行兵布阵颇有经验，也是广州知名人物。1929年，伍观淇退出军界和政坛，回到家乡南浦村隐居。当时，抗战军兴，临危受命，再度披挂上阵时的伍观淇先生已是五十二岁了。

广州失陷的当日，伍观淇一边让北郊各乡自卫团集结，一边召集本村平日种田打工的子弟也扛起枪杆做好抗敌准备。数日间，便集中了几千人，首先修复了原守军的防御工事，大多数是陈济棠时代的旧碉堡和战壕。广州北郊水田山丘，地势平缓，基本上无险可守，唯有一条四五十米宽的流溪河可资利用，成为阻挡敌军的天然屏障。以江村铁桥、人和大桥和蚌湖桥为防御重点，沿河北岸约三十公里地段的江村、人和、鸦岗等二十多处村庄被划为防守区域，伍观淇调兵遣将，分兵把守，层层设防。

日军强攻流溪河遭遇民众阻击

在广州失陷前夕，伍观淇还开办过几期自卫团干训班，培训了战斗骨干两百多名，并收容接纳了一批返乡军人，在人力方面做足了迎击日军的准备。

当时自卫团武器缺乏，大多数是平时存放在乡村祠堂内用于防备盗贼的“太公枪”，因长年少用，不少都已生了锈，枪栓拉不开，子弹也很多打不响。伍观淇心存忧虑，一直在想方设法。忽有消息传来，龙归北村和花县平山圩的原守军后方军械库中，尚有大批因部队北撤，抢运不及的大批枪械，当局已下令守兵立即焚毁。民众武装非正规军，没有正常武器供给，伍观淇一直为缺乏装备而焦虑，闻讯大喜，立即命令自卫团，连夜跑步赶路去夺回这批武器，以解燃眉之急。

军械库设在一个有三进的旧祠堂内，民众到达时，头进已经腾起大火，守军四散，无人看管，随时都有爆炸可能。人们冒着危险冲进祠堂，边救火边抢运，车拉人扛，汗水淋漓搬到天亮，共抢出轻机枪七十多挺，七九步枪、驳壳枪、弹药和通信器材一大批，接着又抢救出几百吨军粮，妥善运到后方的花县赤坭和三水鹿和几个安全之处存放。这批烈焰中截获的宝贵军火军粮，成为之后江高阻击战中武装民众的主要粮弹来源。

放下镰刀拿起枪

10月24日上午，几个自卫团队员在村头河边佯装钓鱼，实是在警惕放暗哨。果然，五六名日军便衣探路来了。在一处被称作塘阁村的渡口，日军便衣向艄公示意要求过渡，艄公见此辈粤语生硬，形迹可疑，瞅准机会拔腿就跑，当即被对方掏枪射倒，村民一死一伤倒在河滩。日军便衣抢得渡船，旋即解缆摇橹向北岸驶来。

鬼子来了，放哨的自卫队员见状，马上发出报警信号。江村自卫大队巡防队员立即持枪进入阵地，待敌船驶近，一阵排枪齐射，当场击毙船上五六名日本兵。

那时，正值秋收开镰，虽然敌情严重，但农忙时节，村民们还得照常下田割禾，枪支则放在田边地头。当报信的隆隆大鼓擂响，青壮年立即放下手中农活，拎起枪杆就往河堤阵地上跑去，一边跑一边喊：“打日本仔咯！”

10月26日，吃了一趟亏的日军有备而来，在水面放下几艘橡皮艇向江高镇发动进攻。自卫队中队长姓骆，隐身于一石灰窑内密切监视敌情，沉着指挥战斗。结果，日军一艘橡皮艇被打沉，两艘受损，自卫队员毙伤敌人五六名，其余日军只好弃船逃遁。

第二天，日军再次进攻。河岸对面的土堤上架设了多挺轻重机枪，以密集的扫射掩护第一波渡河。骆队长再次亲临第一线指挥，忽被一颗子弹击穿胸部，成为江高之役壮烈捐躯的第一名壮士，但此次日军的渡河再次折戟。

连续两三次试探性进攻都碰了壁，到10月27日中午，恼羞成怒的日军架起钢炮，后来又派来飞机气势汹汹助战，陆地空中水面，再次向江村铁桥及人和大桥发起攻势，但被对岸自卫团打得死伤累累，只好退回南岸。

之后一连十一天，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轮番向我人和、高增、蚌湖、江村和高塘一带多个防御点发动进攻，战斗十分激烈。自卫团和民众们同仇敌忾，奋勇抵抗，连当年抗英俗称“烂肚蛇”的铁炮也从祠堂抬出来了。妇女、儿童则冒着枪林弹雨给子弟兵送茶送饭和抬担架运伤员。后方花县和清远县两地的抗日自卫团上千人亦闻讯赶来参战，一方志在必得，一方严防死守，场面极其壮烈，我方阵线依然纹丝不动。

“顺溜”们大显神威

江村铁桥扼南北交通要冲，是连番激战的攻防焦点。伍观淇早有预料，提前在此指导构筑好坚固的防御工事，并派重兵把守。桥头东边有一座五层碉楼，他经常登楼透过瞭望孔观察战况，指挥神枪手射击渡河日军。

开战以来，日军每天都派敢死队数次向我方进攻，企图抢占铁桥，从而一举突破我方防线，但每次进攻都被江村自卫大队的密集火力击退。

铁桥上的枕木被自卫队提前全部拆除，仅剩孤零零铁轨两根，敌人进攻时，被迫在铁轨上匍匐爬行，即成为自卫团战士的活靶，一旦被击中便连人带枪跌落两三米深的河中。故此，自与日军交战以来，每到傍晚双方战罢，便有村民潜入河中捞取日军枪支，每上交一支三八大盖，伍观淇便赏大洋五个。

在防守江村铁桥战斗中，和风乡三名以打雀为生的王姓猎手作为狙击手，埋伏在桥头堡阵地，一枪一个准，接连击毙向铁桥冲击的日本兵。日军见久攻不下，派飞机向自卫团阵地和周围村庄扫射和扔炸弹，民房被毁不少，妇孺也死伤很多，但自卫团队员和民众的抵抗决心不减。

自卫团连续几天死守阵地，战斗呈胶着状。见正面久攻不下，伤亡不断增加，日军十八师团遂改变进攻方向，采取两翼包抄，避开正面进攻。东路，日军由太和沿广从公路北上，在上游太平渡过流溪河，继而西进新街；西路，日军乘船沿小北江溯江而上，经洲嘴直插新街，再兵分几路从流溪河上游迂回，企图包围歼灭自卫团于江高地区。

从容撤退

到了11月4日后，日陆军在航空兵、骑兵和装甲兵的配合下，突破了自卫团侧后防线的几处弱点，令自卫团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为避免陷入日军的包围，伍观淇下令数千人的自卫团陆续撤离，并掩护随行逃难群众数万人先撤至花县赤坭，再转三水鹿和。

11月7日，江高阻击战进入尾声，多处防御重点都已发生巷战，抗日自卫团和民众依然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层层阻击入侵之敌。

在整个江高阻击战中，伍观淇一直在江村炮楼和高塘前线督阵。当后方有不少房屋中弹着火时，他仍在前沿沉着指挥。即使到了阻击战后期战况急变，他仍一边命令队员继续封锁河面迟滞日军前进，一边部署后撤，直到日军强渡得手冲入村中，自卫团已跟日军进行巷战时，他才从容撤离。战斗中，抗日自卫团牺牲了六十一人，受伤三十八人。

此战使国民党在韶关的军政首脑大为震动。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指责余汉谋轻易放弃广州是粤军的奇耻大辱。南京国民政府大员陈诚说：“广东有个伍观淇竟在广州城北阻击敌军十多天，试问正规军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

此后七年，伍观淇率领游击队转战广东各地，与日、伪军展开大小游击战三四百次。在赤坭白坭之战中，歼敌六十余人；在良田之战中，消灭伪军一个大队。抗战结束，伍的游击队奉令遣散，大部分队员仍回到家乡从事农业劳动。

1945年日军战败，折翼的日机被拖上广州越秀山示众

广州解放的翌年冬天，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通过中央统战部，邀请伍观淇进京。1952年冬，伍观淇因病谢世，终年六十七岁，葬于北京东郊。

插曲

在枪弹纷飞，激战正酣之际，一批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外籍朋友也和广州郊区民众站在同一战壕中。

战斗打响后，伤员源源不断抬下来，尤其到了战况最激烈的10月28日和29日两天，伤员激增，设立在江村已有近六十年历史的外国教会医院普惠医院，倾全力救治中国伤员。（该医院有两三名外籍医生和一个外籍护士长，并雇用约十名中国护士和药剂师。）

威震敌胆的守桥勇士叶湘左手受伤，被抬下火线送往普惠医院抢救。江村陷入敌手后，日军几次要闯进普惠医院带走叶湘，但均被外籍医生拒于门外。普惠医院隶属新西兰教会长老会，属英联邦，门外悬挂的是英国国旗。当时英国未参战，日军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不敢硬闯。

得到医院悉心治疗的叶湘，伤势很快就好转了。为了保证叶湘能安全脱险，医院派了一位女护士同叶湘乔装成新婚夫妻，待日军防范松懈之际，乘花轿穿越敌人封锁线，来到第二游击区。当时，随行的还有一位化了装的药剂师，携带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两位医务人员最后还留在了游击区为伤员服务。此后，普惠医院多次向第二游击区运送药品，对救治伤病员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