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流移与山区水利建设

（五）各地流移与山区水利建设

山区新开发地带水利事业的发展与流移垦殖者原籍的耕作传统、生活习惯、耕作技术水平以及迁居地的自然、社会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就山内而言，有关文献中每每看到这样的记载：“南人善垦稻田”，“楚人善开水田”，“只因稞于楚蛮子，始解挖渠栽稻秧”，其中寓示着有垦种水田传统和技术的“南人”、“楚人”流移对本非稻作区耕作制度及水利建设的影响。

事实上也确有一些原本没有什么水利设施，或者灌溉水利很不发达的地方，由于南方客民的到来，身体力行，为之倡导、创建，推动了落居地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在原有的堰渠灌溉区域，随着田地垦殖的扩张以及稻米生产的需求，灌溉水利亦有相应的拓展。比较典型的如汉中府属略阳县：

原无水利，现有水田者，近因川楚人民徙居，来泥⁽⁸¹⁾开垦，引山沟水以资灌溉，每处或数十亩，十数亩不等。⁽⁸²⁾

同府又有留坝厅：

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

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灌数十亩，十数亩不等，町畦相连，土人因地呼名。⁽⁸³⁾

查嘉靖《略阳县志》曾列有《水利》节目，但内容非常简略，仅记有稻田四路所在和水磨若干部，未见灌溉设施之记载。因此，如果说略阳原无水利，并不确切，且有水田当有水利。不过，其水利灌溉甚不发达是可以肯定的。留坝厅乃乾隆三十年（1765年）新设，割凤县山地而立，本来无什么水利可言亦属可能。

另一种情况如商州直隶州，清初受战乱诸因素影响，这里旧有的水利设施“强半弃于无用乡”，后来，“湖北武（昌）、黄（州），安徽潜（山）、六（安）流徙之人，著籍其间，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⁸⁴⁾据乾隆《直隶商州志·水利论》云：

水泽之利，灌溉为大。商属山多沟涧，凡在平川皆可引渠灌田……兹当承平日久，农民尽力田亩，余莅位十数载亦多方董率，今所开河渠较之畴昔何啻数十倍。余仍照《通志》所载而录之者，非惮于详考也，正欲使工作之民睹旧日之规模，知水利可以随时而兴，于以共相勉劝。

由此可知商州山区的农田水利，在清代之发展实远远超出有些方志所载规模。

豫西南之泌阳县情况与商州也有些相似。道光《泌阳县志·山川》称：

泌邑自马仁陂废后，向无水田。自嘉庆元年，渐有湖北贫民携家至泌，为人稞地佣作，开垦荒冈，以兴水利，几于地无旷土。收获既丰，转相仿效。

上述数邑，多是在清初几无水利的起点上，在川、楚、皖等地流移的推动下，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镇安县有外来移民黄曰侃，他并不限于自己用水之利、兴治水田，且领导镇安更多的人兴举灌溉设施，扩大水田面积，因此，知县专门为其作传以示表彰。传云：

乾隆十三年（1748年）……来镇安……善规划治田，每率邑人士登高山，相度指引，开渠灌溉，故旱地多变为水田。⁽⁸⁵⁾

镇安县的灌溉面积在清代到底发展到多少？已经无法确知，因为《镇安县志》记载的堰渠水利内容十分有限。灌溉堰渠数量既少，亦无具体灌溉面积记载，但这并不表示镇安境内的堰渠水利就如此不发达，原因是镇安的许多灌溉堰渠是无名称可记的。“查县境水田惟东二西二两区较多，渠堰皆无名称，亦无引水起事之患者，河身多高于田，随在皆可开渠，每田一畈有公共干渠一道，个人各掘私渠，引干渠水以灌私田，同畈之地，无论甲乙丙丁，均系上流下接，不得阻塞，遇有破坏，合力修筑。至隔畈之地，从他人地内开渠者，与人纳租，故无名称，亦无争端，胥由此也。”⁽⁸⁶⁾也就是说，县志关于灌溉水利的记载是很不完全的。

水利建设乃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事业，在很多场合都事涉不同的业主、不同的村庄，甚至不同的州县，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一致行动方能达到目的。可是，在小农经济时代，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农田水利纠纷的根源所在。郧阳府房县的例子应具有较普遍的代表性：

山田多苦旱，民引溪流而筑之渠，藉以灌溉。春阳既浮，岁岁增治，一隅之民，各修其一渠，通力合作。或稍顽惰，一不即工，众遂束手，渠废而苗稿矣。

渠即成，分其田为上中下畈受水，昼夜有程，稍不平，相梃击者踵而至，甚至决渠以快小忿。此筑渠均水之法，不可不留意。⁽⁸⁷⁾

无论是修建堰渠的场合还是分水的场合，所见问题都是和明代一脉相承的。对此，下节还将具体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