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前的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直接导致国有企业缺乏自主权和活力。在推行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的基础上，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以构建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为基础，把企业真正变成面向市场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实体。其目的是力图通过实施这一制度来解决企业“负盈不负亏”和缺乏活力的问题，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在实践中，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股份制改造逐渐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方式。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不断深入，到党的十五大以后，改革的着眼点从过去的搞活单个国有企业转为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战略性重组改造（李晓西等，2008）。

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行的形势下，国有企业普遍面临摆脱对政府的依赖，转换经营机制自主自立走向市场的考验。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促使政企分开，减少外部对企业的干预，由国家控制全部经济利润转向国家和企业共同分享利润，从而为国有企业经营者（企业家）使用和支配企业留利创造了条件（孙少岩，2003）。“抓大放小”改革，促使关键的少数大企业通过兼并、联合、参股、控股、技术改造、引进外资等主要途径发展壮大（夏德林，牛向东，1997）；放开放活小企业，则是放开企业的手脚，促使其探索多种搞活企业的途径。鲍莫尔（2010）指出，那些决定不同企业家活动相对报酬的游戏规则，它们在决定企业家才能到底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还是非生产性活动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而且，这又将严重影响到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力是否具有增长的活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更能激发企业家的生产性才能，由此整体搞活国有经济。通过考察股份制的推行（冯根生为例^[1]）和“抓大放小”改革（赵新先为例^[2]），用案例来检验鲍莫尔关于改革政策带来的激励与企业家精神释放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