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回族建筑艺术

三、独特的回族建筑艺术

中国建筑、伊斯兰建筑、欧洲建筑被公认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而回族建筑艺术是将中国建筑艺术和伊斯兰建筑艺术融为一体的独特的建筑艺术。中国穆斯林的建筑艺术主要反映在清真寺的建造中。

清真寺是穆斯林举行礼拜、宗教功课、举办宗教教育和宣教等活动的中心场所，是阿拉伯语“麦斯吉德”(即叩拜之处)的意译。唐宋时期称为“堂”、“礼堂”、“礼拜堂”等，元代以后称“寺”、“回回堂”、“礼拜寺”。目前所知最早取名清真的礼拜寺是北京东四清真寺。该寺初名“礼拜寺”，又名“法明寺”。明景泰元年(1450年)，代宗皇帝朱祁钰敕题“清真寺”匾额。^[5]从不少伊斯兰教的碑刻匾额和地方志等文献看，大约明末清初，各地新建或重修的礼拜寺，已经普遍称作清真寺。

中国回族在继承阿拉伯—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和融汇了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艺术的丰富形式，形成了具有中国气象的回族清真寺建筑艺术风格。回族的清真寺建筑艺术既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建筑艺术宝库，又充实和丰富了源远流长的世界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建筑艺术风格。^[6]

唐宋时期是阿拉伯—伊斯兰建筑在中国的移植时期。穆斯林先民在东南沿海修建了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寺、杭州真教寺、扬州仙鹤寺等四大名寺。从外观造型上看，这一时期的清真寺建筑基本上是阿拉伯—伊斯兰风格。建筑大都采取砖石结构，在原料的应用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土木结构，对我国后来的建筑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泉州圣友寺长方形的寺门，葱头形的尖拱，其形制和中世纪阿拉伯世界普遍流行的清真寺式样相似。圣友寺大门及大殿石墙的砌法也很独特，系长石条及正方形丁头交替使用法，使石墙外观每隔一层即是一方块形物，殿面极富装饰趣味。这种砌石法，常见于伊朗、中亚一带。另外，广州怀圣寺光塔，塔身上下全用砖石砌成，形如一支兀立苍穹的巨大蜡烛。塔为双层砖壁筒式结构，下层如烛身，上层如烛心，内壁之中用土填实，成为塔心柱。双壁间砌蹬道两条，相对盘旋而上，从底至顶各为154级砖阶。每上数阶，即设一窗口以采光。塔身内外均墁白灰，故外表光洁古朴，“望之如银笔”^[7]。

这些早期的中国清真寺建筑，一方面为中国古代建筑增添了新法式、新内容，同时也为伊斯兰教建筑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到元代，这种尝试更趋于大胆，已开始吸取中国传统建筑的平面布局和木结构体系，出现了从阿拉伯式建筑向中国建筑的过渡形式或中阿混合形式的清真寺。到明清时代，回族建筑在实现了中国化的同时又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征，主要体现在建筑布局，大殿的位置与功能以及殿内外的雕刻装饰上。

从建筑布局上看，清真寺都是坐西向东，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南北向布局。在所有建筑中，特别突出大殿的位置与功能。例如，为了容纳不断增加的礼拜人数，清真寺大殿往往使用“勾连搭”式的建筑，即把数重中国式殿宇连接起来，形成进深很大的内部空间。清代修建的山东济宁西大寺，“……大殿，是全国起脊式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大殿中最大的一个。它的规模仅次于北京清宫太和殿，是全国最大的大殿建筑之一”^[8]。该寺建于清初顺治年间，有前殿5间11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加建中殿7间11檀，乾隆时又增建后殿5间，又有卷棚3大间，殿内一片木柱，如入森林。在礼拜殿内部装饰上，则大量使用阿拉伯文书法和伊斯兰式样的植物纹饰。另外如北京牛街礼拜寺，外观完全是中国传统建筑，但大殿内部的木柱间广泛使用装饰有阿拉伯文的拱卷，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教特点。这样，融合伊斯兰建筑艺术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独特的回族建筑风格形成了，为中国建筑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门类。

回族先民对中国建筑的另一大贡献是修建元大都。亦黑迭尔丁为元初人，在忽必烈时代，被委任为掌管土木工程及工匠的茶迭儿局总管府达鲁花赤。他曾奏请修建琼华岛(今北海公园前身)，以3年时间完成广寒殿，由此得到皇帝的赏识，奉命与张柔、段天佑等修筑宫殿。他跟刘秉忠、郭守敬等密切配合，共同建造了别具风格的大都城的宫殿建筑，其中糅合了不少域外的建筑技巧和建筑风格，奠定了元、明、清三代北京城的基本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