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精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化的重要意义

（二）社会精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化的重要意义

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和新的文化的确立，在人群传播中大致遵循了这样的一个文化路径:革新者→先接受者→早期多数者→后期多数者→落伍者。⁽¹⁰⁾这是一条由少数精英分子逐渐向社会大众扩展的文化发展、传播路径。在这个过程中，精英分子的践行示范，是新的文化得以确立的重要推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承载新的文化精神的，就是符号化了的特定的人和社会精英的语言与行为。

1915年，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带来了20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是和当时社会精英分子的倡导分不开的。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民族危机，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而且决定了如何改造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一代代志士仁人围绕挽救民族危机这个主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探索。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在比较、鉴别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图强的思想武器。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由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中国就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谭平山、瞿秋白、恽代英、赵世炎、蔡和森、李汉俊、李达、彭湃等一批知识青年。这些人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者或重要成员。李大钊、陈独秀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谭平山、瞿秋白、恽代英、赵世炎、蔡和森、李汉俊、李达、彭湃等一批知识青年成为新文化传播的革新者和先接受者。五四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范围，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运动。文化传播者的队伍逐渐扩大。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¹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引起的直接后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一成立，便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为指导，变书斋中的文化讨论为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政治革命。”⁽¹²⁾

当代中国，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必须遵循前面所述的文化传播路径。既然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国人民的集体要求，那么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社会精英，就必须自觉地承担起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任，以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来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样才能推动大众更广泛、更深入地认识、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于属于社会精英分子的知识分子，王超逸先生认为:“知识分子是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归根到底也就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创造者，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对于发展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¹³⁾对于领导干部，毛泽东同志1963年3月5日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也有过清楚的论述，他说:“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要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¹⁴⁾可以这样说，没有社会精英的广泛认同和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大发展大繁荣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课题组所做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问题的调研报告》中，“在调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时，受访的2602人中，有1678人认为是部分领导干部和教育者自己不信仰共产主义，占65%……有2203人认为是干部腐败问题造成，占85%”⁽¹⁵⁾。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加强社会精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践行示范，发挥符号化的载体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