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四)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1.历史背景

没有调查就没有马列主义的创立与发展。要批判地继承以往人类思想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就必须挖掘研究以往的重要的思想资料，特别是研究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的思想资料，这就离不开调查研究。同样，总结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斗争中，发现新世界，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创立。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历史已经证明，没有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同样，历史也证明了，没有调查研究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发展。

顺应时代，1941年8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全党纷纷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主要成员是延安女子大学的毕业生。为了提高调查团成员对调查研究的认识，帮助她们掌握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向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这篇讲话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以及进行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

2.具体实施

《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具体规定了如下的实施办法。

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置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在晋察冀边区设第一分局，担负收集日本、东北及华北材料;在香港设第二分局，担负收集欧美材料，同时收集日本及华中、华南沦陷区材料;在重庆设第三分局，担负收集大后方材料;在延安设第四分局，担负收集西北各省材料(交西北中央局负责)。政治研究室担负根据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之责，内分下列诸组:(1)中国政治研究组，(2)中国经济研究组，(3)敌伪研究组(包括日本、中国沦陷区及其他被日本侵略地带)，(4)国际研究组(包括苏联、欧美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党务研究室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策，内分下列诸组:(1)根据地研究组，(2)大后方研究组，(3)敌占区研究组，(4)海外研究组。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市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区委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专任收集该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详细材料，编成材料书籍与总结性文件，成为该局委工作之助手。由于党中央和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都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调查研究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调查研究的工作也就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在全党逐渐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

3.决定实施后的反馈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同志经过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整风文献和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一致认识到，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因而在全党逐渐形成了调查研究之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中央正式发布文件，设立专门机构，把调查研究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为了在全党深入、持久地开展调查研究活动，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首先对我党建党以来在调查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之处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其次，《决定》指出，党内许多同志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再次，《决定》指出，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办法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最后，《决定》对开展调查研究的办法作出了具体规定:

(1)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2)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3)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其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其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其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做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做详细调查。其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其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外华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其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其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4)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做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5)向各级在职干部及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判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

第二，组织各种类型调查团，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活动。

为了使调查研究工作开展起来，当时延安地区，从中央机关到地方组织，先后成立了各种类型的调查团，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全面考察了陕甘宁边区关于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盐业、自给工业、军队的生产事业、机关学校的生产事业，以及粮食工作等问题。在每个项目中，又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经过这样一系列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找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规律，制定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及公私兼顾等一整套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号召和带动下，各中央局和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延安地区的各调查团，深入而广泛地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

第一个大型调查研究组织，是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的考察团。考察团的成员是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边区研究室的全体成员，其中有刘澜波、柴树藩、于光远等30多人。调查的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特区。调查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党务等问题。调查时间为两个月。通过调查研究，考察团写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材料和调查报告。主要有:米东农业生产一般情况，印斗九保调查统计，印斗二保调查，义合调查，双湖峪调查，印斗高庙山租佃问题调查会记录，印斗乡九保的几个工地纠纷事件，常彦丞的几个租户的调查，常文友家庭调查，绥德考特研究会记录，绥德农民土地问题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专著的有柴树藩、于光远、彭平合著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本书于1942年9月在延安正式出版，是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的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成果。

另一个大型调查团是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该团于1942年9月至11月间到米脂县杨家沟作了近两个月调查，写出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这本书于195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公开出版。这本书对杨家沟马姓地主集团的剥削情况、马姓地主集团的形成和发家史，以及租户的变动和借贷关系等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这本书是当时延安调查研究成果的又一代表作。当时，东北局在延安也作了不少调查，写出了不少小册子，如变工队调查、延安南区合作化调查等。

除中央局派出调查团之外，一些中央直属机关也先后派出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中央青委考察团，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党家沟社会调查材料》、《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等调查报告。中央妇委组织了妇女生活调查团，主要对沙滩坪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写出了《沙滩坪调查》等调查报告。八路军政治部也成立了100多人的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中央党校也组织学员到延川等地进行调查，写出了不少调查报告。一些地方机关和个人也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此外，在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也经常登载和报道一些调查材料。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同时，陕甘宁边区的统计工作也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例如，1942年边区政府实行全边区的农业统一累进税制。边区政府秘书处集合了中央研究院和延安大学师生80余人到延安县的姚店、川口、金盘、蟠龙四个区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农民经济普查，查清了该地区的户口、资产和收入等，解决了延安县土地证上所登记的所有权与事实不符，以及土地使用关系上有些人种了别人的地，而另外的人又种了他的地，公地没人管，难民得不到地种，很多地被人侵占，特别是革命前的地主、富农暗中收回已成为公地的土地等十分混乱的现象，为公平合理地贯彻农业统一累进税制提供了全面正确的资料。当时采用的普查方法，不单纯地依靠几张调查表，填上几个数字就算了事，主要是从思想上发动群众，向农民讲清楚清查土地的重要意义。做到政治思想工作与具体调查统计相结合，专业部门组织和广泛发动群众相结合。

此后几年也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活动:

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建立必要的卫生统计》的社论，强调制定统一的统计方案，指定专人加以短期训练，以便顺利担任各机关的卫生统计工作。

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即有纺织、造纸、采矿、铁业等工业的调查统计。

1944年，边区对农业生产互助组、合作社进行了调查统计。从参加互助组和合作社的户数、劳动力、畜力等情况，以及与过去的比较来看，互助合作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4年，进行了邮电调查统计，调查了自1938年以来邮电事业的发展情况。

1945年，在边区契税委员会设有调查研究股，专门负责研究契税工作中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