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行为分析

二、社会人行为分析

从孤立的个人出发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是西方传统经济学开创的经济学方法。“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变为孤立于世的不属于社会的“原子”，并视之为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逊”，这就难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微观个体是如何构成宏观整体，以及建立在整体主义原则上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特征。人类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已不是单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人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所要说明的是社会整体中的理性个体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及相互协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别于排斥人的社会性的西方经济学，而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社会的人出发，历史而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动机和行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

“人非孤岛”，“人是社会的动物”^[2]，博弈论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角度研究人及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人格物化倾向的缺陷。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每个理性个体所得的结果并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还同时取决于别人的行动，它是由若干个相互矛盾的最大值问题构成的复杂混合体。在博弈论构建的“社会博弈”框架里，理性个体不再是“孤岛”上的独立经济人，而是“社会”的理性个体，其利益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获得。所以，“社会”的理性个体理应关心理性个体与理性集体之间、理性个体相互之间的协作互动，发生相互作用的理性个体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冲突迫使理性个体注重社会整体利益，博弈论所具有的整体主义倾向蕴涵着人类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西方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现实生活中人的动机及行为所追求的远远超出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假设，人除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外，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方面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一体化，社会间的利益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他所作出的选择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选择直接镶嵌于社会环境和知识结构之中，“社会人”的行为特征正在取代单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社会人”的动机和行为具有整体性和协调性的特点，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利益主体所要求的品质。其行为特征是由以下三种偏好所决定的：

1.生存发展的偏好

人作为生命个体，是自然资源的需求者与消耗者，由于自然界给人类所提供的资源是有限和匮乏的，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资源的需求问题。“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对于满足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们薄弱的手段。”^[3]人为了实现其自身欲望与需要的满足，只能通过组织社会来解决自身生存手段的薄弱问题。每个人都是生命资源的需求者与生存资源的创造者，人们的劳动、创造和消费的根本动力就是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由于人的生存发展要受到物竞天择规律的制约，生存境遇使人生来就具有生存发展偏好。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危机主要表现在：有限的自然资源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人类对它的无限需求；在现实生活中自然资源、社会财富越来越集聚于少数人手中；单一片面的科学主义思潮和唯经济主义观念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信仰。面对人类自身发展中出现的众多生态灾难和社会危机，人类所具有的生存发展偏好的本性，使人类不应被动地成为物竞天择的单纯产物，而要通过弘扬人类主体潜能和道德力量，来主宰自身的生存发展。物竞天择与物竞人择相并重应成为人类谋求生存发展的首要原则。

2.向往公平的偏好

人类并不拥有稳定的、事先定义好的偏好，偏好是人们在进行选择和判断的过程中无意识表现出来的。西方行为经济学家发现，有一个地区的农民喜欢在公路边摆一张桌子，把各种新鲜的农产品放在上面，桌面上还放着一个盛钱的盒子，以便顾客们在取走农产品时自觉地将买菜的钱放入盒子中。经济学家还注意到顾客都能自觉地投入等值的货币以换取所需的农产品。这个案例说明纯粹的利己动机还不足以解释人类的全部行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具有向往公平的偏好。他们还发现，消费者一般会认为垄断价格是不公平的，即使是在物有所值的价格水平，他们也拒绝购买；同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厂商有时也会顾及人们追求公平的意识，愿意将价格定在合理预期的价格水平之下。人们之所以会具有向往公平的偏好，是因为人们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认识到通过利他的转移联系起来的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在群体总福利增加的条件下得到好处。“对于使众人受益的利他主义者来说，虽然减少其自身消费的直接影响比使一人受益时的影响更强，但是间接作用也会更强，使众人受益的利他主义者的自身消费也未必低于具有同等能力的利己主义者的自身消费。”^[4]

3.厌恶损失的偏好

西方行为经济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发现人们对损失的估价要比对等量收益的估价高，表明损失比收益更令人关注，如在股市中每损失一元钱带来的懊恼，需要用赚取两元带来的快乐来相抵。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交通拥挤等诸多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为此，西方经济学家发出了经济增长是否值得向往的疑问。面对经济增长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失的日增，西方经济学家开始讨论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预言，呼吁人类重新拟定对生态和社会负责的经济增长方案，表明人类开始由注重经济增长转向生态环境，不愿再让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牺牲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