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莫菲对葛兰西霸权的解读
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提到的莫菲当时(1977年)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是后来收入莫菲编辑的关于葛兰西的论文集《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年)中的长篇论文：《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与意识形态》。这篇论文(四个部分)的许多内容后来被纳入到《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从形式上看，《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前两章就是这篇文章的扩展，这两章的思路与叙述方式也与这篇早期论文完全一致。区别在于：在《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与意识形态》中，莫菲着力凸显葛兰西霸权理论中的非决定论与超出阶级还论的因素;而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拉克劳与莫菲侧重于批判葛兰西的本质主义成分。
《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与意识形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将霸权概念看成是葛兰西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因此全文以霸权概念为主线而展开论述。这一行文方式后来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以更宏观的规模再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该文可看作是《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雏型。虽然文法结构上的比较对于文本学解读不无助益，但我们关心的重点是论文的实质内容——莫菲对葛兰西霸权概念作了怎样的解读。
一、“力量关系”与霸权
我们知道，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以散乱的状态遍布在整个《狱中札记》中，在不同的地方，它出现的语境、相关联的问题域的差异与变化造成其意义本身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含混性，这给不同的诠释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西方研究葛兰西的学者对典型意义上的葛兰西霸权概念的语境性区域定位也意见不一、莫衷一是。莫菲坚持认为，葛兰西在“力量关系”这个片断中对霸权的论述具有范型性意义，遗憾的是，它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了。在这个地方，葛兰西区分了三种力量关系，其一是，与经济基础密切联系的社会力量关系，这些关系依赖于客观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而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二是，政治力量关系，即不同社会阶级达到的同质性、觉悟高低和组织程度;其三是，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它不时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
葛兰西着重分析了政治力量关系，在这一层次又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和最基本的阶段是经济社团，“行业集团意识到自身的团结和同质性，意识到组织集团的必要性”[33]，但它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第二个阶段是产生了一致性的阶级利益，全体成员觉悟到了阶级意识，但这种意识还停留于纯粹经济领域;第三个阶段，“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社团利益在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中将超越纯粹经济阶级的社团制约，能够而且必须成为其他从属集团的利益”。[34]葛兰西认为，这一阶段是最纯粹的政治阶段，因为它标志着从经济基础到复杂的上层建筑领域的关键性过渡，正是在对这一“关键性过渡”的描述中，葛兰西导出了他崭新意义上的霸权概念：“从前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不同的‘政党’，互相对峙和冲突，直到其中一个或至少一种联合开始盛行、占上风、并在社会中传播——不仅带来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一致，也引起精神和道德的统一，产生各种问题，围绕这些问题风行的斗争不是建立在团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基础上，从而造成某个基本社会集团对一系列从属社会集团的领导权。”[35]
莫菲指出，这里出现的霸权已不同于《南方问题笔记》中的霸权概念，因为此时霸权已超出了简单的阶级联盟的观念，它扩大为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道德的目标的完全熔合，它由一个基本集团和其他集团通过意识形态的中介而达成。这一霸权概念的丰富的蕴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霸权的特殊性被剌穿(即不再锚定于无产阶级)，它的主体空间增大，基本社会集团构成了其主体值域;其次，霸权增加了一个新的、基本的维度，即智识的、道德的维度;其三，意识形态是霸权达成的中介，这也就是葛兰西在另一个地方用“卡塔尔希斯”(Catharsis)这一术语所表达的意思，没有从纯粹经济要素到伦理—道德要素的过渡，没有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更高层次的过渡，也就谈不上真正的霸权;其四，霸权的“普遍性”并不是特定社团主义的膨胀，而是接合的产物。“统治集团根据从属集团的整体利益进行具体的调整，国家生活被看做基本集团和从属集团的利益之间的不稳定平衡持续形成和取代的过程——在这一平衡中，统治阶级的集团占上风，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说仅止于狭隘的社团经济利益。”[36]用拉克劳的话来说，在葛兰西这里，霸权的普遍性是“一种被特殊性污染了的普遍性”。[37]
莫菲认为，按照葛兰西此处的阐述，完全可以得出一个霸权阶级的界定，所谓霸权阶级就是能够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将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接合到自己利益之中的基本社会集团。为了实施霸权，霸权阶级必须放弃狭隘的社团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其他集团的利益。“很明显，霸权的事实以如此的预设为前提：它要考虑霸权得以在其中运作的其他集团的利益和意向，它也预设了某种平衡，即是说，霸权集团将要牺牲一些社团性。”[38]一个社会集团成为霸权阶级，就意味着国家被看作是这一特殊集团的统治机构，但这一集团的统治只有体现为代表了普遍利益和全民族的力量，它的霸权才能真正实现，从这个角度上，霸权必然要求一个扩大的国家概念。
既然基本社会集团要通过接合其他集团的利益成就其霸权，那么研究接合的方式也就十分重要。莫菲指出，葛兰西区分了两种霸权接合方式，一种是“进化论”(transformism)，即通过把对立阶级的利益中立化或同化而减轻它与霸权阶级的冲突，通过这一方式达成的共识仅仅是“消极的同意”;一种是“扩张性霸权”(expansive hegemony)，即通过真正采纳大众阶级的利益而创造一种积极的、直接的赞同而达成自己的主导权，创造这种赞同也说是创造一种“民族—大众意志”的过程。莫菲认为：“霸权的两种方式的这一区分使进一步详细说明业已提出的霸权的尝试性定义成为可能。事实上，如果霸权被界定为一个阶级将其他集团的利益接合到自己集团的利益中来的能力，那么，现在就有可能看到这一接合能力的实现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进行。要么这些集团利益被接合到如此状态，以至于它们被中立化了，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特定要求的发展;要么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被接合，接合促进它们充分发展，而这一发展导致这些集团所表达的各种矛盾最终解决。”[39]通过莫菲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阐述，我们看到，莫菲反复申明、着力渲染的是霸权要以政治要素的多元化为前提，如果霸权阶级试图完全消除其他集团的利益，那么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霸权。
二、“基本阶级”与霸权
霸权运作要通过接合，是否每一社会集团都能通过接合而取得霸权?葛兰西十分强调霸权操作的政治性，是否意味着他完全将经济因素的作用排斥在外?莫菲之所以选取“力量关系”这个语境来透察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正是为了更有说服力地辩明此一问题。葛兰西将霸权置于一个复杂的力量关系总体之中，也充分估量了“接合”运动的历史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忽视“有机”运动的重要性，他说：“历史政治分析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找不到有机和接合之间的正确关系，这就导致把实际上只是间接作用的起因表现为直接作用的起因，或者断言直接起因是唯一有效的起因。”[40]葛兰西把第一种情形称为过量的“经济主义”(对机械起因估计过高)，而第二种情形则夸大了自愿主义和个人的因素，这表明葛兰西根本没有忽视经济因素，而是主张把它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单独提到经济霸权的次数很少，经常出现的则是政治霸权、文化霸权，联系起来看来，葛兰西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经济在霸权运作中起作用，但这一作用只能以间接的方式来发挥。正因为经济因素在霸权运作中起作用，所以葛兰西断言，只有基本社会集团才可能成为霸权阶级，所谓基本集团也就是在生产关系的两极中占据其中一个的阶级。“尽管霸权属于伦理—政治的范畴，它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必须以霸权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根本中心所执行的决定性职能为基础。”[41]这种条件限制就将霸权阶级的候选数量收敛到最小范围，同时也将霸权接合的形式设定了一条清楚的底线：霸权集团为了成功地接合，必须向其他集团作出一定让步，但是，“这些牺牲和折衷的做法都不能触动根本”[42]，如果霸权接合竟然将自己的经济利益都“接合”掉了，那么霸权也就荡然无存了。
我们看到，莫菲在论及葛兰西的这一观点时，基本上保持赞同的态度，也就是说，她与葛兰西一样，认为霸权只能在基本阶级的层面上运作，这与后来《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的立场殊然不同，从这一点上可以清楚地展现出莫菲思想演进的轨迹。十分有趣的是，对于葛兰西关于经济因素在霸权接合中的作用的论述，莫菲非但没有苛评厚非，反而饶有兴致地发挥了葛兰西的论述，她说，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它毫无疑问会在霸权接合的形式上碰到局限，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剥削阶级，在接合其他集团的利益方面，无法接合到将剥削的经济特征抹得一干二净，所以它只能通过“消极同意”达成霸权，而工人阶级，由于其阶级利益与大众阶级并不根本冲突，所以它完全可以达到“扩张性霸权”。虽然对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集团究竟如何接合，莫菲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向，但她对工人阶级霸权的倡导与维护的立场是鲜明的。
在对霸权接合的形式、条件及其局限性一一剖析之后，莫菲强调，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智识和道德的领导权。如果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局限于政治领导权，那么它与列宁的霸权概念的区别就仅在于：葛兰西没有把霸权概念仅用于分析无产阶级的策略，他也用它来分析资产阶级霸权。而实际上，葛兰西通过把智识—道德领导权这一新维度增加进来，使霸权的运作空间大大地拓宽了，这恰恰是葛兰西霸权概念最具原创性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一新的维度，霸权就不能普遍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分析方法，它也不可能通过与市民社会的特殊关系而获得微观化、精致化。假设没有这一步的迈进，那么，拉克劳与莫菲对霸权的进一步激进化的理论努力也就缺失了必要的基础和促发灵感的资源。
三、霸权与意识形态
新维度的增加直接带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列宁主义的霸权概念的意义上，这一问题没有凸显出来，因为无产阶级与农民建立阶级联盟主要是在夺取政权、正面进攻国家的范围内的策略考虑，霸权只与“政治社会”相关。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论述就是在这一范围内展开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43]在此意义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不涉及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有关，所以，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况的分析得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44]领导权的分析也就是阶级分析，而阶级分析又被完全限定于经济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领导权虽然是革命的关键，但它同政治国家一样是经济直接决定的产物。
如果霸权主要在“纯粹的政治”层面运作，而政治的范围又不仅仅限于强制性国家机器，它在广泛的、强大的市民社会中栖居着、存在着，而市民社会又属于非强制性的上层建筑，那么，霸权就自然而然地与意识形态勾联起来。正是霸权概念的拓展，使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显现出来。莫菲《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与意识形态》一文的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是“霸权与意识形态”，“霸权”总是出现在“意识形态”之前，这一方面反映了莫菲对葛兰西的解读是按照从霸权到意识形态这么一个进路——在这一点上她与拉克劳不同，拉克劳是从意识形态分析过渡到霸权概念;另一方面，这一顺序也恰切地反映了葛兰西本人的思考线索和理论侧重，一如伊格尔顿所说：“葛兰西著述中的关键范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霸权。”[45]但这并不是说，在葛兰西的作品中，霸权出现的次数多、频率高，而是说葛兰西是在霸权问题的框架之内来思考意识形态的，即意识形态概念是在“葛兰西的霸权问题域中运作的”，并且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在“新的霸权之构形过程”中充分展示出来的。[46]
四、反对“虚假意识”及“副现象”
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霸权操作的真正场所，而市民社会又属于上层建筑，这一上层建筑又不是国家机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按照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它只能属于意识形态，这样，霸权与意识形态就在市民社会这里叠交在一起了。把市民社会归之于上层建筑，主要着眼于确定霸权斗争的地点，但如果我们倒过来想，意识形态存在于市民社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存在于学校、教会、行会、工会、民间组织、非官方社团、学术机构、各种协会、大众传媒等等这些“实体”之中。在论及霸权的理论—实践原则的认识论意义时，葛兰西曾说：“领导权机构的实现，规定了意识和认知方式的变革。”[47]我以为，这句话也完全适合于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霸权机构的实现改变了人们理解意识形态的方式。
长期以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人们一直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观念的体系，将之当作“副现象”，甚至说它是“虚假意识”，对此，葛兰西指出：“实践哲学代表了一种明显的进步，而且在历史上，它恰恰和观念论相互对立。”[48]依葛兰西之见，所有意识形态研究的出发点都不能离开马克思的这一断言：“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获得他们的任务意识。”[49]这表明，意识形态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随意的“观念”，它也并不一定具有否定性意义，如果马克思有时把意识形态称作幻觉，这也只是在论辩的意义上为了说明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过渡性。在这种肯定性设定之下，葛兰西推出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阐述：“在意识形态是历史所必需的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心理学的’，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50]请注意，“心理学的”是葛兰西的借代性用法，它与“生理学的”相对，是强调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是有机的、活动性的、属于纯粹政治层面的东西，而不是低级的、感觉性的意识。葛兰西认为，将意识形态当作观念体系，是把意识形态贬低到了“生理学”的水平上，“观念论”就是“感觉论”，它的逻辑是把高级的东西还原为低级的东西，把观念归结为感觉要素。葛兰西不无讽刺地说，“弗洛伊德是最后一位观念论者”[51]，因为他把许多活动化约为潜意识、无意识。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之心经由这一表述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意识形态是人们活动、斗争的场所，人们通过意识形态而得到所处的地位的意识。莫菲认为，人们可以从葛兰西的这一论断中得出一个重要的识见，即：主体并不是原先给定的，而总是被意识形态生产出来，这样主体性就总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不是把意识形态当作静态的机械性的观念体系，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构成主体的实践活动，这包含着，意识形态有物质性存在，“正是由于葛兰西，才实现了从作为‘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到作为被经历的、惯常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关键性转变”[52]，葛兰西的这些原创性洞见后来被阿尔都塞继承下来并作了更详尽的发挥与延伸。
莫菲指出，葛兰西在论述意识形态对人们行为的组织功能的时候，明显受到了宗教对人的塑造作用的启发。宗教不仅仅是一种虚无飘缈的观念，它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宗教存在于最初的洗礼、虔诚的跪拜、喃喃的祈祷、神圣的弥撒、肃穆的唱诗之中，“人的生活中与个人幸福攸关的一切大事和行动，如诞生，结婚、死亡和葬礼都夹杂着某些宗教的东西”[53]。宗教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与人们的情感、意志、习俗紧紧联系在一起，更要紧的是它贯穿在、内嵌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在葛兰西的视线中，意识形态也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它在人们的具体的活动中“有机”地、有力地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而不是什么“副现象”或者“无用而愚蠢”。葛兰西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定结构所必需的历史性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一种是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强加意愿”的意识形态，但后一种意识形态在葛兰西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以至于他激愤地说：“这个词语的糟糕的意义已经传播开来，结果是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论分析改变了、变质了。”[54]
为了给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提供理由，葛兰西引证了马克思的一个命题：“一个大众的信念往往具有物质性力量或某种那样的东西所具有的同样的能量。”[55]“某种那样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葛兰西没有点明，紧接着他又说了一段有名的话：“我认为，对于这些命题的分析，倾向于加强历史集团的概念，在这一概念里，物质的力量是内容，而意识形态是形式——虽然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这种区分只有纯粹的训导价值，因为如果没有形式，物质力量在历史上就会是不可设想的，而如果没有物质力量，意识形态就只会是个人的幻想。”[56]巴丽特曾指出，在这一段落中包含着复杂的、但却是明显的立场的转移，这造成了准确理解这些相关命题的困难，意识形态的物质力量是作为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操作性、活动性本身具有的呢?还是说它依赖于经济的力量?葛兰西表述的模糊性为不同的诠释留下了余地，就像巴丽特所说：“最后一个句子也许足以独立地将葛兰西指定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主义者’，但是，当这出现在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中，意识形态是一个“斗争”的场所，这已成为经典‘葛兰西式’的思想得以提出)的最后时就很难对其作出评估。”[57]莫菲与拉克劳倾向于把这个段落理解为是对意识形态能动性的表达，但二者又有些不同。莫菲在她的阐释中暗示，葛兰西的意思在于，意识形态可以像经济本身那样真实并起作用。而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内容之间的区分，其灵感源泉显然也来自这个地方，但拉克劳对这一区分做了康德式的处理，着意强化的是形式本身的独立性，而莫菲则一般地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对于葛兰西意识形态概念在反对“副现象”方面所可能具有的意义，莫菲作了一个概要式的总结：一是意识形态以实践形态存在，即其本身的操作性、活动性;二是通过意识形态主体得以产生、构成;三是意识形态物质性和机构化(institutional)。但是，莫菲的重点不在于此，因为这些方面已被阿尔都塞以更清晰、更系统的形式理论化了。莫菲想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中发现更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就连她的老师阿尔都塞也没有勘探出来。“葛兰西不仅仅满足于批判“副现象”的观念，他继续深入前行，对那种将意识形态当成是主体的阶级地位的功能的观点发出了质问，毫无疑问，正是在这里，葛兰西贡献的最重要、最新颖之处被发现了。”[58]莫菲认为，正是反还原论问题提供了葛兰西霸权的可理解性的现实条件。
五、反对还原主义
葛兰西在意识形态上的反还原主义从几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在葛兰西那里，政治行动的主体和社会阶级并不等同，存在于经济层面的社会阶级并不一定在政治层面上重现，在集体意志的锻造过程中，新的政治主体可能被创造出来。莫菲认为，由于葛兰西消解了所有主体都是阶级主体这一还原论命题，他才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使他能够思考超越简单阶级联盟意义上的霸权，这种霸权创造了一个高级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各种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因素熔合进来。
不同社会集团间的意识形态因素如何能达到真正的统一呢?有两种可能的解决途径。第一种是，将意识形态的统一视作主要社会集团的阶级意识形态向联盟集团的强加。在这种情形下，霸权阶级就是依靠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致性的阶级，这导致把意识形态的统一问题还原为意识形态的灌输。莫菲指出，普兰查斯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解读就属于这一类型。
第二种是，通过智识与道德的改革建立新霸权，这正是葛兰西采取的线路。智识与道德改革的重要性表现在：基本阶级的霸权在于创造一个“集体意志”，在这个“集体意志”中，这一阶级与其同盟的意志熔合起来形成“集体人”。“人们可以由此推论，‘文化的方面’对于实践(集体)的活动的重要性。历史的行为只能由‘集体人’来完成，要达成一种‘文化—社会的’统一，必须以此为前提：具有异质的目的的、多种多样的分散的意志，在平等的共同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怀着同一个目的而焊接在一起。”[59]新霸权的创造意味着先前意识形态范围的某些改变，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观以作为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的统一原则。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改变、整形，就谈不上智识与道德的改革。
对葛兰西而言，智识与道德的改革不在于清除现存的世界观或者以全新的、已经程式化的世界观来取代它，而在于一个艰辛的改变过程，在于对现存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再接合，意识形态斗争不是要拒绝一个体系的所有要素，而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新的接合。在谈到集体意志形成的漫长与艰辛时，葛兰西曾说：“重要的是，新的历史阶段的早期代表容易对这些复杂的意识形态提出批评，批评造成区别和变化，其意义相当于旧的意识形态要素。从前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甚至具有偶发性的东西，如今具有首要的意义——变成新的复杂认识和理论的核心。由于次要因素的社会发展，旧的集体意志转化为自相矛盾的要素等等。”[60]这表明，葛兰西充分考虑了新旧意识形态之间、意识形态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的达成是各种因素反复较量、斗争的结果。
莫菲认为，葛兰西的这一解决方式使还原论的另外两个原则趋于瓦解，这两个原则是：社会阶级有一个范型性意识形态;所有意识形态要素都有必然的阶级归属。因为，如果接受这两个原则作为前提，那么智识与道德的改革就蜕变为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全面拒绝和彻底根除，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综合爆发”，“综合爆发确实也会发生，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的破坏性超过重建性”。[61]在葛兰西的论域中，智识与道德的改革完全不是在“综合爆发”的意义上提出的，而是在“有机继承”的意义上呈现其特有内涵的，“这种有机继承要求一座良好的档案馆，其中储备丰富，使用简便，可以对过去的一切活动进行游览和‘批评’”。[62]可以说，要保持葛兰西赋予智识与道德改革的典范意义，就必须与这两个阶级还原论的原则告别。
在莫菲看来，正是由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介入”，意识形态统一性问题才得以深化并达到一种非还原论的解决。雷蒙德·威廉斯在讨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时，反复强调霸权的动力学特征，他认为，霸权就意味着斗争，意味着“不断地被更新、再造、保卫与修正”[63]，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霸权的问题性之内，葛兰西能够将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发挥到那样的地步。其实，莫菲在阐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的关系时，考虑到的也就是霸权的内在张力给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统合动势。巴丽特说，霸权与意识形态是一对姊妹术语，“霸权概念是葛兰西关于政治与意识形态思想的有生机的焦点”[64]，这一断言无疑是中肯的、机智的，但遗憾的是，巴丽特夫人并没有对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出深入分析。
既然霸权在于基本阶级在不同社会集团构成的体系之内对政治、智识、道德所实行的领导权，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又不是意识形态强加的，那么意识形态体系的统一就只能来自于接合原则——葛兰西称之为“霸权原则”。莫菲承认，葛兰西本人并没有特意对“霸权原则”进行精确的界定，但通过“症候式阅读”可以看出：“它包含一个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的实现依赖于处于生产关系层面的基本阶级所起的中心作用。”[65]智识与道德的领导的实质就是提供一个接合原则，通过这一原则，来自不同集团的意识形态因素被接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即“有机意识形态”。之所以说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源自于接合，无非是为强调统一性不是先验决定，而是特定历史际遇下各种力量关系为争夺霸权而斗争的结果。既然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是接合所赋予的，那么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也同样是接合造成的，因为某一集团的意识形态也可能被另外的霸权原则所接合。
但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问题尚有许多令人困惑的方面，莫菲急于得出结论，在论证上不细致，论据也不够充分。比如，接合如何造成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莫菲那里还是一笔糊涂账，因为她没有说明，基本阶级本身的阶级性(即由它在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决定的阶级性)与它作为霸权阶级在建构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时所提供的霸权原则的阶级性是否完全一致，如果完全一致，那么“接合”岂不成了实现阶级性移植的工具?如果二者之间不完全重叠，它的原因在哪里?被接合到“有机意识形态”中的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要素的阶级性处于何种状态?从莫菲对智识与道德改革及集体意志的阐释与发挥来看，莫菲极力想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中探照出超越阶级还原论的“症候”，因此，她肯定倾向于霸权原则的阶级性不完全受生产关系层面的决定。她说：“意识形态斗争事实上由特定意识形态要素的拆解—再接合的过程构成，两个霸权原则为挪用这些要素而进行斗争，但这一斗争不是由两个完全定型的、封闭的世界观的冲突构成，因而，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意识形态总体是竞争的霸权原则之间各种力量关系的结果，它们经历着一个永久的变化过程。”[66]既然霸权原则要“挪用”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要素，并且这一原则是各种力量关系斗争的结果，那么这一接合原则的阶级性就是经过“改造”了的阶级性。但是，莫菲没有像拉克劳那样大胆地在意识形态的内容与意识形态的形式之间作出区分，说霸权原则的阶级性是“现象”，而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性是“物本身”。
六、葛兰西的重要性
从总体上看，莫菲此时对葛兰西的解读还是比较保守的，她力图在基本忠实于葛兰西原意的前提下作出有限的引伸。比如，她承认，葛兰西本人并没有明确断言每一意识形态要素没有必然的阶级性，“葛兰西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尽管如此，还是有可能发现解决问题的一些富有意义的明确的暗示性线索(pointers)”[67]。莫菲说的“pointers”是指葛兰西提到的“民族—大众”，因为葛兰西表述过这样的看法：在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利害攸关的是把民族—大众的意识形态要素接合到霸权阶级的话语中来，由此莫菲作了这样的发挥：“这就假定了这些要素本身并不表达阶级利益，它们的阶级性是由话语(它们被接合到如此的话语中)和被这样创造出来的主题类型所赋予。”[68]莫菲的意思很明显，她是说，一些意识形态要素本身无所谓阶级性，它只是在被接合之后，方显现出“阶级性”，质言之，它们的阶级性是接合原则造成的，但是，莫菲自始至终没有使用拉克劳式的表达方式——意识形态要素的中立化或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她尽量使自己的理解表现为是对葛兰西原意的进一步展开，即便有所发挥，她也小心谨慎地使之不太离谱。
莫菲在《葛兰西思想中的霸权与意识形态》一文的结论部分，总结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的三个方面：“(1)葛兰西第一个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强调它作为所有社会形态的一个必要层次的存在，强调它铭刻在实践中，强调它具体化在各种机构中。(2)他与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彻底决裂了，这种意识形态是现实的歪曲表现，因为它被主体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的地位所决定，葛兰西提前使用了作为建构主体的实践的意识形态概念。(3)最后，他也对还原论的一般原则提出了怀疑，这种还原论把必然的阶级归属归之于所有的意识形态要素。”[69]
莫菲认为，葛兰西在意识形态理论上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成就，是由于他研究意识形态的新方式：从霸权的角度来透察意识形态问题。由于霸权就是不停地斗争，由于霸权斗争体现于可见的运动中，由于霸权是一种政治过程，所以意识形态就从歪歪斜斜躺着的“观念体系”中一下子站立起来，它不仅恢复了自己的正面形象，而且还解掉了一些不必要的束缚，变得更加从容自由。反过来，正是意识形态的这些关键性转换构成了葛兰西霸权概念可理解性的条件和全新意义。那么，葛兰西关于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创造性思考有哪些重要意义呢?或者说莫菲从葛兰西那里获得了哪些富有启发价值的思想酵母呢?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葛兰西为解决意识形态的自主性问题付出了最大的尝试性努力。就像莫菲指出的：“问题在于超越经济主义，而同时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性。”[70]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确立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一方面又不放弃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这是所有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解决意识形态自主性问题的理论家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境。莫菲的老师阿尔都塞也不例外，阿尔都塞一方面断定意识形态是永存的想象之镜，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体仍要通过意识形态并在意识形态中产生，但是，他同时又宣称，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而共产主义恰恰是阶级消亡了的社会，这样一来，阿尔都塞陷入了矛盾之中。依莫菲之见，由于葛兰西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阶级还原论，所以他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做得比阿尔都塞成功。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莫菲此时还没有把经济的最终决定当作“经济主义的最后堡垒”来加以批判。一个雄辩的事实是，莫菲对保罗·赫斯特与巴里·辛德斯对阿尔都塞的批判提出了批评：“尽管他的批评者提出了事实上消除了经济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样的解决是以牺牲历史唯物主义为代价的。实际上，通过把经济主义等同于经济的最终决定这一论点，通过主张把意识形态的完全独立作为解决方式，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质疑。”[71]莫菲此时对赫斯特与辛德斯完全抛弃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寻求意识形态的自主性的做法大为不满，这充分表明，莫菲在这个时候无意于追求意识形态的完全独立，她要的是不超出马克思主义的界线而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作最大的提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才离开阿尔都塞去重新解读葛兰西。
正像拉克劳强调的：“葛兰西所界定的‘霸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中是一个关键概念，它需要从其全部意涵上充分展开……民主召询的自主性观念已蕴含在‘霸权’概念中、蕴含在作为阶级斗争领域的民主意识形态之中，因此，它允许马克思主义理论克服阶级还原论。葛兰西的最重要的原创性与其说在于他对上层建筑重要性的坚持(其他的理论家，如卢卡奇也达到了这一点)，倒不如说在于他既克服了经济主义同时又克服了阶级还原论。”[72]葛兰西霸权概念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是在列宁的作为阶级联盟领导权的意义上被使用，而是将其置于市民社会领域，作为一种智识上的、道德上的主导权建构来加以界定，它侧重表达的是通过共识的达成而熔铸集体意志的过程，因此也就是组织赞同的政治实践。为了形成一种能够为不同社会集团所接受的“新世界观”，势必要牺牲某些狭隘的社团性利益，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其他集团的意向和要求，势必要中立化霸权集团与其他对立阶级的冲突。正如贝茨(Thomas R．Bates)正确指出的，葛兰西把维护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力量归之于观念，“倒不是因为观念的力量足以消除阶级斗争，而是因为它们能够将阶级斗争缓和到使阶级社会继续运转下去”。[73]诉诸于知识与道德的改造与卢卡奇将意识形态直接简化为纯粹的阶级意识显然代表一种策略性的转变。在最保守的评价上，这种转变在寻求一种平衡与综合的温和努力中表现出阶级属性的模糊、缓冲与弱化;当然，如果对这种转变做出一种激进的阐释，就可能得出更大胆的结论：在葛兰西那里，政治主体并一定都以阶级的面目呈现，原本就存在着一些不能用经济阶级的概念加指认的社会集团，由于这样的集团的存在，集体意志的锻造才能达至“积极赞同”的境地。后一种理解路线恰恰就是拉克劳与莫菲在1970年代中后期对葛兰西的解读中所采取的理论姿态，实际上，它构成了拉克劳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批判的一种预置性观念支撑。当然，从葛兰西那里这样汲取灵感，不免会遭到老式左派的指责，奈杰尔·格里维斯(Nigel M．Greaves)就说。拉克劳与莫菲如此这般的做法乃是对葛兰西的语境性误读，“葛兰西在九泉之下也会难以安眠”。[74]不过，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武断地把自己的“想法”硬塞给葛兰西，在《葛兰西的霸权与意识形态概念》一文中，当莫菲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原则趋于瓦解的时候，她并没有忘记做出谨慎的补充：“葛兰西本人从来没有以明确的形式提出过反还原论问题，尽管此一问题实际地存在于他构想霸权概念的方式之中。”[75]这就是说，葛兰西本人从来没有明确地谈到中立的意识形态原素和非阶级的政治主体，这一切都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解读”出来的——这种解读被西方左翼学者恰当地命名为“新葛兰西主义”(Neo-Gramscianism)。
阿尔都塞的解决方案是一点也不放弃阶级决定，赫斯特与辛德斯则完全抛弃了阶级因素，葛兰西是部分放弃阶级决定，“霸权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在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与经济的最终决定之间的可能接合的轮廓”。[76]从纯粹政治层面上，由于意识形态要素并不具有必然的阶级归属，所以意识形态要素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经济层面的阶级利益，故而，葛兰西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真正自主性。而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同经济的最终决定并不是不相容的，因为用于接合这些要素的霸权原则总是由基本阶级所提供的”[77]，对于莫菲来说，葛兰西为解决意识形态的还原论问题提示了一种正确的方向，下一步要做的是使这一路线进一步理论化。
拉克劳与莫菲的新葛兰西主义论点明显表现出一种兼容论的解决趋向，他们在断言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原素的存在的同时，并不否认生产关系在历史过程中的最终决定，在当时，他们认定，如果抛开了“经济的最终决定”就等于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们一方面让自己不逾越这道马克思主义的“底线”，一方面尽最大努力把生产方式的结构性作用远远推到“幕后”，而让诸多异质的意识形态原素(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无阶级内涵的中立意识形态成分)在“前台”尽情地自主活动。拉克劳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中这一“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相当艰辛的努力，他援用葛兰西关于经济层面的阶级在伦理—政治层面复现必定经过了“净化”(Catharsis)作用的观点，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基本阶级”当然要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表现自身”，但这种“表现”与该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自在存在”并不完全等同，一个阶级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存在形式”赋予了意识形态以统一性。显而易见，拉克劳这一阐释的用意在于弱化生产关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规定的阶级性的作用，而着力凸显在意识形态实践中阶级的“实现形式”。
无论拉克劳与莫菲怎样把生产方式所规定的阶级化为一种模糊的远景，他们毕竟还没有把它抹掉;无论拉克劳与莫菲怎样把阶级性淡化，中立的意识形态原素还是在阶级性的圈子内活动，因为，他们仅仅把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理解为阶级性。他们“否定了敷粉的发辫”，但“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78]正缘乎此，巴丽特说：“拉克用另一只手拿走了他刚刚送给我们的东西……他不是让我们品尝他如此雄辩地解释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非阶级原素的完全独立，而是要我们将‘阶级目标’作为大众民主现象的议事日程(即使以隐蔽的形式)所要争取的东西来加以实施。”[79]巴雷特的话暗含着这样的意思：拉克劳本来可以不受不必要的拖累，从而轻松自如地得出一个与阶级概念全无瓜葛的意识形态接合概念。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在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把霸权清楚地描述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为争夺中立意识形态原素而展开的零和博弈。莫菲更是在《葛兰西的霸权与意识形态概念》一文中对赫斯特和辛德斯以牺牲“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为代价而换取意识形态的完全独立给予了最激烈的批判。
但是，巴丽特所想之事终究还是发生了，这原本可以预料，但来得这样快却让人有点匪夷所思，或许莫菲自己也没想到，她不久前对别人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指责竟戏剧化地变成了她与拉克劳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烟幕弹! 1981年1月拉克劳与莫菲发表了他们合写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战略，下一步在哪儿?》，在这篇文章中他们首次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完成一次的“哥白尼式革命”：
现在我们已抵达此前提及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核心之处了。这在于艰难地得出与经济主义决裂的结论——它最先由列宁所开创，继而经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得以发展;在于坚决地与本质主义的“历史保证”的形而上学决裂;也在于同一种宣称自己为历史过程的“绝对真理”、宣称自己能够预测历史的必然进程的科学形式决裂。如果我们还想有朝一日进入到一种真正解放的和自我管理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社会构想为一个充满着多样性的政治斗争复杂的场域，在其中，大量的不同主体必须被承认和接受。[80]
“哥白尼式革命”涉及对既定关系的颠覆：在康德那里，认识主体并不是客体的反映，相反，认识的客体倒是主体建构的结果，因为，知识可能的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可能的条件;而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不是“经济的最终决定”赋予主体的优先地位，抑或是什么“历史规律的担保”决定了此一主体的霸权，相反，是霸权接合实践活动本身建构了主体的霸权身份，因为，霸权可能的条件也就是历史性的政治主体可能的条件。其实，拉克劳与莫菲的“哥白尼式革命”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就已潜伏了它的逻辑内核——既然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的形成也就是政治主体的“生产”过程，而意识形态统一性是接合实践所造就，那么，政治主体当然也就不是由什么必然性逻辑所决定，而是由偶然性的霸权逻辑所塑造。但是，这个逻辑内核一直为阶级性所困扰而没有充分地“伸展开来”，当拉克劳与莫菲确立了无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原素的存在之后，阶级霸权似乎拓展了极大的自主空间，但“阶级”对“霸权”的先验规定仍然限制着接合的完全自主，如今，“经济的最终决定”一旦化为乌有，霸权接合的一切“形而上学”束缚也就被彻底剪除。现在，即使仍然谈论“阶级”——事实上，拉克劳与莫菲在20世纪80年代初并没有像赫斯特和辛德斯那样快刀斩乱麻似地完全扔掉阶级概念——也不是“阶级”决定“霸权”，而是“霸权”决定“阶级”，一如莫菲所言：“霸权概念比阶级更具基础性，因为，阶级的位置性在政治主体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存在于社会既定历史时刻的霸权类型。”[81]
对霸权的这种阐述当然“超越了葛兰西”，正因为这一“超越”，葛兰西一下子从一个反还原论的斗士变成了还原论的残余分子。其实，葛兰西并没有变，他始终是那个葛兰西，真正改变的倒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在1981年10月的一次访谈中，有人问拉克劳与莫菲：“既然你们认为霸权过程优先于阶级的形成，那就表明你们不仅完全脱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而且根本上背离了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者(Neo-Marxist)的努力，在你们如此的理论规划中，‘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人们又如何从理论上概念化这一解决目标?”[8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的反应远远不同于他们当初对赫斯特和辛德斯的指控式的描述，尽管其变化的实质都是一样的。拉克劳与莫菲显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完全拒绝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似乎有着浓重的“怀旧”情结，这导致他们在学理上背弃它，却在情感上依偎它!拉克劳振振有词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并不在于把它确立为一种“历史规律”，而是既要看到它的局限、矛盾和误识，同时又要洞察到它的伟大之处，洞察到它开辟新的历史道路的能力，“我们认同于这样一种传统而又不坚守任何正统，这允许我们现在仍将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者”。[83]而莫菲则用一种近乎福音书式的语调为自己辩护：“如果没有根本性的重塑(recasting)，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会有助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斗争，而且它可能成为一种桎梏。”[84]拉克劳与莫菲的言辞似乎隐藏着大智大慧：放弃是为了守护，背离是为了忠诚，超越是为了拯救，然而，能有多少人信服却不得而知!至少诺曼·杰拉斯不会相信，丹尼尔·麦基(Daniel T.McGee)也不会相信。[85]身份政治的阐发者颇为尴尬地遭遇到了自己身份确认的困惑!
不过，即使拉克劳与莫菲超越葛兰西从而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告别了葛兰西，因为葛兰西不仅仅是他们走入后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思想桥梁，同时也是重新思考激进政治的重要参照者与对话者，毕竟，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开辟了重新理解激进政治的真正性质的新思路，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在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那里，政治被狭隘地限定在强制性国家层面上，国家等同于暴力统治的工具，而政治变成了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葛兰西通过霸权概念的扩展对这种把政治缩减为一个专门化的特定区域的做法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将“政治斗争化为一系列私人事务，一方面是那些灯里有神明的人，他们无所不知;另一方面是那些被自己的领袖愚弄的人，但是他们愚蠢到不可救治，完全不肯相信实情”。[86]在葛兰西看来，政治斗争并不是经济主义的简单反映或表现，必须充分考虑政治斗争条件的社会复杂性，必须从霸权原则斗争的角度将政治活动看成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新的力量平衡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人类活动。葛兰西从霸权的视角论述了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性质，提出了完整国家的概念，阐明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作用，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狭隘疆域。
莫菲说葛兰西对政治学的贡献在于，他“恢复了政治被人遗忘的维度……政治由此不再被构想为分立的专门的活动，它变成存在于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的一个维度”。[87]这种对政治性质的定位，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领悟到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人是政治动物”的真正含义——政治内在于人活动中，它构成了人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由霸权理论引发的对政治性质、范围、作用等的一系列思考构成了拉克劳与莫菲激进民主政治规划的问题域，虽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业已把阶级从政治中置换出去，但是，政治与权力、政治与对抗、政治与民主关系的后现代性阐释仍然围绕着政治作为主体构成之场所这一基本设定展开，从这个视角看，葛兰西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注释】
[1]Benedetto Fontana：Logos and kratos：Gramsci and the Ancients on Hegemon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000，p.308．
[2]李少军：《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载《兰州学刊》1993年第5期，第32—33页。
[3]Michèle Barrett：The Politics of Truth：From Marx to Foucault，Polity Press，1991，p.54．
[4]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36．
[5]参见郭湛为孙晶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页)一书所写的序言。
[6]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50．
[7]Ibid．，p.55．
[8]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21 － 1926)，Lawrence and Wishart，1978，p.443．
[9]詹姆斯·约尔：《葛兰西》，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第62—63页。
[10]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7．
[11]詹姆斯·约尔：《葛兰西》，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71页。
[12]Perry Anderson：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in Antonio Gramsci：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isophers，edited by James Martin，Vol．2，Routledge，2002，p.353．
[13]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s．＆ translated．)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78．
[14]Antonio Gramsci：Gramsci's Prison Letters，tran．by Hamish Henderson，Zwan Publications，1988，p.161．
[15]Ibid．，pp.213 －214．
[16]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s．＆ translated．)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57．
[17]Ibid．，p.12．
[18]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Ⅲ，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244．
[19]Antonil Gramsci：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ls，(eds．＆ translated．)D．Bootham，Lawrence and Wishart，1995，p.357．
[20]Ibidl．，p.372．
[21]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s．＆ translated．)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140．
[22]Ibid．，p.172．
[23]Ibid．，p.134．
[24]Beneditto Fontana：Hegemony and Power：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ramsci and Machiavelli，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3，p.1．
[25]Antonio Gramsci：Gramsci's Prison Letters，tran．by Hamish Henderson，Zwan Publications，1988，p.214．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2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7页。
[28]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托·拉克劳、斯拉夫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高信奇、蒋桂琴、童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2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3页。
[30]同上书，第253页。
[3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9页。
[32]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33]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34]同上。
[35]同上。
[3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37]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托·拉克劳，斯拉夫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高信奇、蒋桂琴、童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38]Chantal Mouffe (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Boston and Henley，p.181．
[39]Chantal Mouffe (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83．
[40]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4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42]同上。
[4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44]同上书，第8页。
[45]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6页。
[46]Chantal Mouffe (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85．
[47]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0页。
[48]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
[49]Chantal Mouffe (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85．
[50]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51]同上书，第291页。
[52]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多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53]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页。
[54]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55]同上。
[56]同上。
[57]Slavoj Zizek (ed．)：Mapping Ideology，Verso，1994，p.237．
[58]Chantal Mouffe (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88．
[59]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61页。
[60]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61]同上书，第156页。
[62]同上书，第158页。
[63]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12页。
[64]Slavoj Zizek (ed．)：Mapping Ideology，Verso，1994，p.238．
[65]Chantal Mouffe (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93．
[66]Chantal Mouffe (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p.193－194．
[67]Ibid．，p.194．
[68]Chantal Mouffe (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p.193－194，p.195．
[69]Chantal Mouffe (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199．
[70]Ibid．，pp.199 －200．
[71]Chantal Mouffe (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p.200．
[72]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NLB，1977，p.141．
[73]Thomas R．Bates：Gramsci and the Theory of Hegemon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6，No．2，(Apr．-Jun．1975)，p.351．
[74]Nigel M．Greaves：Why Gramsci Rolls in His Grave：An Attempt at a Rescue from Laclau and Mouffe，Paper delivered to PSA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Lincoln，April 2004，p.1．
[75]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Kegan Paul，p.188．
[76]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Kegan Paul，p.200．
[77]Ibid．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79]Michèle Barrett：The Politics of Truth：From Marx to Foucault，Polity Press，1991，p.59．
[80]Laclau and Mouffe：Socialist Strategy，Where Next? In Marxism Today，January 1981，p.22．
[81]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Recasting Marxism：Hegemony and New Politcal Movements，Socialist Review，66 (1982)：91 －113，Antonio Gramsci：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edited by James Martin，Vol．4，Routledge，2002 ，p.149．
[82]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Recasting Marxism：Hegemony and New Politcal Movements，Socialist Review，66 (1982)：91 －113，Antonio Gramsci：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edited by James Martin，Vol．4，Routledge，2002 ，p.151．
[83]Ibid．，p.152．
[84]Ibid．
[85]Norman Geras：Post-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No．163，(May/ June)1987，pp.40 －82; 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Being A Real Reply to Laclau and Mouffe，In New Left Review，No．169，(May/ June)1988，pp.34 －61．Daniel T．McGee：Post-Marxism：The Opiate of the Intellectuals，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58：2，June 1997，pp.201 －225．
[8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87]Mouffe (ed．)：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Boston and Henley，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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