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左”的开始

二、纠“左”的开始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召开会议，这次会议距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仅两个多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这时，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开始着手研究纠正当时已经初步觉察到的错误。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会议认真研讨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其具体作法是:

一是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我国社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分一条线?他明确指出: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他认为，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明确提出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当时存在的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二是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要大发展。由于混淆了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当时有一些人认为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没有存在的必要。代表人物陈伯达，起草的文件中对商品生产就避而不谈。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多次批评这种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意见。他强调:现在还是要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

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

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调换，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看它同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三是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澄清思想混乱，统一思想认识。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了解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以澄清当时不少干部的模糊认识，统一全党思想。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在会上，毛泽东和与会同志一起，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讲了对这本书的读后感。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过两个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一是《郑州会议纪要》，后改名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两个文件都没有定稿下发，而后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

由于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形势仍然存在不切实际的估计，继续坚持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问题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认识，尽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和主张，但第一次郑州会议仅仅为纠正“左”倾错误开了个头。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央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解决了人民公社两个外部界限问题，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

会上他还集中地论述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大过高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扫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的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要使它为我们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资产阶级法权有用的这一部分，你给它破得体无完肤，总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就是了。陷于被动，我们要扶起来，承认错误。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具体分析的。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为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对进一步纠正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问题以及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