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失足者”与王实味案件

二、“抢救失足者”与王实味案件

延安整风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应该是康生搞的抢救运动，错打了一些干部。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声色俱厉地说:

“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

“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最后，他说:“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抢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坚持，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康生讲话后，“抢救失足者运动”席卷延安和整个边区。一向生气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延安城，笼罩上了混乱和不安的阴云。所有的机关、学校、团体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会”等各种会议夜以继日，出现了“抢救”高潮，坦白或被揭露出来的“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多如牛毛，各单位各机关都有。一时间，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清出的“特务”等竟达1.5万余人。中共中央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余人，便抓了170个“特务”。延安警卫团竟然有80%以上的“国民党特务”。

整风开始后，康生抓住王实味事件作文章。

王实味事件是怎么回事?

王实味当时只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很有个性的作家。当时，党内发扬民主，发动大家提意见，而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意见特别多。王实味在写《野百合花》之前，就给毛泽东上书，批评延安“衣分五色，食分三等，贫富不均，贵贱有别”等等。在延安街头出现的名叫《轻骑队》的壁报，贴在大路上，内容也是批评等级制、不民主这些问题。

《解放日报》文艺栏曾登过一篇作家马加写的小说《间隔》。小说写了一个老干部、游击队长喜欢一个从城市来的女学生。但他那种简单、纯朴、粗鲁的爱使这位女学生害怕，他们中间有很大的隔阂。这篇小说引起老干部的不满，编辑部作了检查，在整风中一再受批评。

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政治、艺术家》等杂文，带头反对院长，主张全院大会民主选举，成为了批判的靶子。

1942年6月至7月，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召开揭发批判王实味大会。会上有人揭发王实味讲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以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话。加上过去王实味又曾与托派分子有过交往，在康生的插手下，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王实味被扣上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被开除党籍，被捕入狱。

这是把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典型范例。

王实味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影响了党中央关于整风指导思想的变化。

1942年4月，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情报显示，蒋介石正乘机而动，准备军事进攻和内部破坏并举，搞垮中共;而且5月以来，国民党赞扬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并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开展特务活动。

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一再制造反共事件。在这种大背景下，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表示: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和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

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

的确，在整风前和整风期间，陕甘宁边区发现了坏人——边区保卫部门破获了一些特务案件。

与此同时，敌占区的日本特务机关也向边区派遣了特务。负责肃反和安全工作的康生借此大肆宣传，说边区“特务如麻”。

这个不实的情况，影响了毛泽东的认识和判断。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于是，延安的中央机关和院校在12月开始审查干部的工作和反特务斗争。各单位发动每个干部写自传，反省思想，反省历史，调查社会关系。

1942年11月，康生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制造了一个张克勤案件。

张克勤，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往甘肃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康生怀疑他是特务。审讯人员就进行“逼供信”。在经受了几天的肉体折磨和车轮战术后，19岁的张克勤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交代了所谓的特务组织系统及其他特务的名单。

康生如获至宝，得出结论:“甘肃党是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之意)。

由此，不仅甘肃党成了“红旗党”，而且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都是审查对象。

在康生的指导下，许多做过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先后被押到延安接受审查。

1942年12月6日，康生在边区高干会上作了反奸细斗争的报告。

接着，他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铁的规律”。

《四三决定》发布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

首先，康生又让自己制造的张克勤案件派上用场，让张成为“坦白典型”，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去作“坦白动员报告”，进行现身说法。

大批“特务”是怎样坦白出来的呢?

张克勤后来说:“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坦白的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

在当时形成了“坦白”光荣的气氛。为了鼓励“坦白”，很多单位决定，凡坦白者给点心、饼干吃，并在大会上戴大红花表彰。

这样从保安机关到一般机关，假坦白越来越多，有了7月15日康生报告中450人向党坦白悔过的数字。在这种“坦白”中已埋下冤假错案的种子。

但是，康生仍不满足，他急需扩大战果，显示他的工作成绩和能力。他还胡说:“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因此，在抢救运动中，一些人上台“坦白”，下台大哭。也有的今天“坦白”，明天翻供。还有的因经受不了不白之冤而精神失常，上吊、投井自杀。

整个延安一时陷入了混乱和不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