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例与文实

从《公羊传》开始，历代公羊学者都努力探寻《春秋》撰写的体例或规则。例如，庄存与所撰《春秋举例》，主要从技术着眼，去探求《春秋》属辞比事的规则，总结为十例。有些体例表面看似互相抵触，互相矛盾，如第一条讲“《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第四、十条分别讲“《春秋》见者不复见也”与“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第五、六条分别讲“《春秋》不待贬绝然后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与“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庄存与：《春秋举例》，见《清经解》卷386）。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庄氏总结出来的“两种相反的情况都是《春秋》的定例，实则自相矛盾”^[9]。理由是董仲舒已讲过“《诗》无达诂，《春秋》无定例”（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实际上，正因为《春秋》无定例，所以两种相反的情况都可以说是《春秋》之例，而不自相矛盾，倒是相辅相成。不过，若按庄民那样去总结《春秋》体例，那些体例何止十项？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花了整一卷（即卷二）的篇幅来罗列、说明《春秋》体例。所以，“《春秋》无定例”并不是说它“没有”体例，而是说它没有“固定不变”的体例。正因如此，《春秋》体例书不胜书，不书胜所书。不过，《公羊传》所揭示、阐发的一条《春秋》体例非常重要，即“实与而文不与”。本文小标题称为“文实”。它分别出现在《公羊传》的鲁宣公十一年，鲁僖公元年、二年、十四年和鲁文公十四年，凡五次。限于篇幅，此处仅举一例分析如下：

鲁宣公十一年冬，《春秋》记载：“楚人杀陈夏征舒。”《公羊传》释曰：“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不与外讨者，因其讨乎外而不与也，虽内讨亦不与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

陈灵公淫于其卿夏征舒之母夏姬，激怒了夏征舒，于是他弑灵公自立，致使陈国大乱。这种情况在春秋之时，可谓屡屡发生，司空见惯。但是，由于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致使臣弑君，子弑父的不义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讨伐与惩处。而今，楚庄王能够诛杀夏征舒，《春秋》就从实际出发，去肯定这一具体事件的现实合理性，即所谓“实与”；但按照《春秋》尊王一统之大义，非天子之命，方伯不得动众起兵，因此，从这一原则而言，《春秋》不仅不赞成楚庄王诛杀夏征舒，还要加以贬抑，即所谓“文不与”。由此可见，“实与而文不与”，这句话蕴含了儒家的经权思想。“实”表示权，“实与”即从实际出发，去肯定某一政治行为或历史事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文”表示经，“文不与”即从原则出发，并不认为这一政治行为或历史事件具有最终的合目标性。

综上所述，“实与而文不与”乃是《公羊传》从思想方法角度对《春秋》所作的阐发，它表明了孔子修订《春秋》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即是儒家的经权思想，故而对理解和把握《公羊传》阐发《春秋》“微言大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