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在四川城市化进程中的意义

第二节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在四川城市化进程中的意义

一、指导了四川的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具有实践性和前瞻性的一系列城市化思想。其中重点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以及相应的体制改革等问题。并在此思想指导下实施了城乡体制改革，“市带县”、“市管县”、“地改市”和“县改市”的变革，加快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四川省的城市化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人口城市化也由1980年的8.54％提高到了2004年的31.3％。从城市的规模结构来看，现有城市中，拥有4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1个，即成都，100～200万人口的城市11个，50～100万的人口城市有15个，20～50万人口的城市有5个，合计32个。其中缺乏200～4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这也是制约四川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1999年，四川的城市规模分布为：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一座（成都），20～50万人口中等城市13座，20万以下的小城市17座。相比较来看，城市人口在增加，说明城市的容纳能力也在增强，城市发展速度在农村城镇建设与发展上还是很快的，四川是全国农村小城镇数量最多的省份。自1994～2001年，四川先后分七批确定了935个农村小城镇作为建设试点乡镇来发展农村经济。这样，包括试点城镇在内，全省约有5055个乡镇。试点城镇作为农村乡镇发展的示范，享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宽松的农民落户政策，享有建设用地指标与政府资金扶持等。这些试点农村城镇在发展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这些试点城镇已经初具规模，建成区面积在不断扩大，人口也在成倍增加。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在这些建制镇中，重点发展了第二、第三产业，使得政府财政收入以及税收都有大幅度的提高，非农业收入已经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农村经济结构也得到了有效调整，这些试点镇的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都有上升。在城镇功能上面，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也在加快。据资料表明，绝大多数镇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设施框架，全省小城镇已转移和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100万以上，城镇化程度达到31％。

二、找到了一条适合四川城市发展的道路

四川省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中部为相对发达区域，主要为平原地区，包括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圈（成都、德阳、绵阳、资阳、眉山、乐山、雅安）、川南经济圈（泸州、自贡、内江）和金沙江下游经济区（攀枝花、宜宾）。这些地区占全省面积的22.06％，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61.23％，经济总量（GDP）为全省的75.58％。东部为欠发达地区，主要为丘陵地区，包括南充、广元、达州、遂宁、广安、巴中等区域，土地面积占全省的16.9％，人口279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2.01％，经济总量占全省的19.15％；西部地区为发展滞后区域，主要为山地高原，包括甘孜、阿坝和凉山民族区，土地面积占全省的62.3％，人口占全省的6.67％，经济总量仅占全省经济总量的5.27％。分析城市化的内涵可知，城市化首先是经济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的好坏对当地城市化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一类为成都市。成都是全省经济、金融、文化、政治的中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经济环境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基础设施和规划建设先进。2004年，成都的人均GDP达到18 856元/人，第二产业比重达到46.8％，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5.55％。在城市基础建设设施方面，成都市的府南河工程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等三项国际大奖，包括家乐福、麦当劳、Intel等在内的世界500强企业已经进驻成都，在旧城改造、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畅通工程、水环境治理、绿化工程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六大工程”陆续实施后，成都市的人居环境日益变得更佳。对于成都周区不同基础和条件的区（市）县，则是注重结合其自身发展优势，因地制宜地进行有特色的开发建设，加速城郊强县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改善投资政策因素，利用优惠政策来吸引招商引资力度，使得城郊县主动寻求机遇，在现有的基础上挖掘和整合资源，逐步成为成都市的城市副中心，成为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居环境好的卫星城镇。这样，将形成以成都市为中心的成都城市群。第二类为攀枝花市，基础设施完善，工业基础好，城镇人口比率为56.4％，甚至高于成都市的42.8％，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第三类为绵阳、自贡、德阳、乐山市。这几个地区经济发展好，有较好的工业基础条件。产业结构多元化，生产配套能力强，交通通信和能源供应等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素质较高，其中乐山是优秀旅游城市，基础设施相对也较好。第四类为泸州、南充、眉山、达州、雅安等市。从人口规模上来说，南充是仅次于成都的城市。泸州有着传统的酿酒业，雅安是一个中等城市，处于远离省内大中城市的地区，其产业多为传统的农业。达州、泸州城市规模较小。这些城市的发展受到地理环境、基础设施以及思想观念的制约，在今后的发展中，将重点加强和附近城市的区域合作，结合自身地理条件建立农产品加工基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改善城市环境，使自身有更好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第五类为广元、遂宁、内江、宜宾、广安、巴中、资阳等市，这些城市规模较小，传统产业在其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从城镇人口比率来看，普遍的比较低，这些城市地理位置比较偏远，长期以来，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的农业依赖性比较大，且工业基础落后，在城市基础设施上同大中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将加强工业化建设，将产业结构进行升级换代，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在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指引下，四川各城市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中都分别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道路，出现了“百家齐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三、推动了四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

1．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和重要性

党的十六大所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针对我国目前所达到的低水平、不全面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状态而言的。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三个“更”，即“更高水平”、“更全面”和“更平衡”。所谓更高水平，是指到2020年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我国的小康社会建立在一个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 所谓更全面，是指到2020年使我国居民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获得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更为充分的满足，获得政治、精神文化生活更为充分的满足，获得优美生态环境和个性自由方面更为充分的满足，等等。 所谓更平衡，是指到2020年使我国目前明显存在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社会阶层差别等不断扩大的趋势得到扭转并逐步缩小，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大幅度提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总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类自身的协调发展，其本质是富民强国、民主进步、文明和谐，亦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强国富民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但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就更是如此。如上所述，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但就人均水平而言，我们还只是从总体上初步达到小康，这种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在现有小康水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否则，在国际竞争日益剧烈的今天，我们强国富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所谓“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正是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真实写照。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客观需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要想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优化人民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是决定一个执政党政绩合法性的基础，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之所以优于资本主义，关键是它能比后者创造出更高的社会生产率。这种更高的社会生产率，必然表现为人民更高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与质量。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需要，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求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贯彻上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把目前这种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推进到更高水平、更全面和发展更平衡的小康，无疑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本质上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历史的、逻辑的统一。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加快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实践证明，能否立足国情而又面向世界，能否解放思想而又实事求是，能否尊重发展规律而又不因循守旧，制定一个符合人民愿望、体现人民利益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是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产生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万众一心去夺取胜利的关键。回顾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根据人民的意愿和事业发展的需要，提出具有感召力的目标，从而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为之奋斗并取得了胜利。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无疑也是一个符合国情而又顺应时代，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又体现了事业发展的需要，实事求是而又充满创新精神的奋斗目标，它必将起到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加快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作用。

四、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从而形成了城乡改革协调发展的思想。

首先，如前所述，邓小平强调农村改革是城市改革和整个改革的基础。

其次，农村改革的深化呼唤城市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决不能只停留在农村，“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1984年10月2日，他在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外籍华人科学家时说：改革是很迫切的。农村政策见效了，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阻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不能满足我国广大农民的需要。“农村改革说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会成功”。

第三，城市改革可以借鉴农村改革经验。邓小平指出，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我们经验不足。“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

第四，城市改革不能照搬农村改革。从改革的内容来说，城市改革远比农村改革复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有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各行各业都在内，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系统工程。邓小平指出：“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城市改革初期，有的地方把农村的改革经验，如承包的方式等办法简单地照搬到城市企业改革中去，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不是很成功。

最后，在推进城市各项改革事业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农村改革，使之与城市改革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形成农工结合、城乡协调的良好局面。1986年5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时说：“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可以借鉴农村改革经验，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改革更应该吸收城市改革的成果，借鉴城市改革的经验，以促进农工融合、城乡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

邓小平的城市化思想是邓小平科学理论的重要部分，也是新时期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的邓小平理论。它开创了整个20世纪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全新思路。在当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的新形势下，这一思想依然显示出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