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笔杆子的毛泽东

1.拿笔杆子的毛泽东

1923年至1926年，是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由酝酿到合作再到走向破裂的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来往于湖南、上海和广州三地，湖南是他发动农民运动的基地，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上海则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三地为毛泽东展露其政治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对毛泽东而言，这一阶段是他1927年前事业的鼎盛时期。

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秘书，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在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一时期毛泽东给人留下的是一派文人形象，是拿笔杆子的毛泽东。迪克·威尔逊在其所著的《毛泽东》一书中，转述了郭沫若对这一时期毛泽东形象的描述：毛泽东留一头短发，中分，倒向两边，一瞥之下给人一种谦恭有节而又深奥莫测的印象。皮肤白皙，说话时声音低沉柔和，富有感染力。在中国人中，特别在革命党党员中，说话声音这么柔和的人还真是少见。

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

春园(新河浦路24号)中共中央办公旧址

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新河浦24号

1923年6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住新河浦24号春园。

广州东山有四大名园。一是恤孤院后街1号的可园，1920年，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一家曾在此小住；一是大沙头涌北岸的葵园，曾是汪精卫的临时公馆；还有一处是寺贝通津42号的隅园，是国民革命军海军造船总监伍景英自己设计的私人住宅。还有就是新河浦的春园。四园当中最著名的当属新河浦春园了。中共三大召开时，会议代表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包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住在春园。他们在此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起草大会的宣言和各项决议草案，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要地位。

新河浦路上连在一起的22号、24号和26号3幢建筑统称春园，是由一名黎姓华侨和另两位华侨出资于1922年修建的。春园借鉴了欧美建筑风格，又糅合了广东传统民居的特点。当时这里出门见水，周围是树林，从珠江划船可以经新河浦小河直达门前。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带的房子都收归国有，20世纪90年代落实华侨政策，在手续齐备的前提下将房屋归还原主。目前作为展馆开放的是24号，是2006年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回来的，22号现在是仍是私人住宅，26号是一家幼儿园。现在春园24号的陈设，大至床铺、书柜，小至茶杯、报纸，都具上世纪20年代的时代特色。家具多为酸枝木质地，每个楼层都摆放着仿真的《广州民国日报》，在三楼马林的住所客厅，还摆放着一台古老的留声机，据说马林整天都要听音乐。

中共三大会址旧景

离春园走两分钟路程，就可到恤孤院后街31号。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此召开。会前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受大会委托，租赁了这座两层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简陋房子。为了保密，当时特意选在一偏僻幽静处，档案也没有记载会址，房子在抗日战争期间又被日机炸毁了。以致很长时间三大会址成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谜。

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调查三大会址小组。陈独秀、毛泽东等代表居住的春园，毛泽东与谭延闿商谈国共合作问题的培正路简园，以及会址对面瓦窑街的逵园，成为寻找三大会址的坐标。最后确认恤孤院后街31号为三大会址，1979年12月会址被定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7月1日，重建后的三大会址和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由于三大旧址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也没有相关建筑图纸，所以重建时旧址没有复原旧貌，而是建成了广场；广场西边，是红砖外墙的纪念馆。

毛泽东以湘区的党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三大。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章指出当时中国有三种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文章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中国反动势力太大了，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把总的社会力量划分为三派，并一直沿用下去，是毛泽东处理政治和革命问题的一种独特方法。中共三大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持积极态度。

毛泽东对国内政治格局的理解和他在湖南开展的工作，令人刮目相看。中共三大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成员。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规定，党的一切函件必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30岁，刚好是而立之年。

(左)东山区文明路215号的钟楼

(上)惠州会馆

东山文明路215号钟楼礼堂、惠州会馆

东山区文明路215号的钟楼建于1905年，最初为清代广东省科举考试的场所——贡院的大院，1908年改为广东优级师范学堂。钟楼为砖木结构，楼顶四面装置时钟，故名“钟楼”。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钟楼底层的礼堂召开。钟楼大院前面的广场占地17400多平方米，是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领导人经常出席群众集会的中心场所，因而被誉为“革命的大本营”。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及大会后，孙中山曾多次在广场的高台上发表演说。省港罢工的集会、纪念列宁逝世的周年大会、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追悼廖仲恺的大会、广东统一庆祝大会、欢送北伐军出师群众大会以及欢庆北伐胜利大会，均在这里举行。

1924年1月，毛泽东同国民党的部分代表乘船离开上海到广州，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大会期间，毛泽东住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办公地点惠州会馆，即现在越秀南路上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这里离钟楼不远。毛泽东就住在这座米黄色的欧式洋楼的二楼。

毛泽东参加大会的座位是39号，会议期间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在章程中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当即遭到李大钊的驳斥。廖仲恺等人支持李大钊的观点。毛泽东适时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大会所否决。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比例选举制是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这种选举制度给一些小党以较大的生存空间，在当时采用这种制度，可以保护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毛泽东发言反对这个议案。他认为，实行比例选举制会给破坏革命的少数派以机会，是有害于革命的，因此不能讨论，不能表决。最后大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1月30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其中就有毛泽东。毛泽东对孙中山是充满敬意的，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撰文指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晚年时，毛泽东依然记得在广州时听孙中山讲话的情景，他说，孙中山是一个演说家，一个鼓动家，讲起话来雄辩有力，赢得一片掌声。一个是享有崇高威望的老革命家，一个是未来的革命领袖，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步出会场

孙中山手书的名单

1月30日大会闭幕，孙中山致闭幕词，他说：这次会议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等7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输入新鲜的血液，推动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东山庙前西街38号、中山四路42号

1925年9月，逃离赵恒惕抓捕的毛泽东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赴广州。他们先从长沙乘火车到株洲，后改乘轮船到衡山，然后翻越五岭，到了广州。他这次在广州，是他建国前在广州生活、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次。

《政治周报》

《政治周报》编辑部旧址

毛泽东开始住的地方在惠爱路（今中山三路）东皋大道。1925年冬天，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由湖南来广州，全家就搬到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座简陋的坐东向西的两层楼房，楼上的人一走动，便有“吱吱”的响声。毛泽东的同事萧楚女、沈雁冰（茅盾）先后在一楼住过，毛泽东一家住在二楼。二楼有一大一小两间睡房和一个客厅。大房间是毛泽东、杨开慧的卧室，小房间是杨母和孩子卧室。床是由两张条凳支撑的木板床，客厅只有几张凳子和一张放置茶壶、茶杯的桌子。毛泽东担任主编的《政治周报》的通讯处也设在这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前馆长黎显蘅从茅盾口中得知，这座小楼房后来被拆掉了。

毛泽东到广州后不久，被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推荐代理宣传部长一职。在主持宣传部工作中，毛泽东更深刻地了解到当时国民党内的思想纷争。国民党右派正在加紧分裂革命的联合战线，攻击联合战线中的共产党；有人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对此，毛泽东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存在着左翼和右翼，无产阶级要联合与小资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左翼合作，而中产阶级的右翼则应当打倒。毛泽东用他的笔，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就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的简陋楼房里，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劈头就提出了两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

但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及其毛泽东的回答，并没有得到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赞同。毛泽东把文章的初稿送给他们审看，陈独秀拒绝在党的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文章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4期上。到编辑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时，这篇文章被选为开卷之作。

除了分清敌友外，毛泽东还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和积极地组织农民，把亿万农民作为革命的真正朋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革命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农村去。这个观点形成后，毛泽东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番禺学宫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观点的形成不过是当时革命格局发生变化的反应：农民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毛泽东本人就是农民斗争的积极组织者。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馆名为周恩来所题

这次在广州，毛泽东还担任过一个重要职务，就是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国民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800名农民运动干部。1926年5月到9月期间，毛泽东主办了第6届，地点在番禺学宫，现在的中山四路42号。

番禺学宫原本是番禺县县学和祭祀孔子的文庙，建于明洪武3年（1370年），现在的格局形成于清乾隆12年（1747年），与德庆学宫、揭阳学宫一道，同为广东三大学宫。1953年，这里辟为农讲所旧址纪念馆，馆名是周恩来题写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61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广东省吊唁的灵堂就设在这里。据说，最近几年，每年都有20多万人到这里参观。

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共招收了327名来自20多个省的学员。这一届农讲所共设25门功课，主要讲授革命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农民运动的理论与方法。周恩来是这一期的教员之一，负责讲授军事课程。这也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合作共事的开始。毛泽东自己兼任“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等课程的讲授。毛泽东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生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还要了解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对政治的影响。期间，毛泽东还组织师生到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中心海丰实习了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看法。

9月11日，有318名学员顺利通过了农讲所的毕业考试。他们考试的题目一共有6道：第二届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意义在哪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是否即为民生主义的实行？农工运动的决议案中所举的各项具体议案与民主主义有何关系？你若站在严格的党的纪律和忠实的立场上怎样评判西山会议？中国国民党组织最主要的精神在哪一点？何谓党团，怎样运动党团？所关注的都是当时现实的政治问题。

在这期间，毛泽东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第1辑出版时他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提出了“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走到了前列。

送走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不久，毛泽东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会书记。1926年11月上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带着毛岸英、毛岸青回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毛泽东再一次到广州，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