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

第六节　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的途径主要包括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引进人才等等。这些开放的形式在毛泽东早年的著作中都有论述，甚至毛泽东还曾有办经济特区的设想。

1.发展对外贸易

毛泽东一直积极主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并通过各种方式多次阐述了对外经济交往思想。早在根据地建设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69]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对外贸易局”，表明中国共产党愿与世界友好国家进行经济贸易的愿望。在1936年初冬，同斯诺纵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事务”时，毛泽东说：“如果中国真正赢得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70]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和互补性，我们应采取和美国及英法等国实行通商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71]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关于做生意，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72]。毛泽东还明确指出：“生意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73]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其目的在于“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74]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75]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在就准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因此，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76]这些都充分说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对外经济贸易上侧重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但不放弃与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在实际活动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发展与所有国家的经济交往，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的对外经济交往是全方位、宽领域的，毛泽东主张与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同欧洲的英、法、德等国，同亚洲的日本，同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同美国发展贸易往来，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别，采取果断而灵活的政策，实现全方位的对外贸易。

为了把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确定下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77]这样，新中国与国外进行通商贸易就有了法律的保障。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最基本的路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访苏从王稼祥处得知，波、捷、意等国要与中国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消息后，毛泽东即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美日英等国做生意。”^[78]“关于出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缅、越、罗、澳、加、日美各国在1950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和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79]。关于经济易货问题，“在一般不许易货的原则下，准备允许冷货易货与不通汇国家进行易货。这在争取进口物资上是有利的。”^[80]这时，由于我国实行政策“一边倒”的政策，对外经济贸易主要是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积极发展同这些国家的经贸交往。同时，也力争与经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做生意，发展经贸关系。1954年9月毛泽东会见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提出了“一要和平，二要通商”的政策。对日贸易，毛泽东表示“对个别生意可以考虑做一点，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业。”^[81]毛泽东在会见秘鲁议员时，反复强调在经济方面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该有原则地好好学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82]

1972年至1973年，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国务院业务组直接筹划和组织，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了新局面，掀起了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高潮。这个引进方案，因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四三方案”批准从欧、美、日等国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共有26项，包括化学纤维4套，石油化工3套，烷基苯项目1套，大化肥13套，大型电站3套，钢铁项目2套（一套是武钢的1.7米轧机），还有43套机械化采煤机组等。这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情，这样的大手笔，世上极为罕见。一大批现代化先进的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很快陆续建成投产，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四三方案”的实施，不仅引进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还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带来了最新市场的信息，我们通过这批设备的引进，切身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变化，看到了究竟什么是先进技术，什么是高度发达的工业，什么是高效率的劳动生产率。对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好的部分。”^[83]

2.正确利用外资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较早系统地提出过利用外资思想的领导人。毛泽东积极主张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下，适当利用外国资本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毛泽东说：“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84]

第一，毛泽东分析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早在延安时期，当斯诺问及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和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在中国经营等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对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人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之大的。”^[85]

第二，毛泽东对利用外资重要性的论述。1944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直截了当地表明，我们需要外资并欢迎外国政府与外国资本家到解放区来投资。毛泽东指出：“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做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86]毛泽东还进一步阐述了利用外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主张。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福尔曼以及谢伟思、瑞士记者博斯哈德等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但是，由于缺乏发展经济的资金，“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相互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87]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和谢伟思谈话时再次指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88]为了打消美国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顾虑，毛泽东向谢伟思阐明了中国的经济方针，指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中美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和互利性；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只能使中美双方在经济上互利互助，而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不可能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首先满足国内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发展轻工业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所需要的“出口市场”。中国所拥有的原料和能源产品可以作为美国对我们投资和贸易的补偿，故“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89]

第三，利用外资是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经济的好途径。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90]1946年5月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发出了《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面的指示》，指出我们应采取和美国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明确“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在解放区美国经济事业的发展，须由我们的同意和赞成”。^[91]“在订立这种契约时，只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击”，“即应放手订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92]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新中国采取“一边倒”政策，主要利用当时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1950年2月14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苏联给予中国援助的低利率贷款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年息1%。五十年代苏联向中国贷款达14亿美元，用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关于新疆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1950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中苏合股公司公布消除群众波动的指示》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和外资合营的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93]《人民日报》在1950年4月5日发表社论说，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发展我国的经济是一件大事。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经济的协定》，规定到1969年为止，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建设，按照两国商定的援助项目总价值约30～35亿卢布。后来建设项目扩至156项工程。此外，我国还同波兰、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些合资企业，如中波轮船公司等。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我们这类国家，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

关于利用华侨资金问题。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时，再次指示“要吸收海外资金”。当时一些华侨担心回国投资后，会遭到共产，因此，一方面不敢回国投资，另一方面，将已经在国内的投资转向香港。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指出：“要有积极政策。”“港澳华侨在一定期限内（例如1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往了。股息多少，股息给不给外汇，这个问题是可以研究”。后来国家制定了《华侨投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鼓励和争取华侨回祖国投资。1956年12月，毛泽东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时曾说：“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94]

毛泽东还曾设想办经济特区。1956年5月，毛泽东、彭真等在广州先后召开了20次会议。其中曾任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副书记的黄施民向毛泽东报告当时香港的情况，说到当时香港各银行充斥着游资，存款利息急剧下跌，毛泽东指出，“海外的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陶铸当时提议，为了加快沿海工业的发展，我们可以抓住香港当前贷款利息很低的机遇，引进资金在广东划个地区开办工厂。毛泽东离开时又叮嘱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95]不久，广东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政治局就此进行了专门讨论。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的特区设想没有得到实施。

毛泽东利用外资思想的实践是曲折的，因为当时主要是利用苏联的资金。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苏联对华援助不再积极了，60年代中苏论战，苏联停止对华援助，到60年代中期，我国在度过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之后，利用外资、华侨资金，主要是采取延期付款的形式。另外，为购买成套设备与技术，我们也利用了中国银行在海外，如新加坡、香港和澳门等外汇存款这一形式。

3.力主向别人学习

毛泽东主张向一切国家学习，他认为“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96]。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来宾谈话，当客人讲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毛泽东兴奋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毛泽东用了“全部开放”的概念，虽然是针对科学技术交流讲的，但也可以理解为包括经济交往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就已经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了“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97]毛泽东向一切国家学习思想有两层意思：在对象上，向一切国家、民族和内行的人学习，“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98]在内容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99]毛泽东解释说：“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100]毛泽东在“向外国学习”问题上特别强调了四点：一是既要重视学习具体的科学技术知识，也“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101]，“比如医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102]。二是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他们的管理方法。毛泽东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103]在经济管理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04]三是对那些我们尚没有的科学技术要先搬过来，照着办，然后去消化。毛泽东指出：“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105]。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106]四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107]。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108]毛泽东还一直非常重视学习科学技术知识。1958年11月21日，在南宁会议的总结提纲中指出：学一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1963年12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