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对宇宙本质论美学的超越，前面已经分析到宇宙本质论美学是以客观主义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式，以追求美的本质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样，在人的主体以外的世界寻求美的客观属性已经成为前康德美学的一个重要特质。而在康德这里，美学研究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换，康德已经不再去为美寻求一个外在的客观属性，而是将美直接与人的本性相互关联起来，他的目标是将美与实践理性的自由进行对接，最终确立以“自由”为核心的实践理性本体论美学。
首先我们要对“本体论”一词进行正本清源的研究，从词源学上来看，本体论一词（英文为Ontology，德文为Ontologie）最早由德国哲学家郭克兰纽（Rudolphus Goclenius）创造，意为“存在论”，而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则最早为“本体论”下定义:“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95)可见，本体论就是“存在论”，本体就是“有（Being即存在）”。然而，当代本体似被“末体”化，即将真正的本体生发出来的枝干作为所谓的本体，甚至将某一独立自足的现实存在物作为本体，最典型的要数西方文艺理论界的“新批评派”，该派奠基者兰色姆提出“本体论批评”的口号，强调批评应当把文学作品本身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独立本体，研究其内部的各种因素的不同组合、运动变化，寻找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96)可以说，“本体论”一词在当前有着很多的误解，例如把本体论当成本质论，把本体论当成本源论，将本体论当成本根论等等(97)。事实上，本体论乃是一种产生于古希腊时代的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始基的哲学，是一门奠定存在的根基、揭示存在的真理，显示存在意义的学问，因而本体论问题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是现实世界得以存在的根据。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康德美学，我们可以看出康德以“自由”为目标的实践理性本体论美学具有明显的现当代特征，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就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在康德的思想中，传统的宇宙本质论美学因为是以科学的知性法则为美学研究的根本法则，因而并没有脱离认识论的倾向，没有认识到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区分，没有能够分清物的两重性和人的有限性，物具有形而上学的物自体和经验现象的双重特性，而人的存在是有限的，人们只能够认识作为现象的物的特性，而不能够认识到作为形而上学的物自体的特性，物自体是什么是人们无法认识的，但这并不说明物自体不重要，恰恰相反，物自体作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之康德将实践理性从科学知性中区分开来，发现了作为人自身所独有的自由因果律，揭示了人的实践理性——至善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将人类的理性和人类的自由作为人的生存的根基确定了下来。而康德对以“自由”为核心的实践理性本体论的建构是分为两步走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一方面将世界划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世界，论证了现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巨大差别，人们通过先天的知性法则——范畴就可以认识到现象世界的规律，这也就是人为自然立法的原则，而物自体作为人类信仰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人们并不能够依靠知性的法则来认识物自体，否则就会产生先验幻象，败坏知性法则的纯粹性，因而康德通过现象和物自体世界的划分将传统宇宙本质论所讨论的问题限制在现象界和经验领域，而物自体（实践理性）只能够信仰而不能够认识，因而康德的这种“限制知识，为信仰留下地盘”的人类学思想就为实践理性的本体论地位做出了铺垫；另一方面，康德证明了现象界自然因果必然性的存在的合法性，证实了自然界有着自己赖以遵循的客观必然法则，从而超越了休谟的怀疑论思想，但康德认为自然因果必然律的存在是以先验的自由作为其理论源头的，从而为以自由为目标的实践理性本体论寻求到了先验的根据，同时也为实践自由的客观实在性打下了基础。因而，我们可以认为，《纯粹理性批判》是一本通向康德实践理性本体论意义上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立足于“应当”的法则先验的肯定了“实践自由”的实在性，并通过实践理性与人的道德律的互证，阐释了实践理性对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康德因而构造了一个以自由为基石的超验世界，这个超验世界就是人的生存意义世界，就是一个本体论的世界，从而康德在“自由”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实践理性本体论美学。
落实在美学上，康德立论的要旨在于沟通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前面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到康德通过写作《纯粹理性批判》为建构以“自由”为目标的实践理性本体论哲学做出了铺垫，《纯粹理性批判》就是一本通向未来形而上学的“导论”，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通过实践理性（道德）与自由的互证确立了实践理性的本体论内涵。但从康德哲学的整体来看，其研究的总体角度就是“人的理性在脱离了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后，如何行使自身的合法权利”。(98)因而批判哲学所面对的是文明世界，而不仅仅是自然的世界。文明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分何在呢？根据康德文本我们可以了解，在文明世界感性、知性和理性各负其责，都有着自己的任务和权限，任何跨越权限的行为都是可能导致一种二律背反，所以，康德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为这个文明的理性世界找出各种“职能”的立法规律，分清各种能力的立法权限，防止各种职能的越权，协调人的各项能力的和谐共处。通过写作《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康德确立了纯粹理性的两种立法能力，思辩理性以先验的方式为自然立法，而实践理性则以超验的方式为自由立法，为人的道德律令立法，这两者的立法关涉到人的存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人作为现象存在依靠知性的自然立法，人作为超验的物自体的存在是依靠理性的自由立法，但是这两种立法的权限则是完全不同的，其界限分明，两者好像处于楚河汉界一样，分离于两个不同的王国，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认识与道德、自然与自由、先验的自由与实践的自由、现象与本体之间还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因而在其哲学系统中，实践理性本体的优先地位还不能够得到完满的实现，在这样一种理论前提下，康德通过对判断力问题的反思，将判断力分为反思的判断力和规定的判断力，通过对反思判断力先天原则的探求，试图沟通这种理论上的对立。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判断力批判》的写作和出版，康德“审美中介理论”的提出，反思判断力先验原理的发现，自然合目的论的审美领域和目的论领域的应用，才真正标志着康德实践理性本体论哲学的最终完成与走向成熟，因而可以认为，康德的实践理性本体论美学是康德实践理性本体论哲学的最终完成。
那么，康德的实践理性本体论美学是如何建构的？它与前康德宇宙本质论美学相比较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根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所确立的原则，哲学被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个部分，自然概念领域的现象界只能在直观中表述现象，而不能表述物自体，自由概念在它的对象里表述了物自体，但不能在直观中表现出来，因而“如果就哲学凭借概念而包含有事物的理性认识的诸原则（而不单是像逻辑学那样不对客体作区别而包含有一般思维形式的诸原则）而言，把哲学像通常那样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那么，我们做的完全对，但这样一来，为这个理性认识的诸原则指定了它们的客体的那些概念必定是特别各不相同的，因为否则它们将没有理由作出划分，划分总是以属于一门科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那些理性知识之诸原则的某种对立为前提的”。(99)这样就确立了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对应于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立法原则，这样就明确地划分哲学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或者说是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自然哲学的立法原则是人的思辩理性，道德哲学的立法原则是人的实践理性。在这里，康德澄清了实践哲学所可能蕴藏的歧义，指出实践哲学是由于与道德行为以及自由概念的密切关联而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立的部门，因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的实践劳动以及理论技术在操作层面上的应用的实践在哲学中完全没有任何的地位。
因而，康德在撰写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就很有可能认为在实践理性本体论的基础上已经完成了批判哲学的任务，理论理性在自然概念领域先验的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在自由概念领域超验的为人自身立法，并且阐释了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100)康德好像在实践自由的基础上将人类的这两种能力统一了起来，自然形而上学体系与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大厦似乎已经竣工，因为在这个时候，康德还认为情感问题只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没有自己的先验法则，因而不能纳入批判哲学中来。由此可见，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通过阐明实践理性本体的优先地位，从而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实践理性本体论的基础上很好地统一了起来。
然而在这种统一的背后，康德发现了一串不和谐的音符，在实践理性本体论基础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似乎并不矛盾，知性为自然立法和理性为自由立法好像也并不存在着冲突。但是一个可知的可感受的自然必然律支配的感性现象界和一个不可知的受自由必然律支配的超感性本体的道德界之间明显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因而康德分析道:“现在，虽然在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地和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概念领地之间固定下来了一道不可估量的鸿沟，以至于从前者到后者（因而借助理性的理论运用）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过渡，好像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世界一样，前者不能对后者发生任何影响:那么毕竟，后者应当对前者有某种影响，也就是自由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在感官世界中成为现实；因而自然界也必须能够这样被设想，即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至少会与依照自由规律可在它里面实现的那些目的的可能性相协调。——所以终归必须有自然界以之为基础的那个超感官之物与自由概念在实践上所包含的东西相统一的某种根据，关于这根据的概念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也没有在实践上达到对这根据的认识，因而不拥有特别的领地，但却仍然使按照一方的原则的思维方式向按照另一方原则的思维方式过渡成为可能。”(101)这就说明了自然领域虽然不能对自由领域施加影响，但是由于实践理性本体的“优先”地位，决定了自由领域应该对自然领域施加影响，为什么康德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道理很简单，康德的整个哲学思想都是建立在实践理性本体论基础上的，是以实践自由的道德律为目标的，如果康德在实践理性领域提出来的道德上的最终目标——至善不能在现象界实现出来的话，也就不能够体现出以自由为核心的实践理性本体论的地位。这样，自由概念所提出来的至善理想就应该在感性世界中得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必须被看成朝向某一个目的进发的，自然的这个目的所表现出来的规律至少会与自由规律要求在经验世界中所实现出来的目的相互协调，这一协调的领域一方面是自然界超感性东西的根据，同时又是自由概念的实践依据，“仍然使按照一方的原则的思维方式向按照另一方原则的思维方式过渡成为可能”，这个根据就是把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手段，也就是判断力批判。通过判断力批判，康德将反思判断力的先天原理设定为自然的合目的性，由于判断力没有自己独特的领地，只是对主体自身的反思，因而通过“类比”的方式康德将判断力与人的主观情感结合起来，这样三大批判与人的三种认识能力知、情、意相互对应起来，在判断力批判中，实现了认识到道德，自然到自由的过渡，因而，判断力作为一个中介概念，在实践理性本体论的基础上，自然与自由的和谐成为可能。(102)
通过判断力批判，自然与自由达成统一，美学和目的论成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连接中介，这是康德美学的伟大成果。我们前面已经分析到，在康德以前，美学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只是依附于哲学或者心理学之中。虽然鲍姆加通在1750年提出了美学的名称，但他只是把美学归属于认识论之中，认为美学是认识上的完善，因而美学还没有自己特定的存在方式和存在领域。因而完全可以认为，康德才是美学学科的真正创立者，他不仅仅让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为它指明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而且还说明了美学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黑格尔赞叹康德美学是“关于美所说过的第一句合理性的话”。这种合理性就在于康德将美学从传统的科学宇宙论模式中解脱出来，将美学与人类的终极理想——至善相互关联起来，美学不再是与人无关的客观主义范式的学科，而是真正追问自然现象背后“超感性基体”的关涉人生存在论的学问，是对人类的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就是建构在实践理性本体论之上。因而在康德美学中自由的内在理路就是走向以“自由”为目标的实践理性本体论美学，将美学从认识论模式中解脱出来，第一次在西方哲学史上建立了关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美学。当代西方的人本主义美学的“诗化哲学”，如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讲究的艺术的真理性事实上都是对传统真理观的否决，而讲究存在的真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受到了康德的影响，海德格尔还专门写了《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探讨康德的存在论思想，伽达默尔也在《真理与方法》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康德美学，因而康德的实践理性存在论美学与当代德国的人本主义美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力图为人文科学寻找一普遍坚实的基础，为人的存在寻找到一个“超感性的根基”，使人们从虚无中解脱出来，向着超越性进展。
【注释】
(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2页。
(2)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79页。
(3)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0页。
(4)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第43页。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页。
(6)关于这一论题，参见拙文《西方古代美学:范式与历程》，《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7)哈罗尔德·奥斯本:《美学与艺术理论》，转引自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8)斯托尔尼兹:《“审美无利害性”的起源》，《美学译文》（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9)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10)关于曼德维尔对夏夫兹博里观点的攻击可以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219—220页。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220页。
(12)哈奇生:《论美、秩序、和谐、艺匠》，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1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页；另参见哈奇生:《论美、秩序、和谐、艺匠》，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页。
(14)斯托尔尼兹:《“审美无利害性”的起源》，《美学译文》（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15)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35页。
(16)博克:《崇高与美——博克美学论文选》，李庆善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28页。
(17)同上，第101—102页。
(18)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19)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19页。
(20)鲍姆加通:《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21)见范大灿为《美学》中文译本所写的前言，同上书，第10—11页。
(22)朱志荣:《康德美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8页。
(23)康德:《判断力批判》，第37—38页。
(24)同上，第38页。
(25)同上，第38—39页。
(26)康德:《判断力批判》，第41页。
(27)同上，第39页。
(28)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30页。
(29)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第173页。
(30)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46页。
(31)同上，第146页。
(32)同上，第149页。
(33)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47页。
(34)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50页。
(35)朱志荣:《康德美学思想研究》，第175页。
(36)朱志荣:《康德美学思想研究》，第86页。
(37)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38)这一段材料主要参考了朱志荣《康德美学思想研究》第87—88页的内容，在此表示感谢。
(39)关于夏夫兹博里的“内感官说”，哈奇生和爱迪生进一步发展了夏夫兹博里的“内感官说”在第一节“自由感的理论渊源”中有着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重述。
(40)休谟:《人性的高中与卑劣——休谟散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0页。
(41)同上，第145页。
(42)同上，第148页。
(43)同上，第160页。
(44)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35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4页。
(46)转引自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下卷），第430页。
(47)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30页。
(48)康德:《判断力批判》，第74页。
(49)转引自朱志荣:《康德美学思想研究》，第86页。
(50)康德:《判断力批判》，第74页。
(51)康德:《判断力批判》，第75页。
(52)同上，第75页。
(53)同上，第75页。
(54)康德:《判断力批判》，第75页。
(55)同上，第76页。
(56)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35—136页。
(57)同上，第136页。
(58)同上，第137页。
(59)同上，第138页。
(60)康德:《判断力批判》，第41页。
(61)同上，第44页。
(62)王元骧:《关于艺术形而上学的思考》，《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63)康德:《判断力批判》，第45页。
(64)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72页自注。
(65)康德:《判断力批判》，第65页。
(66)同上，第69页。
(67)同上，第67页。
(68)康德:《判断力批判》，第67页。
(69)同上，第69页。
(70)同上，第69页。
(71)如唐桃《尘世之美与天国之美——论康德美学的两套思想体系》（《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7期），索松华《康德的两种美论:〈判断力批判〉学习札记》（《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柯尊全《康德美学的两重结构》（《西部学坛》1992年第4期），蔡艳山《康德先验美学中的纯粹美与依存美》（《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
(7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版，第57页。
(73)在目前的资料中，对这两者关系的探讨有这三篇论文，Geoffrey Scarre:“Kant on Free Beauty and Independent Beauty”，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21，1981。蒋峦:《康德的徘徊——康德纯粹美与依存美关系探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蔡艳山:《康德先验美学中的纯粹美与依存美》（《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遗憾的是这三篇文章都没有看出康德实际用意。康德的实际用意是通过对纯粹美的先验分析，为反思判断力寻求先验原理，将鉴赏判断纳入到先验哲学体系之中，这是一种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对审美经验的经验描述，依存美不是纯粹的审美鉴赏却能够充当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桥梁，这是因为依存美一方面与概念相互关联，另一方面又与目的相互关联。这样依存美就不再是单纯的审美判断，而是一种目的论判断了。这才是纯粹美与依存美的最大不同之处。
(74)康德:《判断力批判》，第67页。
(75)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43页。
(76)Malcolm Budd在Delight in The Natural World:Kant o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为题所写的三篇论文中，认为对自然的审美鉴赏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愉快:对自然质料完善的愉快，这依赖于对象的概念；对自然美的愉快，这依赖于自然的形式；对自然存在的愉快，这依赖于自然的存在；这三者是相互统一的。对自然的崇高鉴赏也是如此，就是对自然本身的崇高判断，并不依赖于人的道德观念，而康德所说的对于自由美和依存美的判断都是不依赖概念的，所以都不是对自然的审美鉴赏。在这里，可以看出Malcolm Budd并没有认识到纯粹美的先验性质，以及依存美的目的论判断性质，所以认为对自然的审美鉴赏是不可能的，根源还是没有分清纯粹美与依存美的异同。实际上康德通过对自然纯粹的审美鉴赏解决了先验美学的特质问题，通过对自然的客观合目的性的应用的审美鉴赏，将自然美与道德性关联起来。见《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1996年7月第3期，1998年4月第2期，1998年7月第3期。
(77)康德:《判断力批判》，第85页。
(78)同上，第82页。
(79)同上，第83页。
(80)康德:《判断力批判》，第83—84页。
(81)康德:《判断力批判》，第89页。
(82)张法:《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83)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84)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85)玛克斯·德索:《美学和艺术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第13页。
(8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87)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88)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89)同上，第78页。
(90)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上卷，第80页。
(91)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9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93)克罗齐:《美学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9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95)转引自朱立元:《美的感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96)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33页。
(97)朱立元:《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98)叶秀山:《说不尽的康德哲学》，《哲学研究》1995年第9期。
(99)康德:《判断力批判》，第5页。
(100)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说明了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在这里我们不再赘述。
(101)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0页。
(102)关于康德美学中自然与自由和谐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给予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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