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一书的写作背景

三、《论自由》一书的写作背景

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仅造就了工业资产阶级，同时也产生了其对立面——工业无产阶级。当两个全新的阶级产生之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要求改革现存的政治体制，获得选举权。在1832年议会改革运动之中，这两个阶级联合起来声张自己的政治权利，但令人遗憾的是只有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而无产阶级则被完全排除在外。

为什么工人阶级在当时无法获得自己的政治权利？如果考察当时的社会心态的话，可以发现，整个社会弥漫着这样一种思潮：有产阶级全都害怕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在思想深处，他们一直这样认为：民主意味着独断政府，如果民主占优势，必将带来暴民政治，出现专制。早在18世纪时，乔赛亚·塔克就说道，当大多数人被授予统治权力时，他们被证明是最坏的统治者。他们是无知、鲁莽、浮躁、轻率、易变，甚至怀有阴谋欺骗的人。民主政府就它的自然属性来说是专制的，因为它认为自己才是权力的源泉。根据这种权力，就不存在众议。同时一旦他们获得了政治权利，他们将会运用自己的这种政治权利来推翻这个社会^[26]。因此，针对英国工人阶级要求普选权，议员马考莱（Macaulay）就声称：“我反对普选权。我相信普选权对于政府存在的目的和贵族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事物存在的目的都是致命性的威胁，并且它是与文明的存在完全不相容的。我想文明是建立在财产的安全上，如果财产不安全，任何国家的最好的土地、道德以及明智的宪法，都没有力量阻止这个国家坠入野蛮的深渊，而在另一方面，只要财产安全也就不能阻止一个国家向繁荣发展……所以，我们决不能冒绝大的危险把这个国家的最高政权委托给任何阶级。”^[27]正是在这种观念下，工人阶级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工人阶级继续提出获得选举权的要求，但是资产阶级依然坚持认为，工人阶级是残忍和无知的群氓，不能够让他们获得选举权。罗伯特·洛在议会辩论中公然声称，过去的观察表明，一切民主在某些方面都等同于专制。他认为，最大的危险将是把权力从有财富和智力的人手中转移到那些每天生活在受雇佣、为生存而挣扎的人手中。瓦尔特·白哲浩（Walter Bagehot）则出版了《英国宪政》一书，认为人民是“偏狭的、残忍的、无知的”，注定要服从和尊敬社会的上层。他说：“英国是个典型的上下尊敬的国家……上层阶级能够在内阁政府进行统治，他们必定比下层人民有更多的政治能力。劳动者不健全的教育，单调的职业，动手而不动脑的工作，不能够产生复杂的思想，适用的知识……所以，在很多地区，人民是无知的，也是低微的，如果你们一旦让无知阶级开始去统治，你们也许就永远与这种尊敬告别了。”

尽管如此，工人阶级依然在为自己的政治权利斗争，要求一个更为民主的社会，并且他们对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之间的关系作了最为清晰的表述。例如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奥布莱恩（James Bronterre O'Brien）就这样说道：“恶棍们说你们没有代表权是因为你们没有财产，我说相反，你们没有财产是因为你们没有代表权。每个勤劳而又为自己家人生产出（在价值上）超过其自身需要的生活用品的人，都应当拥有那笔超额的财产……但你们为什么拿不到那笔差额呢？是因为法律和国家机构把它交给制定法律的人。假如你们和他们一样有代表权，你们就能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和国家机构，这些法律和国家机构就能把财富赋予挣得它的人，从而使最勤劳的人得到最大的份额。因此，你们的贫困是没有代表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28]为此，英国的工人阶级掀起了持续多年的宪章运动，宪章运动的“六点纲领”中就有“普选权”的内容。

其实，工人阶级的斗争还不仅仅在于要求政治权利，而是要改变这个社会本身，也就是说，只有改变这个社会，他们才能够得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对此，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看得非常清楚。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就曾这样说道：“我还是感到不安且这种感觉正在加重，我们正在走向一场新的革命，这一预感在心里越来越根深蒂固。这标志着我思想中的一个重大转变。”^[29]拉马丁（Lamartine）1835年在议院的一场演讲中也说道：“我们否认它，无济于事，我们把它从我们的思想中排除出去，亦无济于事，无产者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会让当今社会粉身碎骨的问题。”^[30]1848年1月，就在声势浩大的法国1848年革命爆发之前，托克维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演说：

人们说丝毫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人们说，由于社会表面不存在经济紊乱，革命还离我们很远。

先生们，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错了。或许，无政府主义状态在事实上并没有出现，然而它已经深入人心。请注意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什么，我承认，今日，这些阶级依然平静。的确，它们并没有达到往日受政治热情煎熬的程度；但是，难道你们看不见它们的热情已从政治上转向社会了吗？难道你们看不见在他们内部逐渐流传一些意见和思想，其目的不仅是要推翻这样一些法律，这样一届内阁，这样一个政府，而且还有这个社会本身，是要动摇它目前赖以支撑的基础吗？难道你们没有倾听每日在他们中间传播的话语吗？难道你们没有听见人们在那里不断重复说所有位居其上的阶级既无力也不配统治他们，到目前为止世间财产的划分是不公平的，所有权得以成立的基础并不公正？当这样的舆论扎下根来，当这样的舆论广泛传播开来，难道你们不相信，当他们深入民心的时刻，他们迟早要引发，我不知何时，我不知以何种方式，总之他们迟早要引发最可怕的革命吗？

先生们，这就是我深深的信念：我认为，此刻，我们正在火山口上酣睡，我对此深信不疑……

凭着无法分析但却可靠的直觉，难道你们感觉不到欧洲的土地再次战栗起来了吗？难道你们感觉不到……怎么说呢？空中已吹来一股革命的旋风吗？这股风，谁也不知它从何而起，从何而来，也不知它要卷走谁，请相信这点；然而，你们在这种时刻面对世风日下却泰然自若，那是因为我们的措辞还不够尖锐。

此刻我并非危言耸听，我在对你们讲话，我相信我的话也不带宗派思想；我抨击某些人，但我对他们并无怒意，然而，我毕竟有义务把我深刻且明确的看法告诉我的国家。好吧！我明确而由衷的看法，就是世风日下；就是世风的日下将在短期内，也许就在最近，把你们引向新的革命……你们是否知道从现在起一年，一个月，或许一天后，法国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们一无所知，然而，你们所知道的，就是暴风雨就在天边，正向你们扑面而来；你们会听任它抢在你们前头吗？^[31]

的确，他的这一预言非常正确，也正如法国工人阶级领袖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说，从前是一场政治革命，现在将要进行的则是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不同于过去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政治革命，现在是要推翻资产阶级本身的社会革命，其关键之点在于摧毁资产阶级的所有权。

因此，面对这样一个民主的潮流，是依然固守于旧的政治体制不愿开放，还是理智地看到这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格雷厄姆·邓肯（Graeme Duncan）曾经这样说道，对于民主，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面临非常严重的两难境地，当他们通过革命的方式反对传统的统治阶级，扩大民主之后，又要面对着新的敌人，这就是要在民主进程中获得权利的大众^[32]。然而，对于密尔来说，不存在着这样所谓的“两难”。因为在密尔看来，对于现时代的英国来说，必须给予工人阶级政治权利，民主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当然在看到这一趋势的同时，他也在着力思考：民主化时代的行将到来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民主化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和后果？这是民主时代新的境况，所遇到新的时代挑战，就像密尔所说这是“新的问题”。密尔对此是如何认识并提出了何种解决路径，从而引导着人们去思考和行动呢？

在密尔那个时代，不仅在政治和社会体制上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而且在社会观念上也提出了新的思想，这就是一种集体主义和趋同一致的价值观。牛津激进运动、工团主义、托利党、基督教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孔德主义等，尽管形式不同，在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上却具有共同性。例如，关于孔德（August Comte）的思想，尽管密尔说他接受了孔德的很多思想，但是，他对此也十分警惕，认为孔德的实证主义将会造成“社会高于个人的专制主义”。密尔还指出：“在他（孔德）设想的制度里，其精神导师和支配者的团体，利用普遍舆论的压力，驾驭任何行为，在人力可能范围内控制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每一种思想和每一件事情，不管事情仅与个人有关或涉及他人利益。应该公平地指出，这本书在许多感情问题上比他以前作品有相当程度的改进，但是，作为社会哲学上的新见解，在我看来唯一的价值是，不再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帮助就难以维持道德权威对社会作有效的统治。尽管孔德的著作除了对人文主义的信仰外不承认任何宗教，可是它仍使难以想象的力量和潜力来影响每一个人的行为和生活。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对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的一个重大的警告：如果人们一旦在思维中忽视自由与个性的价值，将发生何等可怕的情景！”^[33]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探求人如何实现自身的利益。19世纪功利主义的兴起就是要着力探讨如何满足人的欲望和利益。功利主义最早为边沁所创，其最主要的主旨即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的幸福，但是在边沁那里，多数人的幸福主要指人的物质上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密尔早年接受了边沁的这一理论，但后来，他开始反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只注重现实的物质利益，而漠视人的精神和情感需求的观点，认为，这会使人“丧失任何真正的欲望”，“对美德、普遍的善不再感到快乐，对其它任何东西几乎也不再感到快乐”，无视人的精神需求，必将使人“心中的功名心的源泉也完全枯竭”；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幸福”本身，首先应当由对“精神的欲望和快乐”的追求得来，这是一种以崇高的热情对这一理想目标的执著追求，这才是“幸福的最伟大与最确凿的源泉”。同时，密尔把物质的快乐称为“低级的快乐”，而把精神的快乐称为“高尚的快乐”。他说：“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愿做一只满足的猪，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做一个满足的傻子。”^[34]这样，密尔就修正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人对精神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正是这种不停的追求，才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幸福，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满足人的幸福与快乐，特别是人的精神上的幸福和快乐将是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任务，也是自由的重要内容。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密尔对人的自由，特别是人的精神自由的重视与高扬正是他的功利主义思想的体现，或者说是他将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结合的产物。

联系到密尔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状，更加可以理解他所提出的要保障人的独立、自由等个性的存在与发展，以及要满足人的幸福与快乐的思想。1837年，随着维多利亚继承王位，英国进入了维多利亚时代。在这个时代，虽然英国在经济和综合国力等方面达到了鼎盛，但在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风尚乃至社会道德上，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限制却依然存在。人们通常所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就是对此最为集中的概括^[35]。也有学者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秩序以福音派教义及社会服从为基础，“简而言之，对于那些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长于思考的人来说，在许多方面他们既不能得到审美上的满足，也没有什么个人幸福而言。一方面，文化活动和非文化活动之间的分工变得越来越明显，老派绅士式的文化，包括求知与艺术，同这个大大扩张的工商业、赚钱和政治活动的世界尖锐地对立。另一方面，一个广义上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取代了18世纪较为宽松的道德规范标准，从而在社会责任的名义下对个人道德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36]。在此，我们以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为例来对这样一种整体性的价值观和风尚来作一说明。而这也符合密尔争取妇女权利的思想，因为正是密尔在这样一个忽视女性权利的时代，挥笔写下了《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一书。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对女性的普遍看法是，女人的职责是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家庭领域是女人展示其杰出才能的最好战场，使家庭舒适是妇女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女性应该是温顺贤良、无懈可击的，女人的任务就是取悦丈夫，优雅地去忍受男人的热情和暴躁，了解和接受他的品位^[37]。这样，女性就被束缚在家中，相夫教子，就连家中的女孩也要按照这样的目标来培养。1846年，后来成为“南丁格尔奖”主人公的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在其日记中写道：这两个星期我究竟做了什么？我给父亲读了《女儿在家中》以及《麦金托什》中的两章，给妈妈读了一卷《西比尔》，学会了7支歌，写了一些信，和爸爸一块骑马，到外面出访8次，会见了一些朋友，仅此而已……哦，无聊的白天；哦，黑夜漫漫，仿佛无边！多少年来我望着图画室那只钟，心想它永远到不了10点！而且还要再看上20年、30年！^[38]这里，一个少女痛苦的心情跃然于纸上。当一个社会的女性不能获得在政治权利、社会地位乃至人格上的平等时，她们的独立、自由和幸福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由这样一个个案也可以看出，必须要改变社会既定的风尚和观念，让个人获得独立与个性的发展。

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开始感到，对社会生活的事实需要有一个更科学的解释，而对它的弊端需要有一个更科学的纠正办法”，“倘若不让一种社会信念阻止社会进步，就迫切需要修改关于人类行为的旧哲学”^[39]。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密尔展开了他的思考，他开始关注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怎样才能使人“自由”地生活，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发展起更独特的个性。由此，他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自由主义思想，改变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路，很多人将此概括为“新自由主义”，其特征就是实现了从政治自由到社会自由或个人自由的转变。因此，《论自由》一书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好评，“在年青的热心的读者中产生了令人吃惊的反响”。该书篇幅虽小，但却成为影响那个时代的巨著，成为“一本伟大的小书”^[40]。在19世纪末，作家兼记者的弗里德里希·哈里森（Frederick Harrison）曾回忆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所受到的强烈冲击的情景，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阅读这本书，它成为一种福音书。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1906年的一封信中也说，他1860年代在大学读书就从内心尊崇这本书^[41]。约翰·莫利（John Morely）也曾经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是否在那个时代或者任何其他时代有如此短的一本书曾在当代的人的思想中产生如此广泛、如此重要的影响，如同密尔的《论自由》在他那个时代对人的思维和社会所产生的震动一样。”^[42]

【注释】

[1]〔美〕苏珊·李·安德森著，崔庆杰等译：《密尔》，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页。

[2]〔英〕约翰·穆勒著，吴良健等译：《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页。

[3]详见〔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46～47页。

[4]转引自周敏凯：《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5]关于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详见周敏凯：《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第16～20页

[6]关于此内容详见周敏凯：《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

[7]〔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86页。

[8]〔英〕威廉·托马斯著，李河译：《穆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9]同上书，第51页。

[10]〔英〕威廉·托马斯：《穆勒》，第44页。

[11]〔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87页。对二这一事件的研究详见A.W.Levi,“The Mental Crisis of John Stuart Mill”,Psychological Review,32(1945),pp.86-101。

[1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著，刘山等译：《政治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79页。

[13]〔美〕苏珊·李·安德森：《密尔》，第32页。

[14]同上书，第35页。

[15]见〔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43页。

[16]详见本书的附录。

[17]〔美〕苏珊·李·安德森：《密尔》，第3页。

[18]〔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141页。

[19]〔美〕苏珊·李·安德森：《密尔》，第26页。

[20]对密尔与泰勒夫人关系及其对他们心态的影响在威廉·托马斯：《穆勒》（李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7页中也有叙述。

[21]J．S．Mill，Autobiography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New York，1957，p．7．

[22]Michael St.John Packe,The Life of John Stuart Mill,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1954,p.398.

[23]〔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146页。

[24]135～146泰勒夫人对密尔思想的影响，详见〔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页。

[25]见〔英〕《约翰·穆勒自传》，第114页。在此书中，密尔写道，他的一些著作，自然也包括《论自由》，是两人合作的结果。

[26]关于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对民主的“表象”（image），请参见拙文《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现代化模式》，《世界历史》1992年第1期。

[27]〔英〕马克斯·比尔著，何新舜译：《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9页。

[28]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29]〔法〕托克维尔著，周炽湛等译：《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30]同上书，第25页。

[31]〔法〕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第52～54页。

[32]Graeme Duncan,“John Stuart Mill and Democracy”,in G.W.Smith,ed.,John Struart Mill'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Vol.Ⅲ,London,1998,p.70.

[33]〔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126页。

[34]转引自周敏凯：《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8页。

[35]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的简要概括，见阎照祥著： 《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十章第六节“维多利亚风尚”。

[36]〔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相蓝欣、储英译： 《凯恩斯传》，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8页。

[37]详见王纠的学位论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中产阶级妇女》，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

[38]转引自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第344页。

[39]〔英〕欧内斯特·巴克著，黄维新等译： 《英国政治思想： 从赫伯特·斯宾塞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3页。

[40]〔英〕以赛亚·伯林：《穆勒与人生的目的》，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41]Geoffrey Scarre,Mill's On Liberty;A Reader's Guide,Continuum International Group,2007,p.135.

[42]〔美〕苏珊·李·安德森：《密尔》，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