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直观”是沟通异世思维和自我体验的桥梁

第二节　“本质直观”是沟通异世思维和自我体验的桥梁

肇始于柏拉图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是一种为了追求确定性和普遍必然理性而抛弃自我体验、自我明证性的异世思维和本质主义之路，它通过对流变的直接经验世界的否定，力图超越不可捉摸的赫拉克利特之流，追求符合人的理性的确定的规定性，追求杂多现象之后的不变的同一实体，追求有限事物赖以存在的无限始基。“杜威在他的《寻求确实性〉一书中在柏拉图传统的哲学中（由于它寻求绝对确实性的永恒不变的知识）看到一种企图，即逃避实际活动的危险和不确定性。”^[6]

直接经验世界的流变与幻灭和人性之中潜藏的对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渴望的矛盾启迪了人类思想史上最原始的哲学思维。它在早期希腊哲学中体现为对始基的求索，这种始基是“万物始所从来，与其终所入者，其属性变化不已，而本体常如”^[7]。人类孜孜不倦地追求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本体、始基、终极存在的动力在于人们对于感性存在物的有限性，特别是自身生命的有限性的忧患。赫拉克利特感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恰似“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犹如中国人哀叹外物“无可奈何花落去”，西方人也忧伤人生的短促无定：“人真是脆弱啊！他的生命这样短促，又是这样充满烦恼，有片刻像花般展妍，但转眼间便凋谢了，就像偶然掠过瞬息便失去了踪影的云彩一般。”^[8]这种对今生此岸的不满促成了西方文化的异世性和彼岸性，促成了永恒完美的终极存在与幻灭流变的感性直观世界的二元分立，这种分立以宗教的天堂与人世的对立形式得以强化，唯心论与唯物论，实在论与唯名论，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分离都最终可以在这种普遍必然的确定性的异世追求和自我经验的内在明证性的分立对峙中寻得基础性解释。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柏拉图传统，注重超越的普遍必然的确定性与规定性的建构，而忽略自我亲身的直接感受与体验的内在性与明证性。在柏拉图看来，由感觉经验所获得的不是知识而是意见，是产生谬误的根源，真理则来源于灵魂跨越感官经验而对理念世界的回忆。亚里士多德为通往真理之路补充了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推理的前提以及逻辑规则本身如何保证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自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培根以来，试图通过经验归纳的方式填补异世规定性与自我体验的鸿沟的努力，在休谟的“归纳责难”面前通通失败了，休谟认为无论多少个单称判断命题的积累也不能合乎逻辑地过渡到全称判断命题。当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而实行划时代的主观转向以后，他的普遍必然理性是通过超越的上帝及其所保证的天赋观念来实现的，在笛卡尔那里，真正直观到的有自明性保证的只是哲学的起点“我思”，整个知识体系则是以严格的几何式演绎推理出来的。超越的普遍必然性与自我直观体验的鸿沟并未真正被填平，而且这种裂痕在莱布尼茨和休谟那里被拉大到极端。康德认为人的一切知识起源于经验，但不完全来源于经验，知识中有大于经验材料的部分，这就是整理规范经验材料使之条理化的时空框架和知性十二范畴，这是来源于认识主体的能动综合能力。这种统觉能力只能从经验中分析出来。如果离开了感性经验，它们就无法被发现，但这种综合能力的最终来源是不可知的“自我”。感性经验与普遍理性虽然在事实上交织结合在一起，但就最终根源而言，仍然是二元分立的。尽管谢林后来谈到过克服这种二元分立的理性直观，但这种理性直观多少有些和普罗提诺的灵魂回归“太一”一样，带有几分无法言传的神秘性。

与柏拉图传统相反的唯名论及经验主义传统注重自我直观的体验，注重对直接经验世界的直觉。但经验论与唯名论者所直观到的，只是个体和殊相，因而经验主义与唯名论传统必然排斥异世与超越，重视自我体验的直观，但却放弃了对普遍必然理性、确定性的追求。休谟对归纳的责难使从殊相中推出一般共相的归纳之梦永远破灭了。总的来说，近代认识论转向后，经验主义放弃了人性中对于终极性的渴望，放弃了对于确定性、理性一贯性的追求，放弃了本体和超越性的理想，把知识限定在明晰的经验自我的有限范围内，主张对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种绝望情绪笼罩着整个现代特别是后现代哲学。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胡塞尔对严密科学理想的信奉从来没有动摇过，不管处在日益增长的对科学的敌意的时代，这种信奉显得多么迂腐”^[9]。

就从哲学的出发点而言，现象学与经验论和实证主义有着很接近的相似性。现象学要求返回自我内在性与明证性，强调一切从自我明晰性出发，并且把自我明晰性作为一切知识的最终检验标准，注重认识的内在自明性原则而要求排除一切超越之物，“现象学还原就是说，所有超越之物（没有内在地给予我的东西）都必须给以无效的标志”^[10]。

但胡塞尔的现象学强调自我明证性、自我直观性，却不像经验实证主义一样满足于感官知觉的直接呈现，满足于对个体殊相的此时此地的感知，而放弃对终极普遍确定性的追求。胡塞尔一生追求建立严格科学的哲学，把寻求普遍必然性和确定性视为生命，胡塞尔说：“除非我相信我会达到清晰性，否则就是不能活下去的。”^[11]“在非理性主义猖獗的时期，一直到最后，胡塞尔都坚持他对于人类理性的使命和能力的信仰。”^[12]现象学一方面在出发点上强调直观的自我体验，强调内知觉的自明性，而在目的和理想上却强调理性与确定性的追求，胡塞尔是如何克服这对矛盾而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呢？理解“本质直观”是其关键。

相对于彻底的经验主义而言，惟一明晰的东西是当下显现在心灵面前的感官知觉，而思维主体的人格同一性以及感官对象的同一性，还有对象的一般本质，按照彻底的经验主义原则都是应该被质疑的。在《逻辑研究》时期胡塞尔对人格同一性的确抱有存疑的态度，但在认识对象方面，现象学一开始就使自己区别于经验论者，把自己研究对象的区域确定为远远大于经验实证者的研究对象范围。现象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个别事物的现象，更在于超越流变个体现象的一般本质，“在意识流中出现和消失的个别认识现象不是现象学确定的客体”^[13]。“现象学在此应被确立为一门本质科学——一门‘先天的’或也可以说是艾多斯的科学。”^[14]现象学认为如同思维的自身内在的明证性一样，一般本质也能如同个别现象一样在纯粹直观中被给予。胡塞尔肯定熟知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篇中的这段话：“特殊的东西是视力的对象而不是智力的对象，相反，理念却是智力的对象而不是视力的对象。”但胡塞尔将这两种不同的东西在其“本质直观”中融通统一了。因此通过不局限于感官的直观，我们能达到一般本质，我们不仅仅能直观到个别现象，还能直观到个别事物之间的关系，并能直观到个别事物中所显现出来的普遍本质。关于如何通过自我经验达到普遍理性本质的问题，这个唯名论与实在论，经验论与唯理论争论不休的千古难题，在胡塞尔这里一劳永逸地被解决了。但问题是，一般本质确实能被直观到吗？它如何被直观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