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与成就

四、爱好与成就

学问也不是只在民众的优良、道德的品性、和平的技术与和平的政府上总有影响与功效，而在使人获得武事上的德行与勇敢上，也有相同的能力与效果，如同亚历山大皇帝与独裁者恺撒是显著的代表。他们在战争上的品德与行为不必再述，因为那是世上这一类事情中的痕迹，但是关于他们对学问的爱好与他们学问的成就是应该说一点的。

亚历山大受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后者的著作中有多种是奉献给他的。凯里瑞尼和许多其他有学问的人做他的侍从，他们在亚历山大所有的远行与征伐中，都跟着他在营幕里。他如何看重学问是可以很明显地在三件事情上看出来：第一，在对阿基里的妒羡上，他有荷马这样好的诗歌来播扬他的荣名；第二，在他从大流士的珍宝中找出来珍贵的宝箱所表达的意见与解决上，这里发生了什么东西才配放在那里面的问题，他决定是荷马的著作；第三，在他于亚里士多德发表了物理学的著作以后给他的信上，他对亚里士多德发表的哲学上的隐秘有所抗议，让亚里士多德知道他自己把在学问与知识上胜过他人，看得比在权力与帝国上胜过他人更重。

重述人人都知之事是一件卖弄学问而多少有点无聊的事，但因为我谈论到此，我很喜欢别人知道我是愿意奉承那去世了几百年的一个亚历山大，或一个恺撒，或一个安敦，因我要做的事是显示学问在统治者身上的光荣，不是遵循一种播扬任何人的荣誉突发的意想。注意他说旦奥泽尼的那句话，看那是否可为道德哲学上正确的解决，就是究竟享用外物，还是贱视他们，是最大的幸福，因为他看到旦奥泽尼对所有的东西都要求如此得少还是如此完全满足，他对取笑旦奥泽尼的人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旦奥泽尼。”但是辛尼加却是反过来说：“旦奥泽尼拒而不受的东西，比亚历山大能够给人或享受的还要多呢。”

再注意他常说的这一句话：“他只在两件事情上觉得他是不能免于死亡的凡人，就是睡眠与欲念。”看这是否从自然哲学的深处提炼出来的一句话，更像是出于亚里士多德，或德谟颉利图而不是他的口中。

再看那句涉及人情与诗意的话，在他心中创出血的时候，便把常说他有神圣尊荣的那些献谀者中的一人叫过来说：“你看这明明是血，不是荷马所说的从维奴斯手上为旦奥米提刺穿的时候所流出来的那种液质。”

再看他在有人诉说克散德的父亲安第帕特的时候，同克散德说的那句话里，在他的诘难辩论中微妙的敏捷。亚历山大偶然讲道：“你想这些人如果没有真正的苦痛，会那么远的来诉说吗？”克散德回答说：“是啊，就是为了那么远，因为他们知道是不会得到反证的。”亚历山大笑着说：“你看亚里士多德多机敏，对一件事可以两头着手，赞成与反对。”

再注意他受诘难的时候，能够如何适当地利用同一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他因为凯里瑞尼反对崇拜他的新礼节，对他暗怀嫌恨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举行宴会，凯里瑞尼也在座中，晚餐完毕之后，有人为娱乐起见，提议请凯里瑞尼——因为他是一个能言的人，别人选定一个题目来说几句话，凯里瑞尼就依着办，以称扬马其顿为题，说得酣畅淋漓，听者都为之大悦。那时亚历山大却并不高兴：“这样好的题目，是容易讲得好的。”他又说：“改变你的论调，让我们听听你能够怎样毁谤我们。”凯里瑞尼又立刻照办。他说得非常的尖刻与生动，亚历山大制止住了他，说：“前面是题目容易使他能够逞词，现在是怨恨在使他饶舌了。”

如果要找政治上的事件，那么且权衡亚历山大在他的两个朋友——海弗斯新与克宾特勒身上辨出来的这种无论哪个时代都承认的有意义的区分，他说：“一个是爱亚历山大；一个是爱君主。”这说明了人主最好臣仆的重要与不同，就是有的是在情感上爱君主这个人，有的是在责任上爱君主这个职位。

再权衡亚历山大对君主的顾问们常犯错误的批评，说他们每照着自己，而不照着他们主人的心理与地位来劝谏他们的主人，帕米尼俄看到了大流士丰盛的进献，说：“如果我在亚历山大的地位，我一定要承受这种进献。”亚历山大说：“我也是这样，如果我在帕米尼俄的地位。”

最后，权衡他这种迅捷与敏锐的回答：在他把这么多的东西赠给朋友与臣仆的时候，有人问他留什么给自己，他回答说“希望”。凡是决意要做大事的人，他分到的资产都只有“希望”。恺撒初到高卢的时候，他的财产也只有“希望”，他真实的产业都已充了军饷。那个很好的君主居伊兹的公爵，不论怎样受野心驱动，他的财产也只有这个。人常说他是法国最大的放债者，因为他把全部的财产都变做了他对别人的恩惠。

最后的话，如同几个批评家常带着夸张地讲：“如果所有的学问都消失了，可以在维吉尔里面把它们找出来。”我们一定也可以很正确地说，向来传述下来的亚历山大的那几句话里面，有着学问的象征，对于他的爱慕，并不是把他当做亚历山大大帝看，而是把他当做亚里士多德的弟子看，才使我讲了这么多。

至于谈到恺撒，他学问的好是不用从他的教育、伴侣或讲话方面去推测的，那是更进一层地在他的著作里表露出来的，有些保存下来了，有些已经消失。现在还留存的，第一，是记载他自己战绩的那部很好的史书。他在那里面只把他叫做史话，一代代的读者都欣赏那事实的重要，动作与人物逼真地描写与生动的影像，用了最适当的字句与最明白的叙述来表现着。这部书是一种方法的哲学。在那里，他竭力要把习惯语法变做正确的语法，把语言的惯例变为语言的适切，仿佛从理智的生活中脱出文字的影像来。

在他另一本叫做《反凯图》的书里，我们很容易看出他要想在智能上，同在战争上一样得到胜利，在那里他担当起一个对于当时最大的著作权威，就是同雄辩家西塞罗的抗争。

又在他编著的那部格言里面，我们看出他以为专事记录他人的名言警语，要比让人把他自己的片言只字都作为格言或神识，同那喜谀夸诞的人所要做的那样，更来得荣耀。但是如果我要列举他所说的种种的话，同我学自亚历山大的话一样，他们可真是同所罗门这句话里所说到的：“有智慧的人的话，是像有刺的棒与钉得很深的钉子。”我在这里只举三个例子，不是因为他们的高雅有趣，却是因为他们的有力量与实际、可爱。

第一个例子，凡是能够以一个字平定他的军队叛变的，当然可说是一个善于用字的人。事情是这样的。罗马人中凡是将领对军队讲话，称呼他们用“兵士”这个词，但是行政官对百姓讲话称呼他们用“市民”这个词。那时候军队正混乱着要求解散，但他们并不是真要如此，实在是要想用着这种要求来迫使恺撒承诺别的条件。但是恺撒决定不让步，在沉默了一会之后，开始向他们说“市民们”这个词，是承认他们已经解散了。于是他的军队大为骇异，感到了受阻，而不知所为。他们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取消他们的要求，并且请求他仍旧称他们“兵士”。

第二个例子，恺撒极想得到王号，有人建议在他经过的时候叫大众欢呼着叫他王。但是恺撒觉得这呼声微弱而单薄，就这样以一句笑话来敷衍，仿佛认为大众是叫错他的姓氏一样：“我不姓王，我姓恺撒。”如果我们去思索这一句话，它所含的生气与意思的丰富是几乎不可尽述的。第一，这句话是不承认这种名号，但口气仍不是严正的。其次这句话表示一种无限的自信与豁达，仿佛他把恺撒这个字看做较为尊重的称号，这一层，因为他本身的价值，居然到现在还是如此。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是计算好了来实现他的希望的，他仿佛是表示着国家同他争持的不过是一个空名，“因为他久已握有王的实权”，不过一个微贱的族都能够使用的名称，因为罗马人里是有姓王的，同英国一样。

我所要提的最后一句话是对迈太勒斯说的。当时恺撒对于庞贝已经宣战，占据了罗马城。在他进入内库去提取积帑的时候，迈太勒斯因为是当时的民选行政官，阻止他提取。恺撒向他说，如果他不罢休，就当场击杀他。说着又停住了，再说：“青年，我说这句话，比确实杀他还要来得难。”这一句话结合了口舌所能宣示的最大的恐怖与最大的宽仁。

现在对他来一个总结：恺撒显然深知他自己学问的优越，并且以此自居。这是在下述的这件事情上看得出来的，有人说起西拉很奇怪地决定了要辞去他独裁者的地位，他嘲笑那人，以显示他知识上优越的地位，说：“因为西拉不认得字，所以不懂得怎样口授。”

到此应该可以不必再讲关于武事上的德行与学问的会合这一点了，但是我在别的例子里找到的，从极端的轻侮忽然变到极端的骇诧的那一种稀有的事情。这是关于哲学家色诺芬的，他从苏格拉底的学校毕业后到了亚洲，参加小居鲁士征伐阿塔薛西斯的远征队。色诺芬当时年纪还很轻，从没有过战斗的经验，也没有统率过队伍，不过因为对他的朋友白洛森奴的感情和喜欢同他结伴，就自愿去投效入伍，在居鲁士阵亡之后，他们只剩下少数人，深陷在波斯境内，与本国隔着大河和几千里的路程。那时法林奴从波斯王那里来向希腊人传达口谕，他也在场。那个口谕的内容是叫他们缴出军械，任凭波斯王处置。在没有正式答复以前，军中许多人常与法林奴讨论这个口谕。色诺芬在诸人中间偶然讲了这么一句话：“法林奴，现在我们只剩了两件东西了，就是我们的武器与勇敢。如果我们缴出了武器，我们怎样还能够用我们的勇敢？”对于这句话，法林奴笑着回答说：“如果我没有错的话，青年，你是个雅典人。我相信你是学习哲学的。你的话说得很好，如果你以为你的勇敢可以抵抗波斯王的势力，那你是错了。”这是轻悔，后面便是骇诧了，这个青年的学者或哲学家，在全部的将士受骗被杀以后，率领了很少的步兵在波斯的全部军队阻挡下，依然穿过了波斯内地，从巴比伦安然地返回到希腊，使世界为之惊诧，并且给希腊人一种鼓励，使他们后来能够引兵侵入波斯。如后来那帖撒利的杰出的建议，斯巴达的亚偈西劳的试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成功，都是这个青年学者的行动激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