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启蒙与探索时期的文化发展

历史是惊人的相似。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与五四运动的文化启蒙相比，历史仿佛又回到原点，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思想文化冲突不绝于耳，言说者们大多以民族精英自居，自信民族复兴之梦将在他们的文化策略中得以实现，“理所当然”“必然”是他们不容置疑的话语方式。一些人感到，这是“五四”时代“少年中国”英姿的翩然复归，也相当吻合在革命的鼓角战歌中哺育成长起来的民众的习惯和口味，把这称为精英的启蒙之音恰如其分。^[12]不过，这些启蒙英雄往往又以反传统的面孔出现的。他们分析道，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存在“反传统”的势头，保留着与传统对话的文明情境。其实，对于这些先锋们，关于传统的记忆淡薄已极，更主要的是几十年的文化断裂。革命的意识形态拒绝“传统”，与传统决裂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当然气质。但先锋们所提出的命题、所表达的历史愿望，得益于“五四”时期的文化传统是如此之少，仅存的文化记忆主要是“五四”的意识形态神话。^[13]那么传统与反传统、中学与西学、文化保守与文化激进这些矛盾在百年中国现代化发展上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程呢？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一直是近现代思想家反复争论、不断演绎的话题，也是掌握百年文化发展脉络的主要线索。

清末的现代化起步，是从中国人民学习西方、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开始的。从承认技不如人到喊出“打倒孔家店”，近代思想家们逐渐把认识触角从“船坚炮利”这种器物层面的学习、制度层面的效仿推向了文化、思想的观念层面的触动和觉醒。梁启超曾把中国人的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器物技术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制度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维新变法；第三阶段，从文化心理上感觉不足，遂有新文化运动。^[14]从这些很有见识的归纳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文化经历了从文化的夜郎自大到文化的虚无自卑的历程。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找到了西方最杰出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最先进的批判武器，确立了文化的自信，从此踏上先进文化的发展道路。其间，关于文化的传统与现代、手段与目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争论直接影响着文化方向的选择。认识和正视这一点，是我们理解、把握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实质。

其一，在学习技术还是学习制度，谁是体谁是用中艰难选择。近代文化批判的先驱龚自珍、魏源等开始正眼看外国文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并预感到传统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技术的危机，同时也是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一方面是忧虑自己的传统文化难以应对陌生的、异己的世界，必须效仿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是担心学习强势的西洋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吞噬。学西方学少了，怕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学多了，又怕丢了祖宗的传统。传统继承多了，怕复古封建；继承少了，怕丢了民族特色。结果，保种图存的忧患意识与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结合，使得这些先驱人物的文化批判以救赎的方式开始。洋务派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倾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批判，也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其“中体西用”的原则，反映了护卫中国传统文化之本的努力。维新派对儒家文化中价值理想的忠诚信念和执着追求，成就了其“托古改制”的理想主义的希冀。洋务派和维新派都没能给中国带来强盛，因为前者脱离政治和思想变革，只求通过形而下的器物学习来实现社会变革；后者虽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却只图不触及根本的封建制度而搞改良。在近代文化的前行历程中，不仅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而且遭遇目的与手段的冲突。学习西方，是鉴于传统文化之危机、西方文化之威胁，只是手段，自强保种批判西方最终战胜西方才是目的；批判传统是手段，即表层意识，自觉意识是反传统，深层意识中再现、复归、保存“传统”才是目的。

其二，在崇古与排外中难以决断。自鸦片战争以来，“排外”“排洋”可以说是中国人较为普遍的文化心态，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的文化产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生长起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在文化旗帜上“灭洋复清”的口号，突出地反映了二元选择的结论，即把对西方列强政治上的反抗、斗争，转化为文化上的仇视；对西方列强斗争越彻底，文化上排他性越强。由此，文化上演绎出的必然是崇古、复古的思想归宿，即把对西方文化的敌视转化为对自己固有文化传统的依恋，甚或成为反抗西方列强的斗争武器。这一思潮，应当说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中只是一种潜流，其思想文化上的影响不可忽视，包括以上所述的文化保守主义，虽不是简单的“复古论”，但其思想背景、社会心理与此不无相似、有共同之处。甚至后来发展出的“西化论”，在某种意义上对“西化”的青睐，亦是基于对传统根深蒂固的“情结”所致，所以才推演出“爱之愈深，恨之愈切”的逻辑。

其三，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与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中困难调和。辛亥革命的实践，对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纲常礼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并将其转为对新文化的构想。其“三民主义”的文化理路成就的是这样的理念：既顺应西方现代化的潮流，又避免欧美文化之弊；既克服了传统文化之缺陷，又承继了传统文化的“理想主义”。孙中山的文化理想，既不同于“中体西用”的国粹主义，更不同于盲目排外的“复古”论，是试图克服近代以来把“古今中西”之别划分为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弊端，向着融合“古今中西”文化方向作出的努力。之所以将孙中山的“革命”的文化理路，概括为“调和论”，是因其文化思想包含了诸多理想化成分和矛盾之处，但是其开辟的融合中西文化的道路和方向，为后人留下了诸多探讨、研究的空间。

其四，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高擎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大，如何处理反帝反封建与学习西方、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关系，依然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标志，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气概，同时也表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思想文化高潮的到来。陈独秀等把民主与科学放在世界文明发展、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来理解，揭示了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⑤实利的而非虚伪的；⑥科学的而非经验的。“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作用和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和抹杀的。第一，民主与科学精神的高扬，是建立在对西方文明实质辩证认识的基础之上的。第二，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于封建专制、愚昧落后的封建礼教具有对治之功，民主与科学精神是一种批判精神。第三，民主与科学的启蒙号召，唯物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反对有神论、封建迷信的思想基础。第四，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15]因此，五四运动以激进的方式和“二元对立”的文化心态彻底打破了旧的传统，而且创造了新文化。

考察近代文化论战的不同思潮和流派，不论是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还是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尽管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取向，但是隐藏在分歧背后却有基本一致的误区：人类文化发展只能是单一的文化路径。具体表现为：

表现之一：在众多的文化模式中，唯有一种是正宗的、正确的，其余的一概是变形的、不正确的。主张儒学复兴的人无非认为，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长期统一繁荣、和谐安定，而西方文化又暴露出很多弊端，那么人类只有走“儒学复兴”的路才是合理的，不仅中国这样走，而且西方也必须这样走；同样，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认为，唯有西方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才是文明大道的主流，因此只有全盘西化，向着西方的道路走。其实，他们只看到文化的共性，而忽视了文化的个性，不承认每种文化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的一面，从而把文化的共性绝对化了。人类文化是多源头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区域有着各自的传统。当然也正是由于文化是“人化”这一原因，人类文化才能有着本质上的共性，文化的共性就在于人类的统一性，文化的内在统一使得不同的民族、区域文化可以相互沟通、交流与融合。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有个性也有共性，这就是文化一元与多元的关系。人类文化的发展，正是在这种一元与多元的统一中前进的。

表现之二：割裂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各执一端，陷入片面。激进主义西化派以时代性为基本依据，认定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已落后于时代，他们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能性，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现实表现的层面，将中国近代的落伍归结于文化的落后，从而将中国文化中的一切异于西方文化的民族特质视为缺失。比照作为人类文化现代化之“样板”的西方文化，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自然是：“全盘西化”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而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则以民族性为根基，以民族性为最高价值尺度。在他们看来，坚守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前提，否认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基于这样的文化立场，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路是：儒学复学、返本开新、内圣外王。其实，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脱离不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民族区域产生、演变的，因此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时代性和民族性两种属性。然而对于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而言，其时代性与民族性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民族性寓有时代精神，时代性寓有民族特色，两者共同构成文化的生命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应该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时代性是内容，民族性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中国文化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时代性和民族性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