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对个人行为和社会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基于这一假设，现代化理论强调现代化是一个内在的过程，非西方国家为了走上现代化道路，必须抛弃传统，用一套新的现代社会结构和价值观来代替原有的传统结构和价值观。美国学者大卫·麦克莱兰就说：“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的最后决定因素是价值、动机或心理力量。”[2]亨廷顿对比研究了加纳和韩国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两国在经济水平和经济构成方面大致相等，而30年后，韩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相反加纳却没有这样的变化。亨廷顿认为，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文化应是一个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而加纳的价值观则缺乏这些成分。[3]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文化和旧的价值观念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脚步。而依附理论则反对这种观点，向人们揭示了贫困与落后并非传统文化造成的，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与国际经济秩序造成的畸形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结果。
传统文化是民族割不断的脐带。一个社会要从传统走向现代，必须实现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念向“现代”转型。传统社会的文化强调超验的、反个性的、知足常乐的、天赋至上的、情感至上的价值观念；现代社会的文化则强调理性主义、个性自由、不断进取、效率至上、能力至上等价值观念。当然，也应批判那种对传统的极端化理解：传统等于落后，现代等于先进。其实，任何民族的传统都包含促进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合理基因。曾被韦伯视为不具备“资本主义精神”的儒家文化，却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存在，并在维护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现代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诚然，传统文化中有消极的一面，必须加以清除，而对于其中的积极因素则应大力发扬。对传统文化应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要学习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精神，对传统文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使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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