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与批评者:

“任何批评都是一种阅读的艺术，批评家就是一个教别人阅读的读者，一个善于张开耳朵倾听的读者，一个受了感动的读者，一个翻译者，一个阐释者。”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7页。 与大众读者所采取的体验式阅读方式不同的是，批评者需要将自己与作品间隔开来，以严肃而理性的审视目光注视文本，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作品作出专业且可接受的合理评价。因此，批评者对待译者和译作的立场和态度也与一般读者的不同: 他需要更为敏锐的观察力和更为深刻的判断力，以便对作品进行价值评价；在了解和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批评者并不需要泪眼婆娑的虔敬，也不需要敬畏作者头上的光环，他更需要的是批判的目光和审视的态度，需要关注这部作品本身的形式和内容，考察它对作者所处的社会语境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它将会对自己所在的现实社会产生的影响。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结构主义译学范式中，随着系统和结构不断被抬高，它们渐渐成为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统治力量，这时批评者的反思行为和批判思想都会被悬置起来，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选择适当的评价体系，对文本结构和语言规律进行分析，像自然科学一样对作品作出事实判断。然而，作为一种人文社会学科，翻译需要的并不仅仅是有关是非真假的事实判断，而是更需要批评者在深入理解之后对文本作出价值判断，这既体现了翻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又突出了翻译活动中主体的主导性地位，展现了翻译研究的人文关怀维度。萨义德曾经表示，他并不赞成后现代主义对于总体化和本质化所持的轻蔑态度，而是更加关注代表自由和知识的人文主义理想，因为它能够为人们追求正义和平等提供能量。他说，我们“必须承认人文主义认识和实践中的主观因素，并且以某种方式将其考虑在内，因为试图由此发展出中立、精确的科学是徒劳无益的。”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 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也就是说，人文科学的知识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性、差异性和不精确性，会引起争议和疑问；也正因为这样，笛卡尔倡导的清晰明确的研究方法才会遭到来自政治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等多方面的质疑。萨义德主张将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民主进程，以促进自由的、批判思想的产生，“人文主义就是批评，针对大学(它当然不是那些吹毛求疵、目光狭隘、自视为精英组织的人文主义所占有的位置)内外的各种事件的态势，并且，它以其民主的、世俗的、开放的特征，凝聚它的力量和适用性。”同上，第26页。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产生就是对理论思维传统的否定，是认识论发展的质变。”何萍，《生存与评价》，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在马克思那里，认识的进步并不仅仅指概念的廓清和原理的积累，而更多地表现在思维模式的变革与更新上；他将真理由抽象的必然性世界扩展至具体的偶然性世界，让价值、历史、文化等成为评价活动中需要考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翻译实践活动亦是如此，应当承认，科学文献的翻译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正如鲁迅所言: “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但是，对社会和历史起推动作用的并不仅仅是科学著作的翻译。其他领域作品的译介同样能够对社会文明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雷海宗所译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以耸人听闻的书名，新颖奇特的内容，深刻敏锐的分析震动了整个西方社会，促使知识界对自身文化的命运进行反思”马祖毅 等，《中国翻译通史》(第一卷)，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5页。任立和孟庆时共同翻译的叔本华的《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首次系统地构建了反理性主义的意志论哲学体系，以探讨主体的存在方式和价值为指向，不仅让读者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力量，也唤起了人们对于西方伦理道德的反思；而刘尊棋所译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的政治学力作《天下一家》，更是在中国抗战时期轰动全国的一部作品，不仅多次再版，还被数次重译，以至于“天下一家”一词在抗战期间和胜利后一度几乎成了一个专门术语。因此，我们在进行翻译批评的时候，不能以作品的学科类别作为评价界限，也不能仅仅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译作是否精确地传达了原作的信息和观点为标准，而是应当从认知价值、审美价值、伦理道德价值等多个方面全面考察译介这一作品的意义，了解它在知识传播、文化进步、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所发挥的积极抑或消极的作用，这样，我们才能对原作和译作作出较为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