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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网络与抗争动员

时间:2022-09-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第一部分回顾社会网络与动员的文献。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网络影响参与行为的机制也逐渐被提出来并受到经验研究的初步检验。麦克亚当和保尔森同时强调社会网络这一结构要素与文化要素的作用,指出社会网络作为动员结构与参与者的个人性情倾向存在着交互作用。对中国都市业主抗争的研究受到社会运动研究的影响,研究者关注参与者为何以及如何参与到抗争中来。

黄荣贵


[内容提要] 研究者已经广泛认识到社会网络在草根抗争中的作用。但是,作为现实社会网络的延伸,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会网络在抗争中的角色尚缺乏充分的研究。本文通过考察社会网络、在线业主论坛在业主抗争动员中的作用,探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联系方式在抗争中的作用。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只有将基于互联网的社会联系作为动员结构纳入分析框架,才能更好地理解都市的业主抗争行为。对上海的50个小区的分析显示,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业主论坛已经成为重要的动员手段。同时,业主论坛的动员作用是具有条件性的。最后,文章对本研究的局限及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参与是抗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比如,社会运动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为什么个人卷入到抗争政治中来。〔65〕虽然并非没有争议,大部分研究者基本同意社会网络是重要的动员手段。虚拟网络作为现实社会网络的延伸,值得研究者进行深入的研究。有研究者指出,互联网与参与抗争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研究中的重要研究主题。〔66〕随着互联网用户数量的增加,以计算机为中介的沟通技术对社会组织与人类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可能需要研究者对社会学相关概念的重新理解。〔67〕近年来,互联网的社会政治含义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68〕比如,学界已经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探索互联网如何影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69〕以及互联网在抗争政治中的角色。〔70〕互联网的社会政治含义已经是政治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研究焦点。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互联网在抗争政治中的作用所知甚少;关于虚拟网络在抗争政治中的影响的经验发现尚未有一致的结论。〔71〕对中国研究来说,类似的研究很少,系统的定量研究更是如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在线业主论坛与城市业主抗争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初步加深我们对互联网与抗争两者关系的理解。此外,鉴于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甚至是跨国运动,〔72〕仅有少数研究者关注互联网与地方性集体行动的关系,〔73〕通过考察业主在小区层面的抗争行为,本研究丰富我们对互联网社会政治含意的理解。随着互联网用户群的增加,在线业主论坛已经成为业主进行维权抗争的重要动员手段。一方面,互联网的非中心化特征使之不容易受到居委会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控制;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广播性、互动性等特征可以提高抗争事件、抗争标的可知度(visibility),从而使互联网成为有效的动员工具。本文第一部分回顾社会网络与动员的文献。第二部分将展开论述在线业主论坛何以成为业主抗争动员的平台,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描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变量测量。第四部分是统计分析结果。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简要的讨论。

一、作为动员结构的社会网络

动员结构是社会运动和抗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动员结构是指能够促使个人组织和参与集体行动的机制,它可以是社会结构或者是斗争手段和策略。〔74〕动员结构的视角将正式的组织网络以及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看作是动员结构的重要构成要素。社会网络能够增加个人成为参与者的可能性,因此是预测谁将成为参与者的重要变量。虽然参与行为与社会网络之间存在双向影响机制,但是,研究者基本同意参与者嵌入于更加密集的社会网络中。社会网络可以影响参与的多种过程,其中对招募过程的研究最多。詹金斯曾经简要地概括社会网络在招募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在招募过程中,那些嵌入于密集人际关系中、积极参与其他社会运动组织的以及处于有利于招募的社会网络结构上的个人更加有可能成为招募的对象,并且成为社会运动组织的新成员。〔75〕在早期的研究中,斯诺等人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组织成员身份(membership),只有少数例外。〔76〕具体而言,是否成为社会运动组织的成员取决于两个条件:与现有组织成员存在社会联系;不存在起反作用的其他社会网络(countervailing networks)。在招募过程中,社会网络决定了谁成为潜在的参与者;同时,社会网络还扮演了沟通渠道的角色,后者提供了参与的机会。斯诺等人的研究暗示着,动员结构比意识形态和个人的价值观倾向更为重要。麦克亚当对“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运动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77〕虽然他并没有否定态度与价值观的影响,但是在他的研究中,只有结构性因素(比如参与组织的数量、以前参与社会运动的经历以及与现有参与者的社会联系)才能区分真正的参与者与愿意参加但最终退出的报名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网络影响参与行为的机制也逐渐被提出来并受到经验研究的初步检验。麦克亚当和保尔森同时强调社会网络这一结构要素与文化要素的作用,指出社会网络作为动员结构与参与者的个人性情倾向存在着交互作用。〔78〕在该理论模型中,参与社会运动组织同时取决于组织者的招募、与社会运动的联系(linkage)以及认同,存在支持该认同的社会网络而不存在重要他人的反对。帕西和朱尼指出类似的影响机制。〔79〕他们认为,社会网络在招募和动员过程中发挥三种不同的功能:社会网络将潜在的参与者与参与机会结构性地联系起来,提供参与机会;社会网络通过社会化的功能而影响个人对抗争/社会运动事件的认识和看法;最后,社会网络还直接影响个人是否参与抗争与社会运动的决定。这意味着,当社会网络所负载的文化含意与社会运动的认同相接近的时候,社会网络对动员的作用更为明显。

对中国都市业主抗争的研究受到社会运动研究的影响,研究者关注参与者为何以及如何参与到抗争中来。研究发现,非正式人际网络是理解动员的关键,它可以解释业主抗争出现以及是否成功的关键变量之一。〔80〕石发勇指出,当两个小区面临类似问题时,一个小区成功动员业主进行抗争,而另一个小区却无法开展持续的动员。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两个小区的社会网络存量。〔81〕只有社会网络存量较高的小区才能成功进行持续的动员。在该过程中,社会网络发挥多重作用。首先,小区内密集的社会网络使得小区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凝聚力的社会组织,这对于克服“搭便车”问题至关重要。其次,在维权的过程中,对手往往会采用分化策略弱化动员过程,而密集的社会网络有助于消解对手的反动员策略。再次,与社区外的社会联系,包括与媒体的联系、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为业主抗争提供重要的支持资源。可供利用的支持资源直接影响抗争者的态度和策略,从而影响抗争的结果。现有的研究一致指出,积极分子在抗争动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关键在于积极分子是否能够将小区内的社会网络资源动员和利用起来,特别是积极分子与其他支持者能够建立起互信的社会联系,因为这是微观动员必不可少的手段。〔82〕

然而,关于中国都市抗争的经验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一些缺陷。首先,这些研究主要采用个案研究方法,该方法难以对社会网络与抗争动员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检验。其次,大部分研究所观察的数据是个人层面的数据,研究结论难以回答社会网络是否在小区层面的整体动员上具有效果,因为个人层面的关系与小区层面的关系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正如古尔德(Gould)指出,如果对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的研究仅局限于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数量,则会忽视社会网络的结构及其多重性(multiplicity),从而限制了对社会网络的深入理解。他对巴黎公社时期的抵抗的分析发现,整体社会网是理解当时的抵抗水平的关键:正式组织网络与已存的社会网络对于动员过程具有交互效应,当两个区域之间存在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联系,两者的抵抗水平也比较相似。〔83〕类似地,仅发现参与者所拥有的社会网络比较多并不意味着社会网络密集的小区更有可能发生集体抗争,因为社会网络不仅仅可以成为抗争积极分子的动员手段,也是地方政府机构以及居委会进行大众动员与社会控制的手段。〔84〕考虑到社会网络可以成为两种不同的动员手段,而这两种不同的动员具有相互抵消的效果,我们无法直接预测社会网络密集的小区是否更有可能发生集体抗争。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小区社会网络的密度与小区发生抗争的可能性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二、在线业主论坛:新兴的抗争动员手段

虽然社会网络在抗争动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该解释并不是很令人满意。首先,传统公房和售后公房小区拥有更加密集的社会网络,而在新商品房小区中,邻居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与之相对,目前与住房相关的抗争主要集中于商品房小区。对于该悖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网络是难以解释的。〔85〕其次,虽然社会网络的角色不可忽视,但社会网络的动员作用具有内在的局限性:个人在小区内的社会网络的规模一般比较小;由于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等机构的控制与干预,通过社会网络进行信息传递和散播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新兴的动员结构和手段应该受到学界的更多关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理解当前抗争的动员手段。正如社会运动研究指出,当传统的沟通渠道受到紧密的控制时,行动者往往能够利用替代性的渠道和方式进行沟通。〔86〕相应地,本研究认为基于互联网的在线业主论坛是一种重要的新型的抗争动员手段。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业主维权的抗争主体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收入的群体,其生活重心在小区外,与小区联系比较弱,但他们绝大部分是网民,互联网有可能成为他们社会网络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互联网用户群日益增加,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87〕这些变化值得学术界的关注和系统的经验研究。限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系统研究众多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沟通平台对抗争动员的作用,而仅仅聚焦于在线业主论坛,进行一个探索性研究。

目前,大部分在线业主论坛附属于门户网站(比如,www.focus.cn),只有少数小区拥有独立的在线业主论坛。通常,每个小区拥有一个在线业主论坛。这些在线业主论坛在楼盘发展的初期充当广告平台的角色;随着业主的入住,在线业主论坛逐渐成为业主进行虚拟互动的平台。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线业主论坛是现实社会网络的延伸。作为社会网络在虚拟空间的延伸,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联系可以在抗争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88〕互联网能够成为有效的替代性的沟通渠道和组织协调手段。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作用机制是信息流。在线业主论坛可以看作是替代性的信息渠道。与传统的信息沟通渠道相比,这种新型的信息渠道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通过在线业主论坛发布和传播信息的成本更低。其次,因为浏览该论坛的任何互联网用户都可以浏览这些在线业主论坛所发布的信息,其受众面更广。在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信息流动和传播的模式——“一对多”的传播模式的重要性逐渐超越了“一对一”的传播模式。再次,发布于在线业主论坛的信息很容易被保存起来,并且保存信息的成本并不高,因此,在线业主论坛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容器”。这一特点使得抗争行动的组织协调工作可以异步进行,因而对于协调集体抗争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参与者并不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参与组织和协调工作,这有效地降低参与抗争的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这一点对于上班族来说更为关键。最后,由于每个在线业主论坛与小区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虚拟的社会联系可以与现实中的社会网络存在相互强化的效果。这一过程可以促进社会网络的培育,还可以促进邻里之间的信任,从而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对于互联网与社会资本两者关系的研究已经初步发现,互动式的互联网应用有助于促进社会资本的发育。〔89〕汉普顿(Hamptom)的个案研究指出,以社区为基础的互联网沟通方式有助于催生大量的邻里间的弱关系,现实中的弱社会关系与虚拟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叠,这种重叠性意味着其他邻里的决定成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基准。〔90〕同时,互联网是集体行动的重要的组织协调工具。基于以上的讨论,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在线业主论坛是重要的新型的动员工具,具有在线业主论坛的小区更加有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抗争动员。

然而,在线业主论坛在抗争动员中的作用可能并非是无条件的。毕竟,在线业主论坛仅仅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动员平台。“门槛模型”(threshold model)可以为该问题提供一个较好的理论起点。“门槛模型”指出,个人是否参与集体抗争的决定取决于他人的决定,因此,事件的可见性(visibility)对于集体抗争的参与至关重要。〔91〕正规(formal)分析也指出,关于他人将如何行动的信息直接影响个人的判断和决定。〔92〕通过提供关于其他论坛用户想法和决定的信息,在线业主论坛可以提高抗争事件的可见性,从而增加了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在线业主论坛的存在与事件的可见性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论坛用户在虚拟空间的活动而实现的。正如“门槛模型”指出,只有超越了一定的“门槛值”,个人才会积极参与。类似地,只有在线论坛上参与讨论的人数超过一定的“门槛值”,论坛上的讨论才会进入良性循环,从而有助于提高抗争事件的可见性。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每个个人具体的“门槛值”,但是可以预测,抗争事件的可见性与论坛的活跃程度存在正向关系。只有活跃程度高的在线业主论坛才能有效提高抗争事件的可见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在线业主论坛对抗争动员水平的高分位值的影响大于对抗争动员水平的低分位值的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收集于2006年至2007年。数据收集的方式是面对面的问卷调查。研究总体是上海市区的常驻居民(没有上海户口者,则必须在上海持续居住半年或以上)。样本通过多阶段抽样方法得到(区—街道—小区—家庭户—个人)。最后得到的有效样本为1651,分布于50个小区。样本是一个多层次数据集,包括个人和小区两个层次,其中个人嵌套于小区中。该数据特征意味着笔者可以将个人层面的数据汇总到小区层面,作为小区特征的测量,然后以小区作为分析单位进行数据分析。

在以个人为单位的样本中,47.3%的被访者是男性,52.7%的被访者是女性。就婚姻状态来说,72.3%的被访者是已婚者,单身者(包括离异)有27.7%。另外,40.6%的被访者的年龄介于18至40岁,有40.5%的被访者介于40至60岁,而60岁以上的被访者占18.9%。

表个人样本的特征(N=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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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分析单位为小区。除了小区是否存在在线业主论坛外,其他变量的测量都是由个人层次的变量汇总到小区层次而得到。主要的因变量是小区的抗争动员水平。在测量抗争动员水平的时候,研究者首先询问被访者在过去一年是否曾经参与联名信、写信到媒体或者政府反映问题、请愿、示威等活动,然后计算每个小区中曾经参与以上活动的被访者所占的百分比,以该百分比作为动员水平的测量。根据笔者在田野调查的观察,由于政府对于抗争行动的控制和管理,大部分抗争都基本以小区为单位,很少存在不同小区业主之间的联合抗争,因此该测量能反映各小区的抗争动员能力和动员水平。主要的自变量有两个。一个是小区是否有在线业主论坛(online forum),这是一个二分变量,笔者结合对小区居民的访谈以及通过互联网的搜索而得到各小区的具体取值。另一个是小区的社会网络存量,该变量用被访者在小区内平均认识的居民数进行测量(network)。控制变量包括各小区样本中的居民的平均年龄(age),男性被访者的比例(male),各个小区被访者对小区事务的平均感兴趣程度(interest),以及在最近一次居委会直接选举中的投票率(turnout)。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基于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一方面,抗争可以看作社区参与的一种特殊形式;另一方面,目前缺乏关于都市抗争的定量研究,而定性研究往往仅仅关注主要的解释变量。社区参与研究指出,性别和年龄是两个影响社区参与的重要变量。〔93〕对居委会直接选择的研究也指出,选举的过程主要是可控式的参与,参选率直接反映了居委会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94〕因此,参选率作为一个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该变量可能对抗争动员具有负面的影响。本文采用分位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作为建模工具。一方面,因变量的分布不服从正态分布,分位回归不受此限制;另一方面,分位回归可以分析自变量对条件分位值的影响,这一特点正好与研究假设相吻合[关于分位回归的描述,可以参考郝(Hao)和奈门(Naimen)的著作〔95〕]。本研究中将主要考察自变量对条件25th分位,50th分位和75th分位值的影响。

四、分析结果

描述数据分析显示,50个小区的动员水平指标的平均值为0.0954。该指标意味,平均来说,在过去一年中约有9.5%的被访者曾经参与某种形式的抗争活动。社会网络与动员水平的相关系数显示(表2),两者的相关强度很小(0.04),且不显著。这说明,小区内的社会网络密度对于小区整体的抗争动员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2 网络与动员的关系:以小区为分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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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业主论坛的小区、无业主论坛的小区的动员水平可以发现(见表3),有业主论坛的小区的动员水平指标的25th分位值为0.06212,无业主论坛的小区的动员水平指标的25th分位值是0.6158,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小(0.0005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业主论坛的小区的动员水平指标的50th分位值是0.1108,而无业主论坛的小区的是0.0954,两者的差异为0.0154,该差异远大于两者的25th分位值的差异。有业主论坛的小区的动员水平指标的75th分位值的是0.1733,无业主论坛的是0.1284,两者差异为0.0449。从以上比较可知,有业主论坛的小区与无业主论坛的小区两者之间在高分位值的差异最大。描述统计与研究假设3相一致。为了进行推断统计分析,并且排除其他控制变量的干扰,我们利用分位回归进行了统计建模。

表3 动员水平与在线业主论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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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样本比较小,本研究仅对因变量的条件25th分位值、50th分位值以及75th分位值进行建模。统计分析显示,小区社会网络密度在三个模型中都不显著,这说明小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在抗争动员中并没有发挥积极影响。虽然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可以促使个人参与抗争行动,但是这种正向的关系并不存在于小区层面,至少在本研究的样本中没有发现支持性的证据。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小区内的社会网络不仅可以被抗争积极分子作为动员手段,小区内社会网络,特别是以楼组长为基础的小区社会网络同时也是居委会进行社会控制、小区内反向动员的基础,而这两种效果在小区层面可能相互抵消,从而我们无法在小区层面观察到抗争动员与社会网络密度之间的系统的关系。在分位回归模型中,自变量对于条件50th分位值的影响类似于OLS回归模型中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根据研究假设2,作者预期在线业主论坛对动员水平的条件50th分位值(中位值)具有显著的影响。然而存在在线业主论坛对于因变量的条件25th分位值和50th分位值均无显著影响。该统计结果并不支持研究假设2。一种可能的原因是样本量过小所导致的。然而,在线业主论坛确实对抗争动员水平的条件75th分位值具有显著的影响,该发现与研究假设3相一致。综合以上发现,统计模型说明在线业主论坛对于抗争动员的影响是具有条件性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抗争活动在网络论坛上的可见性是一个关键要素。因为互联网及在线业主论坛仅仅是一个可供使用的动员平台,动员平台的存在不足于自动带来实际的抗争动员。保持网络论坛活跃,提高论坛中讨论的内容对动员对象具有高度的可见性是在线论坛发挥动员效果的关键所在。

至于控制变量与抗争动员的关系,从分位回归模型可知,各小区的被访者的平均年龄对于抗争动员指标的条件50th分位值和75th分位值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一点与社区参与的研究相一致。一般来说,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分子年龄偏大,这可能与他们具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有关。各小区被访者对社区公共事务感兴趣的程度对动员水平的条件75th分位值具有显著影响。各小区在居委会直接选举中的投票率对抗争动员的效果是负向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参选率反映了居委会的社会控制与群众多元能力(至少在上海如此)。这一结果说明居委会的社会动员与控制能力对抗争动员具有抑制作用。最后,为了检验在线业主论坛与动员水平两个关系的稳健性,调整模型的设定,重新拟合模型。模型设定的调整如下:首先,由于社会网络不显著,该变量并没有包含于新模型中;其次,考虑到在线业主论坛往往出现于新商品房小区,控制商品房比例可以部分地将其他影响因素考虑进来,因此新的模型引入小区商品房的比例作为控制变量。新模型的拟合结果支持类似的结论,说明本研究的发现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4 社会网络、在线业主论坛对动员水平的影响:分位回归结果(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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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虚拟社会网络作为现实社会网络的延伸,将会在抗争动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重要的动员结构。使用收集于上海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比较社会网络与在线业主论坛在抗争动员中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网络在对于小区的抗争动员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在线业主论坛对小区的抗争动员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在线业主论坛的影响是条件性的。具体来说,在线业主论坛对抗争动员指标的条件高分位值的影响大于对条件低分位值的影响。由于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小区,而现有的大部分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个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为全面理解社会网络在抗争中的角色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发现。

现有研究指出,社会网络有助于促进个人参与抗争行动。由于威权国家的民间组织发育比较落后,社会网络在动员过程中特别重要。然而,本研究显示,小区社会网络的密度并不促进抗争动员的整体水平。以上发现指出分析单位的重要性,因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能促进个人参与抗争并不意味小区社会网络的存量会促进小区整体的动员水平。理解这一点需要对上海社区治理结构的理解:就社会网络来说,上海的小区是一个“多重的场域”(multiple-field)。具体来说,小区是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等多重行动者互动的社会场景,对于任何一个行动者来说社会网络都是重要的资源,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各个行动者都利用社会网络进行动员/反动员,而各方在该过程中对社会网络的利用有效程度相当,甚至可能对业主抗争的反动员的力度比抗争动员的力度更大,因此社会网络在小区层面对动员水平的整体影响是很小的。

与之相对,在线业主论坛对于小区层面的抗争动员水平具有积极的影响,但是该影响是条件性的。一种可能是,只有当论坛用户积极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的讨论时,小区业主论坛才能成为抗争动员的手段。在此过程中,关键的核心分子(critical mass)是关键。他们具有较强的参与动机,比较容易克服参与的“门槛值”,更有可能主动参与到在线论坛的讨论,带动其他用户的参与,并最终提高抗争事件的可见性。此外,当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会网络与现实社会中的社区在对应或者重叠关系的时候,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能发挥更大的作用〔96〕。在线业主论坛与小区存在对应关系,这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本研究发现在线业主论坛与抗争动员之间的正向关系。当然,本研究仅是一次初步的探索,关于互联网在抗争中的角色需要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一方面,研究者应该探讨在何种条件下,互联网才能成为重要的动员平台;另一方面,研究者应该关注在线活动及离线(off-line)活动之间的交互关系,在线活动可能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动员手段,也可能是与离线活动之间相互强化。

最后,本研究在研究设计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由于资源的限制,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一个小样本数据,因此相关的推断统计的可靠性比较弱。在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应该看作一次探索性的研究,尽管如此,这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起点。其次,对于社会网络的测量也比较粗糙,由于社会网络具有多面性和多个维度,社会网络的不同测量方式是否会影响最终的结论也值得今后进一步探索。另外,邻里间的社会网络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偏态性,如何将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汇总为小区层面的平均社会网络存量也值得进一步的考察。最后,互联网在何种条件下,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影响抗争行为也值得进一步研究。深入访谈或对在线业主论坛的内容分析可以为该议题提供有价值的见解。


(黄荣贵,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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