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动力学演进方式

以地中海为背景平台的古希腊，为大海所分割得支离破碎的自然地理结构所形成的特殊地缘境遇，促生了希腊人的个体存在观念，这种存在观念把想望和追求自由视为最高法则，并以此为人本动力而开创出一种“不变中变”的海天之象的外向型文化视域、文化精神、文化智慧和文化力量，这种文化力量集中表征为人定胜天，因为人不仅是万物的尺度，而且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欧洲那以个体为原动力的人文主义洪流，开辟一种局部动力学向整体动力学方向展开的道路。与此不同，以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为背景的黄土高原，虽然山脉交错、平原纵横、河流密布，但却是整体联络、四通八达，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结构所形成的地缘境遇，促生了古中华人的群体存在观念，这种群体存在观念把维护和强化血缘秩序视为最高法则，并以此人伦为动力而开创出一种“变中不变”的地土之象的内向型文化视域、文化精神、文化智慧和文化力量，这种文化力量集中表征为王道胜天，因为王道不仅是天道的皈依，也是民道的根据。因而，天、地、人、民，此四者由王道而得到统一，这种统一简称为“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即是“天”、“地”，但更指天子、皇帝、君王，这里的“人”即是服务于天子、皇帝、君王的“官”。在上古时代，“民”并没有纳入“人”的范畴，“民”进入“人”的视野，与“人”通用，那应该是很晚近的事情。所以在远古文化意识与思维—体认中，“天”、“人”构成了所“合”的对象，而所合者就是作为整体的“王道”，其所合而形成的结果状态，就是按照王道而实现君与官的统一。

古中华的地理疆域不仅三面环山，而且其地理结构是山脉纵横，山地遍布。即使在今天，已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开发，其山地面积仍然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由此可以推想远古时期的中华地理，更是以山为核心。当代思想史学者吴锐在《中国思想的起源》中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华文化起源于山地地理，认为中华远古文化是山地文化，并以其较为翔实的史料，进一步提出中华上古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地不是平原，也不是河流，而是山地。吴锐的这一的主张，自有其生存史实和思想史实的支撑。考古学研究表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其间经历了三个漫长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是山林时期，人类靠山林采集和狩猎为生，他们是以较小的氏族为单位而展开生存活动，这一时期即是旧石器时代末期；第二个阶段是山麓文化时期，它处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阶段，亦是高级采集经济向农业文化迈进的萌发时期；第三个阶段即河谷阶段，它进入新石器的发达时期，农业革命产生，大的氏族部落组织产生。人类农业起源于山麓高地和谷地的“天然居住地带”。古兴邦先生认为，农业革命产生于山地的理论与中华的黄河流域之自然地理相符合，古中华的最早农作物始生地，应该在前仰韶文化分布的河谷阶地高程高地和下川文化所在的山间谷地之间，而大量的考古材料证实，“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都是沿着小河的黄土台地或小丘冈”^[3]。何炳棣先生指出，以农业立国的古中华，其特殊的以高原黄土为平台的山地地理结构，使黄土区域农业的开始，实与由泛滥所形成的平原无关。也就是说，古中华农业经济产生始于山地而不是平原；并且，古中华高原的原始农业和最远古的农业，均与灌溉无关，这就意味着古中华的农业是旱地陆种农业，与旧大陆其他古农业系统不同。这两个特点构成了欧洲古文明和中华古文明的根本区别：首先，在欧洲的古文明——希腊文明以及前希腊时代的爱琴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中，农业都不是山地农业，而是平原农业：埃及文明的发源地是尼罗河第一瀑布至三角洲地区，巴比伦文明的农业革命发生于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因河水泛滥而积淀成的肥沃土壤，史称“肥沃的新月地带”；希腊文明的农业集聚在诸岛屿的各山岭切割的块状平原之上。其次，在古代文明史中，农业居于文明的基础地位。但在欧洲文明中，农业不是唯一的立国之本，除了农业，更重要的是商业，这是人类古文明中，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爱琴文明和后继的希腊文明所固有的特征。其三，欧洲古文明——无论是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还是爱琴文明或者是后继的真正奠定欧洲文明传统的希腊文明，都与水直接相关，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或者是政治形成、国家建立、思想萌发、学术探索等等，都源于水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威胁与激发。古人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其实同样可以用在欧洲古文明与中华古文明的诞生与发展上。古中华文明是山地文明，所开创的是山文化，因而体现其求“仁”的文明倾向，形成文化的道德主义和政治主义方向，开辟出以群体规范和统治秩序为主题的德治主义历史道路。古欧洲文明是水文明，所开创的是水文化，因而体现其“智”的文明倾向，并形成文化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方向，开辟出以个体力量张扬和平等公正为秩序构建主题的法治主义历史道路。山文化与水文化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们各自所“乐”的对象和内容不同，以及它们所各自“乐”出的视野、境界和认知追求不一样：前者是整体主义的，是整体动力学向局部动力学的指令；后者是个体主义的，是局部动力学向整体动力学的推进。

水文化，是人们关注水而形成水的文化图像的产物。古欧洲文明发祥于被大海包围的孤立岛屿之中，四面环海，形成海天之象，茫茫的大海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是一个又一个互不关联的孤立岛屿，人生活于孤岛上，没有安全感，没有稳定感，有的是动荡不息的忧惧生存威胁感。人在这种生存境遇中，要谋求生存，只能从个体（孤岛）出发面向整体（大海），并且必须从个体出发向整体冒险、去战胜整体、征服整体。因而，水文化滋养的人，不仅形成一种从个体向整体或者说从个体指向整体的认知倾向与认知理路，而且也由此生成出生存安全的外向感，即唯有通过向外探寻、向外求证、向外扩张，才可获得安全感，只有不断地行进于向外冒险、探寻、求证、扩张、构建的过程中，才使他的安全感得到行动上的落实。所以，智者乐水，讲的是水文化不是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和谐，而是突出其个人力量、个人智慧的生成性、创造性，强调思考对人生行动的指导性、激励性，张扬关系构建的过程性和过程展开的革新性。因而，智者乐水，讲求的是一个“动”字，追求的是作为，不断获得的是新东西，即新认知、新体验、新设想、新想象、新冒险、新征服、新过程，新人生和新生命。

与此相反，山文化，是人们关注山而形成山的文化图像的产物。古中华文明发祥于一隅临海、三面环山的黄土高原之上，黄土高原被茫茫的黄沙所包围，这漫天飞舞的黄沙，将天地相接，形成一个神秘悠悠的整体。在这个天地一体的滚滚黄沙的整体笼罩下的，却是起伏连绵的崇山峻岭、纵横交错的阡陌平原、大江小河、湖泊，虽然这崇山峻岭穿插于阡陌平原，在纵横交错之间又被大江河、湖泊所分割，但总是首尾相应、根底相连，仍然是整体。所以，山，所绵延展开的是整体；山，所连缀起来的仍然是整体。由山所形成的文化图像，是一种地土之象的文化图像：每座山都与其它山相连，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片平原与丘陵，都与山相连。地土之象就是整体之像。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局部、每一个具体，都与整体血肉相连，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都需要整体的支撑，都必须以整体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每一个座山，每一条河，每一片土地以至每一片云、每一阵风，都在整体中产生，在整体中呈现，在整体中展开，并最终回归于整体。因而，感受和体验、了解和认知事物，都是从整体向局部，从整体到具体。由于这个整体，存在获得了安全感，生存获得了稳定感，生活有了安宁感。相反，当失去这个整体，或者游离于这个整体之外时，才产生无安全、不稳定的感受，才被迫生发出动荡不息的忧惧感和生存威胁感。因而，在山文化中生存的人，整体构成其最终的依据、最实在的依赖。人要谋求生存，必须从整体出发去面对个体、应付个体，其最终努力是回归整体。人的努力方向，就是利用整体去向个体冒险，去征服个体、战胜个体。因而，山文化滋养出来的人，不仅滋生出一种从整体向个体或者说以整体去应对个体的认知倾向和认知理路，而且也由此生成出生存安全的内向感：山文化熏染出来的人，唯有通过向内探寻、向内求证，向内收敛和收缩，才可获得安全感，只有不断地向内寻求对整体的依附、对血缘与权力的服从，才能实现向内寻求内心的平静、宁静与和谐。要做到此，这就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功夫：一是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使个人的所有欲望和需求都服从整体的需要；二是必须通过修身养性，达到知足常乐的内心境界，才可真正做到对欲望和需求的克服，实现对整体的服从。一旦朝着这两个方面去做，人就达到了“静”、“守”、“默”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山文化赋予给他的。在“静”“守”、“默”的山文化精神引领下，人们特别注重经验、相信经验，以经验为真理、为标准，从经验出发，以经验为绝对依据，并最终回归于经验。以经验为标准，定之于礼，行之于仁，成之于乐，这就是“德”。德就是以“礼”为（对社会和人）整体规范，以“仁”为途径（和人生生活的航标灯），以“乐”为（人生生活的）目标。沿着“仁”→“礼”→“乐”的方向去谋求人生，这就是“道”。所以，在山文化中，“道”即是对德的展开，而德不过是经验向人的实现。除此之外，一切都不重要，冒险、探寻、求证、扩张、构建，这些都不属于山文化，山文化追求山与土的“静”、“守”、“默”向人的输入，引导人服从整体，在服从整体中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和谐，而不是追求个人力量、个人智慧的生成性、创造性，也不是强调思考对人生行动的指导性、激励性，更不是张扬关系构建的过程性和过程展开的革新性。而是相反，这种以经验对经验的回归为过去式方式，以“礼”为规范、以“仁”为途径、以“乐”为目的的展开道路，其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彻底地消解个人的一切，使之成为血缘家庭和血缘宗族中的权力与道义的载体。所以，个人面对世界所获得的只是一个“静”字，在静默、静守中获得对已有的东西的新认同、新崇拜。这种内向开拓的经验体认精神，从前先秦开始，经历先秦一直到现代社会，体现出完整的延续性。先秦诸子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自由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是周王朝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天下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统治者最少对思想的控制，也最少对人的行为的控制，但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自觉地遵循山文化规矩、弘扬山文化精神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诸子们个个以“先王之道”为标榜，每个人的思考都没有超出“先王之道”模式。先秦时期，“先王之道”还可以有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但自秦汉以来，“先王之道”只能做一种理解和解释，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解和解释模式。由此，“仁→礼→乐”构成最高的道，也形成最完善的德，并同时把它作为权力和利益取舍的尺度：在家“循于礼，行于仁，成于乐”，则成为乖儿子，一旦成为乖儿子，就可得到完全的宠爱，获得主持家庭的权杖；在外“循于礼，行于仁，成于乐”，就会得到主子的欣赏而入仕当官，入仕则意味着飞黄腾达，意味着衣锦还乡、封妻荫子。因而，人们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于如何成为乖儿子和如何入仕当官这两个方面的探索，因而，如何隐忍、怎样奉迎、如何打点、怎样告密，如何中伤、诽谤等等，成为人生学习和关注的重心。哪怕是终身固穷，也很难有人将天赋的才能用于对生产劳动实践经验、技术进行总结、提升，形成理论，形成科学，所以山文化中缺乏科学，也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是对自然的探索，正是通过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与发现，人才发现人自己，发现人自己的主体地位、创造力量、人文精神，所以，在山文化中，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创造力量，缺乏人文精神，自然很难产生出人的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