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飞跃”老子没有讲清楚

1964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三期刊载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一篇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

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于8月24日，找来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就坂田文章发表谈话：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毛泽东接着又说：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390页）

毛泽东同周培源、于光远，就坂田文章谈到了他的“认识论”。所谓认识论，也就是知行观。过去人们只知道“唯物论”与“唯心论”。毛泽东提出了“认识论”，对哲学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和创新。他在同周培源等谈话时还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

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诸子，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学说。关于知行问题，老、庄的思想有其相通之处，即都主张通过直觉来把握“道”。这种直觉方法，具体说来，也就是在闭目塞听的情况下，依靠“内心之光明”（高亨语，见《老子正诂》），来“直接体认道”（刘笑敢语，见《庄子哲学及其演变》）。显而易见，这种致知方法，是定然要排斥“行”的，即否定“行”对于“知”的决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老、庄都是主张“不行而知”的。

但是，老子的“不行而知”是内在地包含着对具体事物的认识的。照他的思想逻辑，“不行”是“知（道）”的前提；而“知（道）”又是“知天下（万物）”的前提。他说：

“不出门，知天下”，“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第四十七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第五十二章）

由此可见，老子知行观的思路是：知道（“得其母”）→知物（“知其子”）→行道（“守其母”）。显然，知物乃是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没有知物这个环节，就不能够实现知道与行道的统一。老子知行观的根本失误是在于：它颠倒了知物与知道的关系，不是把知物（对个别的认识）当作知道（对一般的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而是相反地把知道当作知物的前提和基础。这样，当然就不可避免地要抹杀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导致神秘主义的直觉。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人们对知行关系的认识发展进程也是缓慢的，对这一问题曾经反复辩难过。南宋朱熹主“知先行后”说；明代王阳明主“知行合一”说；清王船山则提倡“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说。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尤其在长沙一师求学期间，就研读过先秦诸子及一些宋明理学家如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人的著作，对知行关系学说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积极从事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在以后的长期斗争中，他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倾向。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为了揭露、批判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确定以认识论为讲课的重点。备课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研读了《船山遗书》。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他又特别加上一个附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清楚地表达了全文的主题思想。

在《实践论》发表稿中，增写了人类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一段话，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实践论》系统地阐明人类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在文章最后毛泽东作了小结：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1964年，毛泽东关于坂田文章与周培源、于光远的谈话，对这一问题作了一番历史的回顾（见前引）。实际上，毛泽东讲了古今中外哲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大家）对知行关系的探索史。结论是：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即知行关系问题，直到《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才讲清楚。

前引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话中提到“‘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是我写的”。毛泽东写的这“一段话”，后来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收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就是1963年5月，毛泽东修改“双十条”时，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文章中写道：

“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从《实践论》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把人类的认识过程概括为“两个飞跃”，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有自己特点的唯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研究哲学，特别注重认识论。五四运动以后，他很少讲宇宙观、本体论。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他自始至终紧紧抓住认识和实践，亦即知行关系问题。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他甚至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这句话是即兴而发，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如果单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是认识论，这一点是无可疑问的了。（此处阐述参见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两个飞跃”的人类认识总规律，两千年前的古典哲学家老子受当时人们认识条件的限制，没有“讲清楚”，他只是朦胧地接触到人们认识问题。毛泽东品读《老子》，指出了这一点，是看得十分透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