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与茶业经济的发展

解放军理工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　陶德臣

佛教与茶结缘历史悠久，关系源远流长。近2000年来，僧人饮茶、种茶、制茶，对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繁荣、茶道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引起了学者的瞩目和研究热情，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对佛教与茶业经济的发展重视不够，研究不深。虽然有的论著对此偶有涉及，但也仅限蜻蜓点水，尚未见到相关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著。这种局面，与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大力改善民生，“坚持民生优先”^[1]的要求很不相符。为弥补茶文化、茶经济研究中的此一缺憾，推动佛教茶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本人从茶业经济史视角，对此作出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陶德臣作专题报告

一、佛教与茶业经济结缘的阶段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遇到一个本土化的问题。佛教与茶、茶业经济的结缘过程就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侧面，这一结合对佛教和茶业经济均产生了极大影响。综观佛教与茶业经济的结缘过程，可分为初起、兴盛、曲折三个阶段。

1．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与茶业经济结缘的初起阶段

佛教传入中国前，茶业经济已经产生。所谓茶业经济特指茶叶生产、加工、销售、分配、消费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主要内容包括茶叶农业经济、茶叶加工经济、茶叶商业经济，其性质、结构、发展水平与整个国民经济、城市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有关。古人对野生茶的最初利用不能称之为茶业经济，只有当茶树被人工栽培，制成产品，进行销售，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茶业经济。这样看来，茶业经济源于商周时期，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南北朝时期得到初步发展。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本土化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茶的初步结合。此一行为一旦确定，就逐渐发展起来。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与茶结缘步伐加快，是为佛教结缘的第一个阶段，即初起阶段。

佛教与茶结缘的确切记载始于晋代，而且这种记载还不止一条。这说明，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取得显著成果。东晋怀信和尚《释开门自镜录》说“使唤童仆，要水要茶”^[2]。房玄龄《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说敦煌人单道开在邺城（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在室内打坐时不畏寒暑，昼夜不眠，“仅日服镇守药效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密、姜桂、茯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吴觉农《茶经述评》认为，茶苏是“加有紫苏的茶”^[3]。《中国茶叶大辞典》也认为茶苏是“茶和屠苏”^[4]。据《庐山志》记载，早在晋代，庐山上“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以自种茶招待陶渊明。

南北朝时，由于佛教在中国南北方都得到发展，与茶的结缘更为紧密。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卷三《城南报德寺》，介绍了封建士大夫饮茶、对茶与肉的评价等内容。既然佛寺外有士大夫饮茶，寺内僧人必然也会饮茶。这种情况在南朝时更为普遍。陆羽《茶经·七之事》所载南朝宋“名僧”法瑶，住武康（浙江吴兴）小山寺，习惯“饭所饮茶”，活到79岁高龄。同样是南朝宋时，豫章王刘子尚、新安王刘子鸾兄弟拜访安徽八公山僧人昙济，得到昙济所产上等茶款待。佛教与茶的结合已从饮用层面拓展到生产层面。

2．隋唐五代至宋元时期是佛教与茶业经济结缘的兴盛阶段

进入隋唐时期尤其是中唐时期，佛教与茶业经济的结缘十分明显，已经密不可分。唐代，中国本土化的佛教禅宗大发展，直接推动了茶业经济的兴盛，无论是饮茶风气兴盛、茶叶生产繁荣，还是茶叶市场繁荣，均离不开佛教的推动。宋朝陈师道《茶经·序》称赞：“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智矣。”陆羽《茶经》对茶业经济的推动极大，“茶道大行”^[5]的结果无论如何与陆羽的推动分不开^[6]。但陆羽算得上半个僧人，或者说是走在僧俗边缘的人，他从小生活在寺院中，知茶、爱茶、饮茶。其师傅积公也饮茶。这是一般僧人的共同爱好。而“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7]。当然“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一般人也“溺之甚。穷日昼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入塞外”^[8]。陆羽的师傅积公亲自种茶。普陀山寺僧广植茶树，形成了著名的“普陀佛茶”。隋朝行宫扬州禅智寺，寺枕蜀岗，唐代时已有茶园，茶味甘香。唐诗中也有许多相关信息。李咸用《谢僧寄茶》“匡山茗树朝阳偏，暖萌如爪拿飞鸢”^[9]、皎然《顾渚行寄裴方舟》“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10]、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余游金陵，贝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11]等诗文，都是僧人种茶的典型证据。

宋元时期，佛教与茶业经济结缘兴盛的标志是寺院将生产的茶叶大量投入市场进行销售^[12]。这种情况唐代已经出现，但一般较为少见，影响也小。宋元时期，寺院茶业经济迅速崛起，成为茶叶商品生产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提举福建路茶事司就说：“访得本路产茶州军诸寺观……有妄作远乡馈送人事为名，冒法贩卖，官司未有关访”，有违朝廷对东南茶叶的禁榷专卖政策，为此，官府严格规定，“诸寺道每岁摘造到草腊茶，如五百斤以下，听从便吃用，即不得贩卖，如违，依私茶法，若五百斤以上，并依园户法”^[13]。这就从根本上把寺院茶叶商品生产也纳入到榷茶管理范围内，执行与茶园户相同的产业政策。元代大德元年（1297）二月，查获僧人张了兴发卖私茶事^[14]，想必这类茶是寺院生产的茶叶。

3．明清至中华民国时期是佛教与茶业经济结缘的曲折阶段

与茶业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以19世纪后期为界，佛教与茶业经济结缘也经历了二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是鼎盛时期，后一阶段是衰退时期。之所以产生这种大起大落的局面，除了外敌入侵，政局不稳外，还和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大起大落密不可分。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起步虽然比较早，但直到中西贸易兴起后才真正兴旺起来。它对茶叶生产的刺激作用自然也影响到佛教与茶业经济的结缘问题。

明代寺院种茶极为普遍，且比前代具有更多的市场色彩。如杭州龙井茶，“真者，天池不能及也。山中仅有一二家，炒法甚精。近有山僧焙者，亦妙，但出龙井者，方妙”^[15]。龙井为明代全国名茶之一，僧人所产茶占有一席之地，说明寺院非常重视茶叶生产。这里的寺庙种茶出售。冯梦祯曾同“徐茂吴至老龙井买茶。山民十数家各出茶，茂吴以次点试，皆以为赝”，仅“得一、二两以为真物”，寺僧也售茶，并“以茂吴精鉴，不敢相欺。他人所得，虽厚价亦赝物也”^[16]。浙江雁荡山龙湫茶被誉为“雁山五珍”之一，为明代名茶，嘉靖（1522—1566年）初，游僧“据幽胜结庵。种茶，茶称绝品”^[17]。普陀山产佛茶，质量甚好。明代李日华云：“普陀老僧贻余小白岩茶一裹，叶有白芽，瀹之无色。徐引，觉凉透心腑。僧云，本岩岁止五六斤，专供大士，僧得啜者寡矣。”金华仙洞所产茶也“极有胜韵”，只是由于“僧拙于焙”，采取“上甑蒸过，隔宿而后焙”之法，因而“枯劲如藁秸，瀹之为赤卤”^[18]，顿失茶味。福建太姥山附近的“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19]，说明僧人种茶出售成为其生活的重要支柱。武夷山“产茶甚多，黄冠既获茶利，遂遍种之，一时松括樵苏殆尽”，后由于“崇安令例致诸贵人，所取不赀，黄冠苦于追呼，尽斫所种武彝真茶，九曲遂濯濯矣”，贡茶只能由“黄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贸之”^[20]，冒充武夷茶。这都说明僧人种茶市场化程度较高。其实，仅从苏州虎丘寺僧对茶叶生产、技术的推动作用，即可明了寺院道观茶叶生产的重要性及与茶叶市场的紧密联系。苏州虎丘茶名闻遐迩，明人大体推崇为天下第一^[21]。这种茶“饮遍天下，专以采造胜耳”，其精湛的制造技术得益于寺僧的精益求精，“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造法”。大方后来至安徽休宁松萝山，“结庵采诸山茶，于庵焙制”，一时“远迩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实非松萝所出也。是茶比天池茶稍粗而气甚香，味更清。然于虎丘能称仲，不能伯也”。虎丘制茶法的传入，大大提高了皖南茶质量，提升了茶叶档次，默默无闻的休宁茶一时声誉鹊起，成为各方抢购的热门货。正因为如此，各地积极引进虎丘制法，“松郡佘山亦有茶，与天池无异，顾采造不如。近有比丘来以虎丘法制之，味与松萝等”^[22]，取得了良好效果。福建武夷道士、和尚均种茶，或送人，或出售，然“僧拙于焙，既采，则先蒸而后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宫中洗濯用耳。近有以松萝法制之者，即试之，色香亦具足，经旬月，则紫赤如故”，原因是制茶法未学到家，“盖制茶者，不过土著数僧耳”。但崇安县令，“招黄山僧以松萝法制建茶”，结果甚好，“堪并驾”^[23]。到清前期，武夷造茶不但“以僧家所制者最为得法”^[24]，而且“茶焙处，半归僧道，半归民俗”^[25]，和尚“以茶坪为业”^[26]，生产出的茶叶大量外销。武夷山寺僧种茶出售的现象至少可追溯到宋代，清代达到顶峰。四川大邑县雾中山盛产茶叶，开化寺碑记：“在雾中山上，……宜植佳茗，不能谷。僧数千人以茗易谷，不涂乎而食”，兴隆场院，即两河口，“明时为雾中山僧贸易棕茶之地，古有其名，载在碑记”^[27]。可见僧人的茶叶商品生产规模相当大，具有明显的市场倾向。

明代寺僧植茶很普遍，尤其是名山大川的和尚种茶更多。他们不但推进了种茶技术的发展，提高了茶质，而且茶叶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尤其像武夷山中的寺庙，从事茶叶生产主要是为出售。寺院成为茶叶商品生产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清代茶叶外贸勃兴，佛教与茶业经济结缘达到历史巅峰。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售茶，创造了一批名闻遐迩的名茶，这种现象尤以武夷山为代表。清初，受商品经济和武夷茶出口外销的影响，僧侣道尼更多地涉足茶叶生产与贸易活动。武夷茶尤其是岩茶的产权大多属于和尚道士，岩茶也主要由他们来生产经营，山中“茶焙处，半归僧道，半归民俗”^[28]。这些寺僧来自闽南漳州、泉州一带，“武夷寺僧多为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29]。他们雇茶师，招茶工，组织生产，到1848年仍然表现出“对茶叶种植与加工似乎比对佛教礼仪更重视”^[30]。由于他们掌握了技术，因而左右了武夷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凡岩茶采制著名之处……多系漳泉僧人结庐久住，种植采摘烘焙得宜，所以香味两绝”^[31]。人们公认：“武夷造茶，其岩茶以僧家所制者最为得法”^[32]。寺僧生产的茶叶主要用以出卖，寺院成为茶商收购茶叶的热门地点。“凡岩茶，皆各岩僧道采摘焙制，远近贾客于九曲内各寺庙购觅，市中无售者。洲茶皆民产挑卖，行铺收买”^[33]。这种情况到鸦片战争后还存在了一段时间。1852年英国人复庆就遇见崇安茶商，“他们是来寺院收购茶叶的。他们住在庙内，或者宁可说住在附近和尚的家里，至收购完毕始行离去”^[34]。后来，武夷山的道士、和尚“转鬻之，于是武夷茶之主权，乃先后转于茶商之手”^[35]。

19世纪末，茶叶外销陷入危机，佛教与茶业经济结缘的强大外力顿失^[36]。虽然这种结缘并未崩溃，但已趋于衰落。尤其是清末至民国数十年时间，外有日本等强敌入侵，内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佛教与茶业经济结缘必然趋于衰落皕瑏瑠。

皕瑏瑠陶德臣：《民国茶业的衰败破产及其原因》，《近代中国》第20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277－303页。

二、佛教影响茶业经济发展的环节

从佛教与茶业经济的结缘历史看，茶业经济的发展、兴盛与佛教的推动、促进甚至参与不无关系。佛教影响茶业经济主要从消费环节、生产环节、交换环节三方面来实现的。

1．通过消费环节实现影响

茶未饮，人已醉

僧人消费茶叶的方式主要分为自饮、待客、礼佛三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种消费茶叶的方式并非同等重要，亦非齐头并进。大体而言，自饮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礼佛和待客。从消费数量而言，自饮一般占主要分量，待客第二位，最后才是礼佛。从现存史料看，佛教对茶的消费最早体现在僧人的自饮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是中国茶叶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原本局限于巴蜀一带的茶产，从秦汉时期走出四川、向长江中游的荆楚等地推进的基础上，已拓展到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与此相适应，饮茶之风也从巴蜀一带传授至长江南北及黄河流域，皇帝、贵族、文人，甚至百姓也爱上了茶，社会对茶的消费逐渐增加，出现了相关茶市^[37]。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的佛教徒爱上了茶。其中原因，一是饮茶具有驱瞌提神、镇静修行的宗教需求，二是社会风尚的感染和宗教本土化的文化需求。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待到晋代时，大江南北的僧人嗜茶饮茶已非个别现象。僧人饮茶，首先推高了茶叶消费数量，其次对社会饮茶风习加以推波助澜，刺激了茶叶消费需求的增加，推动了茶业经济的发展。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对此作了最好描述：“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唐代佛教发达，禅宗兴起，僧人行遍天下，僧人清闲，有时间饮茶。出于参禅需要，僧人爱上了茶，并把饮茶习惯传播到很远的地方。本来北方不太饮茶，但由于佛教的推动，将“南人好饮茶”的习俗也传到北方，人们“到处煮饮”，“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城市中“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加上陆羽的推动，因而“茶道大行”。人们“溺之甚”，不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还“流于塞外”。面对巨大的消费需求，吸引了江淮一带的茶，“舟车相继”源源运来，数量极为庞大，品种丰富，“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并远销回鹘。由此可见，僧人消费需求的增加，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推动、对茶叶生产和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多么的巨大。需要指出的是，僧人自从爱上了饮茶，历经千余年而长盛不衰，所谓“禅茶一味”也可概见饮茶与佛教的特殊意义。

当然，待客、礼佛也需要消费一批茶叶。寺院消费的茶主要来自自种、赐舍、购买，显然自种和信徒贡献是主要来源。信徒贡献的茶也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市场购买所得，因此，寺院消费的茶除自种外，寺院购买及信徒通过购买的贡献茶占有相当比重。这种茶叶消费对茶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2．通过生产环节实现影响

这是佛教影响茶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式和环节。寺院多建在深山云雾间，正是最适应植茶的地方，寺院植茶优越。僧人有饮茶爱好，香客也想饮茶止渴解乏，同时礼佛也需要茶。因此，僧尼开辟产茶园，种茶、制茶理所当然。“天下名山僧占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名山名茶相得益彰，名寺、名山、名茶三位一体，寺院与茶叶生产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茶叶生产技术、制作工艺对历代茶叶生产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各地茶叶生产的强大推动力。

首先，凡适宜种茶地区的寺院几乎都植茶。寺院种茶的普遍性，说明僧人对植茶园、建茶山是有贡献的。寺院植茶是中国茶叶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民间茶叶种植起到推动作用。从大量史料来看，僧尼植茶甚早。教徒植茶的最早记载可上溯至西汉时的四川蒙山植茶。雍正十一年《四川通记·物产》“雅州府”记载：“名山县治之西十五里，有蒙山，其山有五岭，形如莲花五瓣，其中顶最高，名曰上清峰，至顶上略开一坪，直一丈二尺，横二丈余，即种仙茶之处。汉时甘露祖师姓吴名理直者手植，至今不长不灭，茶八小株”^[38]。“祖师”是对“先师”的尊称，甘露即汉宣帝甘露年号（公元前53—前50年），吴理真在宋代被宋孝宗追封为“甘露禅师”。虽然王象之《舆地记胜》也云：“西汉时有僧自岭表来，以植茶蒙山”，朱自振认为“关于蒙顶茶系西汉甘露大师（不管此大师是僧是道）手植的传说，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情”^[39]。如果僧人植茶始于西汉末年的蒙山说服力不强的话，那么晋代已有相关确切的记载。据《庐山志》记载，晋代时山上“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东林寺名僧慧远，以自种招待陶渊明，吟诗饮茶，叙事谈经，终日不倦。南北朝时，佛教得到大发展，僧尼开发山区，从事生产，名山圣地，寺院产茶，所在多有。陆羽《茶经·七之事》所引《宋录》载，豫章王刘子尚、新安王刘子鸾兄弟赴安徽八公山造访僧人昙济，昙济热情“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既然寺院所产茶品质上乘，表明僧人对茶叶种制是有贡献的。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兴盛，寺院种茶极为普遍。陆羽《茶经·八之出》记载，浙西湖州顾渚山茶，生山桑寺、儒师寺，白茅山悬脚岭茶产飞云寺、曲水寺，常州圈岭善权寺产茶，钱塘县茶生天竺寺、灵隆寺，剑南茶，以彭州上，九陇县马鞍山至德寺产茶。唐肃宗年间，僧人将宜兴阳羡茶送给常州刺史李栖筠，经陆羽品定为珍品，从而进贡。“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40]五代毛文锡《茶谱》谈到唐代僧人经营蒙顶茶的情况，又谈到扬州禅智寺，岗有茶园，其味甘香如蒙顶也。唐代浙江普陀山僧人种茶，安徽九华山僧人也种茶。金乔觉《送童子下山》有：“空门寂寞汝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瓶落涧底休拈月，烹茗瓯中摆弄花，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41]李咸用《谢僧寄茶花》：“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眠。匡山茗树朝阳偏，暖荫如爪拿飞鸢”^[42]，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办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觜”^[43]，李白《答族侄僧中乳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44]，均表明寺院产茶。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八“则州和尚”条载“师入茶园内摘茶次”，卷九“沩山灵佑”条记“普请摘茶”，卷十二“临济义玄”条载“黄檗一日普请锄茶园”，卷十五“神山僧密”条载“一日与洞山锄茶园”等，表明种茶是禅门的重要事务。

宋代时寺院植茶同样极为普遍。宋代著名产茶地建安北苑，自南唐便是佛教盛地，寺院众多。建茶的兴起首先是南唐僧人努力的结果，然后才引起朝廷注意。以浙江为例，宋代产茶较著名的寺院就有：湖州吉祥寺，越州资寿寺、惠安寺、证道寺等，杭州天竺寺、灵隐寺、宝云庵、下天竺寺、上天竺寺、宝严院、径山寺，台州崇善院、宝严院、国清寺等。可知，宋代两浙寺院山林也植有大面积的茶树^[45]。

唐宋以后，寺院植茶继续发展，尤其以武夷山地区为代表^[46]。福建僧人大量销售走私茶，说明寺院茶产业比较发达。

其次，古代众多优质名茶多数与佛门僧尼有关。其对茶业经济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不可低估。古今名茶都生长于名山上，而名山有名寺，寺院重视茶叶种植，因而名山圣地哪里有寺院，哪里就有茶，而且往往是优质茶，然后再向周边推广，产生辐射效应。四川蒙山产茶历史悠久，所产茶被称为“仙茶”，用以充贡^[47]。白居易《琴茶》称赞道：“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48]文同《谢人惠寄蒙顶茶》也说：“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蒙山茶享誉海内外，极为珍贵。唐代元和（806—820年）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49]。每年春茶季节，全山七十二寺僧人祭拜后才能采制供佛。在佛教推动下，蒙山茶得到很大发展，“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50]。安徽名绿茶松萝茶的创立者为僧人。明代“苏州茶饮遍天下，专以采造胜耳。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造法。其后于徽之松萝结庵，采诸山茶于庵焙制，远迩争市”，价格迅速上涨，人因称松萝茶。浙江乐清雁荡山，东晋时已传入佛教，嗣后寺院兴盛，开山种茶。黄山毛峰为绿茶中的极品，康熙时期《黄山志定本·物产》载：“云雾茶，山僧就石隙微土间养之。微香令韵，远胜匡庐。”武夷茶名闻遐迩，岩茶采制最著名的地区，“多系漳泉僧人结庐久住，种植采摘烘焙得宜，所以香味两绝”，这些岩山主要归寺院所有^[51]。苏州洞庭山所产碧螺春，源于宋朝寺院水月寺的水月茶。乾隆时期《苏州府志·产物》载：“宋时洞庭茶尝入贡，水月院僧所制尤美，号水月茶，载《续图经记》。近时佳者名曰碧螺春，贵人争购之。”苏州虎丘茶也很著名，“宋人呼为白云茶”，从“但山岩隙地所产无几，又为官司禁据，寺僧惯杂赝种，非精鉴家卒莫能辨”^[52]可知，这种茶弥足珍贵。

再次，寺僧对茶叶采制技术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寺僧们长期专注于茶叶种植、采制，认真评定茶叶等第，制出的大量名优茶，凝聚着僧尼的心血和智慧。茶叶种制技术流传到民间，成为推动茶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唐代的主要茶类是蒸青饼茶，陆羽《茶经》记载的制茶技术可见一斑。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记载了湖南西山寺僧人创造的炒青茶制作法：“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觜。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53]炒青绿茶的开创为明代废团改散、炒法制茶的大行其道奠定了基础。李白《答族侄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并序》，记录了宗侄中孚禅师所赠湖北玉泉寺所产“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的晒青茶，它“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连接。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54]。晒青茶的创制得到明人制茶技术专家的肯定。明末清初福建发明了红茶、乌龙茶制法，一般认为，这两种重要茶类的制造技术都发源于武夷山。而武夷山的岩山主要为寺观所有，由此可见僧尼对茶叶制造新技术的贡献。释超全《武夷茶歌》、《安溪茶歌》说明僧人对制作红茶、乌龙茶的贡献。《随见录》说：“武夷造茶，其岩茶以僧家所制者最为得法。”^[55]红茶、乌龙茶制造技术成熟后，后来传播开来，推动了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大发展。

3．通过交换环节实现影响

这是佛教影响茶业经济发展的又一方式和环节。总体而言，寺院所产茶主要用以自饮、待客、礼佛、馈赠，也有一定数量的茶叶通过交换环节进入市场。其交换数量、交换频率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平衡性。大体说来，寺院所产高档名优茶受到民间热烈追捧。明代陆树声《茶寮记》载：无诤居士和山西五台山演镇、陕西终南山明亮同试天池茶，辨别茶叶品质好坏与茶园的关系。明代周高起《洞山岕茶系》说：“老庙后，庙祀山之土神者，瑞草丛郁。”《广阳杂记》说“天下茶品，阳羡老庙第一”。《梅花草堂笔记》云：“松萝之香馥馥，庙后之味闲闲。”这些对茶叶生产的描绘，激起了民间嗜茶人对寺院所产名茶的浓厚兴趣，他们不惜重金，深入名茶所产寺院购买。这种情况在各地几乎都存在。这样，进入市场上的名优茶质量就成为茶叶商品的参考系，对推动茶叶生产的发展具有动力。

三、佛教促进茶业经济繁荣的构想

研究表明，千百年来，佛教与茶业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茶业经济之所以成为一项重要传统产业，并在近代对外贸易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佛教的推动、促进密不可分。研究佛教与茶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促进茶产业发展，引导茶叶消费。当前“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保障和改善民生”^[56]成为时代的强烈呼声。佛教应当为推动茶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人民增收致富和改善民生作出积极贡献。为此，提出如下几点粗浅设想和建议：

1．挖掘佛教与茶叶生产的历史联系，促进茶叶生产发展

一是增加茶园面积。僧人对发展名优茶的贡献，早在唐代已得到承认。品岩《大云寺》茶诗云：“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57]这笔宝贵财富对今天发展茶叶生产仍具积极意义。在茶园选址上，收集、整理历史上佛教发展对茶叶种植的素材，研究当前发展茶园的环境、规模，避免盲目性，少走弯路。二是发展名优佛茶。在发展名优茶上，研究历史上的寺院名茶，力争使存世著名寺院名优茶得到更大发展。对已经消失的寺院名茶，可在充分论证，调查清楚，弄清历史真实面目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恢复。同时，也可利用佛教与茶业经济的历史关联，开发新品佛茶，让其赋予佛茶的丰富内涵。三是让佛与茶更结缘。如旅游观光中礼佛访茶、茶艺表演中的禅茶、茶叶开采时的佛教祭茶仪式等，让佛教与茶叶生产比翼双飞。

居士与嘉宾

2．挖掘佛教与茶叶市场的内在文化，促进茶叶市场的发展

一是利用寺院所产名优茶进入市场的文化产业，拓展茶叶市场。高山适合茶树生长，自然条件优越，都产名茶，这些名茶大都为寺僧精心创制。虽然寺院所产茶叶主要用以自饮、待客、礼佛，但确实有些大寺院所产茶或部分地区许多寺院所产茶主要用以销售，这种寺院茶业实际上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完全属于茶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福建僧人走私茶中的相当部分就是私自出售的自产茶。虽然有些寺院出售的茶叶数量不多，但由于质量上乘，仍然受到民间饮客的追捧。二是利用仍在生产的寺院历史名茶拓展市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的黄山毛峰，东山洞庭寺的碧螺春，杭州龙井寺的龙井，徽州松萝庵的松萝，武夷山天心观的大红袍，蒙山智炬寺的蒙顶云雾，庐山招贤寺的云雾茶等历史名茶，至今仍在生产，在茶叶市场上有相当的知名度。应进一步扩大生产这些名茶的生产规模，整合市场品牌，扩大这些名优茶对茶叶市场的占有份额。三是通过开发恢复寺院名茶拓展茶叶市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天台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北苑凤凰山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渚山吉祥寺、绍兴云门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洞山寺）、岳阳白鹤寺等名寺所产茶现已不见。在名优茶开发过程中，可以考虑对这些古寺名茶进行恢复、开发，然后进入市场进行销售。四是利用佛学思想与茶叶结合，整合茶叶品种，推出形式多样的“佛茶”，繁荣茶叶市场。目前，这一拓展茶叶市场的手段已为一部分人所认识和采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3．挖掘佛教与茶叶消费的内在文化，促进茶叶消费的发展

一是大打绿色、生态促销牌。佛寺大多身居风景优美的名山大川，生态环境优良，保证了茶树健康安全生长和茶质的优良。宣传绿色、环保健康的观念和佛茶的高品质，对茶叶消费具有极大促进作用。二是大力开发寺庙茶诗文化，推动饮茶风习的发展。古代留下了不少寺庙茶诗，著名的有：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寺仙人掌茶诗》，杜牧《题禅院茶诗》，郑谷《题兴善寺茶诗》，释良琦《题雍熙寺茶诗》，唐武元衡《送古心往吴江报恩寺茶诗》，皇甫冉《送陆羽采茶栖霞寺诗》，苏轼《题白鹤峰嘉祐寺茶诗》等等。同样，寺僧研究茶学，历代留下了不少以茶为题材的诗文。这些诗文的茶文化内涵挖掘，对引导茶叶消费具有推动作用。三是发掘僧尼饮茶健康长寿的事例，促进茶叶消费。佛教禁酒却提倡饮茶，不少僧人由此获益，健康长寿。这样的事例很多。唐大中三年（849），东都一僧，年120岁，问其长寿妙方，云“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58]。雍正时期《四川通志》载：“蒙山有僧病冷且久，迂老父曰：仙家有雷鸣茶，俟雷发声乃茁，可并手于中顶采摘，服未竟病瘥，精健至八十余。”^[59]人们关注身体健康，重视生活质量的今天，科学饮茶，合理饮茶，有助健康。研究僧人饮茶与健康的内在关系，极具时代意义，对于茶叶消费的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总之：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包含了丰富的茶文化思想。研究、挖掘、开发这些茶文化思想，对当今茶叶生产、茶叶贸易、茶叶消费具有促进作用。今后，应该更多地关注佛教与茶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让佛教文化在促进茶产业发展、引导茶叶消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让传统文化在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增加收入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只有这样，茶文化研究才真正具有活力，体现出本身应有的价值。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2]陈椽：《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351页。

[3]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4]陈宗懋主编：《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8页。

[5]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6]李明阳：《陆羽枙茶经枛对唐代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第75－78页。

[7]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8]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

[9]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八六。

[1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四四。

[1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七八。

[12]陶德臣：《元明时期各类茶园的商品生产》，《中国茶叶》2009年第7期，第28－30页；《宋代茶园的茶叶商品生产》，《中国茶叶》2010年第5期，第44－46页。

[1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32之3－4。

[14]明·佚名：《元典章》卷22《户部八·茶课》。

[15]明·高濂：《遵生八笺》卷11《论茶品》。

[16]明·冯梦祯：《快雪堂温录·品茶》。

[17]隆庆：《乐清县志·志余》。

[18]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

[19]明·谢肇淛：《长溪琐语》。

[20]清·周亮工：《闽小记》上卷《闽茶》。

[21]陶德臣：《沧海桑田虎丘茶》，《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第237－238页。如明·屠隆：《枙考槃余事枛茶录》云：虎丘茶“最号精绝，为天下冠”。

[22]明·冯时可：《茶录·总叙》。

[23]清·周亮工：《闽小记》上卷《闽茶》。

[24]清·陆廷灿：《续茶经·三之造·枙随见录枛》。

[25]清·蒋蘅：《武彝偶述》，《云寥山人文钞》卷4。

[26]清·郭柏苍：《闽产录异》卷1。

[27]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28页。

[28]清·蒋蘅：《武彝偶述》，《云寥山人文钞》卷4。

[29]清·郭柏苍：《闵产录异》卷1。

[30]英·R．Fortune∶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Including Sung-Lo and the Bo-hea Hills，1852年，第225页、第231－233页。

[31]清·康熙：《武夷山志·物产》。

[32]清·陆廷灿：《续茶经》卷下《七之事·枙随见录枛》。

[33]陈祖椝、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367页。

[3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531页。

[35]民国《崇安县新志·物产》。

[36]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茶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第92－100页。

[37]陶德臣：《中国古代茶叶国内市场的发展》，《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第7－10页；《汉魏南北朝时期茶文化的酝酿》，《2004第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7－21页；《汉唐时期茶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第三届法门寺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7－284页；《中国古代茶叶区域市场初起的社会影响》，《贵州茶叶》2009年4期，第31－34页；《南北朝时期茶叶消费群体分析》，《茶博览》2010年第4期，第82－83页。

[38]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39]朱自振：《茶史初探》，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38－39页。

[40]宋·陈思：《宝刻丛编》卷14《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

[4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八。

[42]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四四。

[4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五六。

[4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七八。

[45]沈冬梅：《宋代浙江佛寺与名茶》，《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66－70页。

[46]陶德臣：《武夷山茶叶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奇特现象》，《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第335－338页。

[47]陶德臣：《蒙山断想》，《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第24－25页。

[4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四八。

[49]唐·杨华：《膳夫经手录》。

[50]唐·杨华：《膳夫经手录》。

[51]清·康熙《武夷山志·物产》。

[52]清·康熙《虎丘山志·物产》；陶德臣：《沧海桑田虎丘茶》，《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第237－238页。

[5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五六。

[54]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七八。

[55]清·陆廷灿：《续茶经·三之造》。

[5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

[5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五八。

[58]宋·钱易：《南部新书》卷辛。

[59]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