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或者之惑”

纵览古今，“或者之惑”是很有代表性的，道出了古往今来芸芸众生内心里共同的困惑。那么，应当如何深刻理解“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以及伯夷、颜回这类现象呢？

在老子看来，“天道”是自然无为的，故而“无亲”；之所以“常与善人”，是因为善人合于（或同于）道、合于德，而“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42]，由此便可谓天道“常与善人”。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所谓“常与善人”，是指充实或丰富他这个人（善人）内在的道德品性，也即充实、光大他内在的人性之美，而非“与”（给予）他以别的什么东西。而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善人”自为的结果，而非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在暗中帮助他。我们还可借用《庄子》中的一句话来解释：“夫造物者之报人也，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43]所谓“造物者”，就是指“天道”；所谓“其人”，泛指某个人，引申为人在社会中的名利地位，祸福荣辱等；所谓“其人之天”，指人内在的自然天性、本性、德性等。综合起来，大意是说，上天（天道）对人的回报，不是回报他人间的祸福荣辱，而是回报他本人最内在、最本真的天性本性。总之，“善人”如果真善，那么“善”本身就是上天对他最好的、最真实的回报了。行仁得仁，何复他求？反之，“恶人”若真的作恶多端，那么，“恶”本身即是对他个人最内在、最本真的天性、品性的戕害和毁灭。他的心灵是污浊的，他的境界是卑劣的，毫无“天爵”可言。这就是上天对他最严厉的报应了。至于“人爵”再高，权极一时，或荣华富贵，显赫一生，亦何足道哉！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能够以慧眼识“天”而不蔽于“人”，就可以看到，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实质就是老子所谓“道法自然”的一种表现，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一样。所以应当肯定，“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本是一种哲理性的认识，而不是什么封建迷信观念。基于此，我们可以具体地解释“或者之惑”了：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如此，可谓善人矣！颜回好学，三月不违仁，可谓真能践道而成就其德性矣！这就是天道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了！盗跖之徒，纨绔子弟，其或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但终有命归黄泉的一天。不亦悲乎！何以为寿？何足为贵？死而不朽者为寿，跻身圣贤者为贵。其颜回、伯夷、叔齐之谓乎！

作为一个有力的旁证，我们再来看看《韩诗外传》中的一段话：“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子路进谏曰：‘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贼。今夫子积德累仁，为善久矣，意者当遗行乎？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来，汝小人也，未讲于论也。……故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时也。今无有时，贤安所用哉？故虞舜耕于历山之阳，立为天子，其遇尧也；傅说负土而版筑，以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其遇汤也；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屠于朝歌，九十乃为天子师，则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缚自槛车，以为仲父，则遇齐桓公也；百里奚自卖五羊之皮，为秦伯牧牛，举为大夫，则遇秦缪公也；虞丘于天下，以为令尹，让于孙叔敖，则遇楚庄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后戮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阖闾，后遇夫差也；夫骥罢盐车，此非无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无千里之手矣。夫兰芷生于茂林之中、深山之间，人莫见之故不芬。夫学者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尤困，而志不衰，先知祸福之始，而心无惑焉。’”（《韩诗外传》卷七）这段话的例子很丰富，其实质在于所谓“贤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时也”。材性与时机之别是一种内外之别。心不忧、志不衰，是个人所能把握的内在品质；而机遇、穷通则有赖于外在的客观条件。孔子的回答表明，圣贤所能做到的，就在于有一种自知之明、乐天知命，这种涵养、这种境界就是“天报”，就是他平日所谓“积德累仁”的自然结果，其间不存在什么神意的问题；而子路所谓“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贼”，则是一种误解，其所谓“天”，是一个有人格意志的上帝，其所谓“天报”，即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的。子路这种看法是有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一哲理的，但反映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世俗观念。尽管这个观念很可能即是源于《易传·文言》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对它的理解却是因人而异的。对普通人而言，它可能意味着一种宗教内涵；而对君子来说，则不过是一种哲学道理，正所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易传·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