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春官·宗伯》云：“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2]《庄子·外篇》中的《天运篇》说：“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仪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仪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3]《吕氏春秋》中的《禁塞篇》曰：“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4]《路史·跋三坟书》载：“书籍之逸，岂特后世邪？昔楚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及孔子求古之史记，自五典九丘之外，三坟八索已不得而见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
当代众多考古成果证实，原始人类采用敲凿、刻划、涂画等方法，在骨角、岩石、陶器等物体上制作图画符号由来已久。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南贾湖遗址中，出土了三件刻有符号的龟甲。在距今8000年至4000年的裴李岗、仰韶、龙山、崧泽、良诸、乐都柳湾、马家窑、二里头等几十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在距今4200年左右的山西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中，出土了一件朱书扁壶。李健民先生写了一篇《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总第一期（2001年1月）。文章发表两年后，何驽先生于2003年11月28日在《中国文物报》发文《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主张“把扁壶背面原来被看做两个符号的朱书视为一个字”，断定为“古尧字，即古史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帝尧的名号”。[5]葛英会先生赞成何驽先生的意见，为证成何驽先生的见解，特写了《破译尧帝名号推进文明探源》一文。
可见，五帝时代传世典籍的存在多见于古代文献，考古成果也已证明了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存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应轻易否定五帝时代及其传世典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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