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水金
一、问题的提出
孟子出游，始自何国，其游历路线如何，乃古今学人一大讼案。司马迁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是孟子始游于齐宣王，然后适梁见梁惠王。但据《孟子》书所记之顺序，孟子乃先见梁惠王，再见梁襄王，然后见齐宣王。清人崔东璧曰：“《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时之先后为序，而至梁在篇首，见襄王后乃次之以齐宣，则是见梁惠在先，见齐宣在后也。即以《史记》之文论之，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后二十三年齐始取燕，当是时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则孟子去齐以后必无复有适梁之事。”[1]是先齐后梁，抑先梁后齐，则《史记》与《孟子》相抵牾。
又，据近人钱穆考证，孟子于齐威王时即已游齐，当代学者亦多从其说。然今人冯铁流作《孟子游历诸国考》，认为钱氏“孟子于齐威王时已游齐”之说不可信，孟子出游，首先到魏，离魏而后游齐，事齐宣王。理由是《梁惠王》篇直接出现“齐宣王”之名者凡十一章，而《尽心》、《离娄》、《万章》各篇亦皆云“齐宣王”，而“齐威王”之名却未始一见。[2]是孟子之游仕履历，古今学者，聚讼纷纭，由此可见一斑。
清人焦循博涉经史，摭拾群言，撰《孟子正义》。其用力之勤劬，其创获之丰赡，有清一代治《孟子》者，无出其右。然焦氏曰“孟子有不可详者三”，而“孟子出游”，亦赫然在其“不可详”之目。焦氏曰：“孟子出游，赵（岐）氏以为先齐后梁，说者又以为先梁后齐，或以梁惠王有后元，或以为孟子先事齐宣，后事齐湣。考之《国策》、《史记》诸书，参差错杂，殊难画一。今撰《正义》，惟主赵氏，而众说异同，亦略存录，以备参考而已，实未易折衷也。至居邹、葬鲁、之滕、过薛、游宋、往任，其先后岁月，或据七篇虚辞，以测实迹，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3]焦氏治学专门，深知个中甘苦，所言诚为不易之至论。
二、孟子见梁惠王以前游历路线
不过，孟子游仕履历，虽其详情无由考实，但大段经历或可推明。而史之确有其文可考者二事，尤可据以决其大致行踪：其一，齐封田婴于薛及城薛，既见于《竹书纪年》，亦见于《孟子》之书，其不容别解之事也。以此事为坐标，则孟子早年出游之踪迹可推测而知之。其二，齐人伐燕，既见于《孟子》，亦见于战国文献及出土器物，此亦不容别解之事。以此事为坐标，则孟子晚年游仕之迹，亦可推而知之。而各家之说，由此二事，亦可稍稍折衷焉。至于其间或偶尔或多次，穿插往来于邹、鲁、任、薛诸地，无关乎孟子人品之清浊，略之而不计，亦未为大妨。
《竹书纪年》梁惠王后元十三年载：“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十月，齐城薛。”[4]其时为周显王四十七年，据今人谱定的战国大事年表，其时为齐威王三十五年，西历纪元乃前322年。[5]而《孟子·梁惠王下》曰：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战国策·齐策一》亦载“齐将封田婴于薛”，而楚怀王“闻之大怒，将伐齐”。钱穆认为，《齐策》之“封薛”与滕文公所谓“将筑薛”，即《竹书纪年》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十月，齐城薛”之事。钱氏曰：“薛南近楚，齐以封婴而居之犹如往者楚之城陈、蔡、不羹而窥北方也。故滕人闻之而惧，楚人闻之而怒。”[6]而今人冯铁流引《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为说，认为《竹书纪年》之“城薛”与滕文公所言之“筑薛”，“不是同一回事”。冯氏曰：
《纪年》所说“齐城薛”一事，指田婴既受封，筑一城于薛为其都，故称“城薛”，此为公元前322年事。而《梁惠王下篇》滕文公甚感恐慌之“齐人将筑薛”，则指薛都之郊，或接近滕边境之处，又拟为一邑筑城为守。因其非都，故曰“筑薛”，不曰“城薛”。[7]
冯氏所引，为《左传》作者解经之“凡例”，其与《春秋》本文左支右绌，不能相掩者，比比皆是，前人早有定评。[8]是《春秋》、《左传》之用字，既不能整齐划一，而冯氏又以《竹书纪年》之用字比同于《孟子》，实在失之草率。殊不知，“城薛”与“筑薛”，不过是文言与口语之别。《孟子》所记为当时口语，滕文公言“筑薛”，即记之以“筑薛”；而《竹书纪年》乃国史，语言典雅，故写作“城薛”，实与《孟子》之“筑薛”并无本质不同。又，《诗·小雅·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郑氏曰：“戍役筑垒而美其将率自此出征也。”孔颖达亦曰：“知为筑垒者，以军之所处而城之，唯有垒耳。”又曰：“‘城’是‘筑’之别名。《春秋》筑都邑皆谓之‘城’，《左传》曰‘邑曰筑，都曰城’是也。[9]《春秋》别大小之例，故‘城’、‘筑’异文。散则‘城’、‘筑’通，故此筑军垒亦谓之‘城’也。”[10]按孔氏既谓“《春秋》筑都邑皆谓之‘城’”，又引《左传》“邑曰筑，都曰城”为证，其说不免自相抵牾。然孔氏谓“‘城’是‘筑’之别名”，“散则‘城’、‘筑’通”，尚不失为通达之论。因此，“城”之与“筑”，对文则异，散文则通。而滕文公之言“筑薛”，显为“散文”而非“对文”，何以知《孟子》之“筑薛”必非《竹书纪年》之“城薛”邪?且也，“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及“筑薛”之时，滕方依楚为大援，故对此事同时作出反应。滕文公乃小国之君，为之而“恐”；楚怀王乃大国之君，为之而“怒”，不其宜乎?冯氏既于文献之性质及其用字之法漫无区别，又昧于古人行文习惯，谓《纪年》之“城薛”与《孟子》之“筑薛”不是“同一回事”，其说殊不足信。
准此，则西历纪元前322年，梁惠王后元十三年，齐威王三十五年，孟子在滕，与滕文公相值。而《滕文公上》自首章至第四章，皆记孟子与滕文公之事。由其所记之事，大抵可考见孟子当时之行踪。其首章曰：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
次章曰：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
三章曰：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
又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
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
四章曰：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首章言“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又言“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是滕文公为世子时，孟子在宋，故其往返于楚，皆见孟子于宋，是孟子在宋，非一日也。又次章言“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问于孟子，然后行事”，而“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则此时孟子已由宋返邹。至于第三、四两章，则为滕文公即位之后，孟子在滕而以国事相问。是以齐威王三十五年，田婴将筑薛之时，孟子在滕。且在滕之前，又有在宋与在邹的经历，可谓皎然明白。
又《公孙丑下》载：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清人崔述《孟子事实录》曰：“《兼金章》以在齐为‘前日’，在宋、薛为‘今日’，则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齐后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邹，皆滕文未即位时事，则是孟子去齐之后先至宋而后归邹，而后至滕也。”[11]又，近人钱穆亦据此而
推之曰：“孟子至滕，即在滕定公卒岁。明年，孟子尚在滕，则为滕文公元年。今姑假定是年即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田婴封薛，十月城薛。文公‘如之何’之问，在四月后，十月前。而孟子游梁，则在惠王后元十五年。是孟子在滕，先后有三年之久。方其去宋，固已有远行之志，而在滕淹留有如是之久者，亦滕文之贤有以使之然矣。”[12]因此，由上述诸事，则孟子至梁之前的游历先后及其路线，大抵可定：
齐——宋——薛——邹——滕——梁
孟子游梁之前，既有齐、宋、薛、滕诸国之游，而孟子仕于滕，又在游齐与游宋之后，据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及城薛的时间可知，孟子在仕滕之前，于齐威王之世即已游齐，是无可疑者。
三、《孟子》七篇何以绝不提及“威王”
据晚近学者所考，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凡三十七年。而“孟子究以何时来齐，以何时去，则书缺有间”，固然“无可详说”；然其事之尤不可解者，据钱穆推测，“孟子当威王世，留齐至少亦得十八年”之久。[13]当然，“当威王之世”，孟子“留齐”是否“得十八年”，虽难以确证，但其游于齐威王之世则无可怀疑。然则正如冯铁流所言，何以《孟子》七篇绝不提及“威王”一词?则孟子于齐威王之时，果何为邪?是乃难解之迷!
冯氏的质疑虽然有力，但并不能成为孟子于齐威王世未入齐的证据。我们知道，《孟子》既非编年记事之书，又成于孟子垂暮之年，非唯弟子之参与其事者或多晚生后辈；即如孟子本人，亦年事已高，其追记平生之事，未必无略前详后之可能。再则，《孟子》之书，思想统一，风格一致，显然为其思想成熟以后的文字，决非拉杂兼载之流可比。其编纂之初，是否立有某种去取原则或者编写凡例，不得而知，亦不便于悬揣。要之，在大事张扬某些“光辉历史”的同时，竟至于有意无意之间，屏蔽了某些另外的事实，亦非完全不可能。学者如能以今知古，则思过其半。否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4]是读《孟子》其书而反见讥于孟子其人者也。因此，《孟子》书之所有者，可据之以断其必有；《孟子》书之所无，则万不可据之以断其必无。
孟子之不名齐威王，虽然颇为难解，但并非无迹可求。窃以为，孟子与齐国稷下学宫之微妙关系，以及其时齐国的用事之臣乃邹忌之徒，可能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考齐威王之世，齐国用事之臣，前期乃邹忌，后期乃田婴。而田婴用事之时，孟子或者早已离开了齐国。由齐威王封田婴于薛而孟子在滕，以及在滕之前又有宋、薛之游与居邹的行踪，不难推知。
关于邹忌其人，《战国策》载有一则广为人知的故事，谓邹忌朝服衣冠，窥镜自照，然后问其妻、妾及其有所相求的客人：“我孰与城北徐公美?”三人皆答“徐公不及君之美”。邹忌因而悟及“王之蔽甚矣”：“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乃以此事为例，讽劝齐威王破除壅蔽，广为纳谏。据《国策》所载，“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而燕、赵、韩、魏等国“闻之”，亦“皆朝于齐”。邹忌的讽谏，似乎收到了莫大的效果。[15]《国策》之文，叙述生动，委曲有致，邹忌也由此而赚得了忠直善谏的美名，流传于千古。至于其为人之阴险狡诈的另一面，则为其令闻所掩，也就鲜为人知了。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载，邹忌乃因懂音乐、善鼓琴而博得齐威王的欢心以发迹。其文曰：
邹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悦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邹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邹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邹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邹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邹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16]
邹忌之生平及其身世，书缺有间，不得而知。但由“鼓琴见威王”及其善于察颜观色把握时机的言说技巧以观之，其人大抵亦如张仪、苏秦之流，出身卑微，但善于揣摩人主心态，习于口舌，乃纵横策士一类人物。这类人物，虽然小有整军或治国之才，但往往小人得志，见利忘义，且心气狭獈，难于容人。因此，此类人物，大抵一面巧言令色，处心积虑，结固君主之宠，以期把持政柄；另一面又鸠集同类，结成私党，尽力打击排挤异己之同僚。邹忌其人，正是这类上以狡慧结媚君主之宠，下以奸诈挤兑干城之能臣的阴险人物。
邹忌结媚君主，大抵以其知音善鼓琴的小技，投合威王之所好，以固君臣之欢。“以鼓琴见威王，威王悦而舍之右室”，这就为进一步密切接近威王，取得了便利条件。因而于威王鼓琴之际，“推户”而入，并借此机会，由鼓琴而引向“治国”，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以鼓琴见威王”这事件的本身，而在于邹忌实在是以鼓琴为接近威王的手段与捷径，其真正目的，乃在行政治干谒。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他工于心计，巧于投机，善于言辞，十足一个“佞才”，似乎一点也不冤枉他。当然，话也得往回说，即使是“佞才”，也无可厚非。孔子不也曾经感叹：“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17]然而，邹忌其人，不仅有祝之“佞才”，亦有宋朝之“令色”。其人“修八尺有余，形貌昳丽”，敢以“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自比，则邹忌为齐威王所亲爱，不仅由其知音鼓琴之艺，犹以其“形貌昳丽”之色。[18]而人臣既能以色艺结媚于君主，则君臣之交当然也就非同寻常了。加之其人又有以小喻大，辁才讽说之能，故以“窥镜”自照而入朝讽谏，威王果能从其说。于是，以“修八尺有余，形貌昳丽”之“令色”，及工于心计、善于言辞之“佞才”，再加之以能知音善鼓琴而与君主相同的好尚，三者相须，足以结成牢不可破的君臣之欢!纵有翻云覆雨，假公济私，一般正身立朝之臣，焉能以“疏”间“亲”?
如果说，邹忌以“佞才”与“令色”结媚于齐威王，因而能够长期把持齐国之政柄，其说可能推论多于实证，即使这种推论合乎情理，接近事实，也多多少少难免“深文周纳”、“罗织虚构”之嫌。那么，说邹忌心气狭獈，不能容人，构陷挤兑同朝之能臣，则载籍斑斑，信而有征，决不容任何开脱。《齐策》“成侯邹忌为齐相章”曰：
成侯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不相说。公孙閈谓邹忌曰：“公何不为王谋伐魏?胜，则是君之谋也，君可以有功；战不胜，田忌不进，战而不死，曲挠而诛。”邹忌以为然，乃说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战三胜，邹忌以告公孙。公孙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人卜者，亦验其辞于王前。田忌遂走。[19]
又“田忌亡齐而之楚章”曰：
田忌亡齐而之楚，邹忌代之相齐，恐田忌欲以楚权复于齐。杜赫曰：“臣请为君留之楚。”谓楚王曰：“邹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权复于齐也。王不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齐也，邹忌必以齐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复于齐，必以齐厚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于江南。[20]
齐威王时代，齐、魏之间发生过两次大的战争：一是齐威王三年至四年（公元前354年～前353年）的桂陵之战，齐军“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二是齐威王十五年至十六年（前342年～前341年）“取庞涓而擒太子申”的马陵之战。这两次大战，齐国参战的主将都是田忌。[21]而且，后来齐宣王六年（前314年）的燕齐战争，田忌也是主要决策人物之一。可见田忌乃齐国名将，且出身田氏家族，在齐国也算是勋戚重臣。然而，“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却“不相说”。
出身卑微的臣相与功勋卓著的战将之间，关系紧张，这是战国时代常有的现象，不足为奇。如，年代稍后于邹忌与田忌，赵惠文王（前298～前266年在位）时期，赵国上卿蔺相如与良将廉颇，即是其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曰：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然而，蔺相如出使秦国“完璧归赵”，于渑池之会，亦以智勇与气节“廷叱”秦王，“辱其群臣”，力挫秦昭王的强权外交。于是赵惠文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则因此而大为不满，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且扬言，“我见相如，必辱之”。因此，廉蔺将相之间，似有剑拔弩张之势。然而，“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22]蔺相如之所以如此，并非“恐惧”廉颇，而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以大局为重。蔺相如心胸宽阔，豁达大度，感动了廉颇，“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终于化解了将相之间势如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两虎共斗”。而“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乃有良将与贤相不计个人恩怨，抛弃前嫌，和衷共济之故也。
廉颇与蔺相如的矛盾，同邹忌与田忌的“不相说”，有着惊人的相似，然而，其最终的结局，却不啻霄壤。可以说，蔺相如处理矛盾的方法，足以使邹忌相形见绌，甚至无地自容。首先，邹忌并没有像蔺相如那样宽阔的胸怀，豁达的气度。不仅没有主动设法化解将相矛盾，反而变本加厉，采纳挑拨离间的小人公孙的阴谋，“说王而使田忌伐魏”，乃借以陷害田忌。“胜，则是君之谋也，君可以有功；战不胜，田忌不进，战而不死，曲挠而诛。”[23]战争胜利了，自己可以贪谋划之功；战争失败了，委之他人而代以受过。其居心何其阴狠，又何其歹毒!然而，偏偏事与愿违，田忌“三战而三胜”，致使邹忌陷害田忌的阴谋破产落空。但是，邹忌其人，目的未达，决不罢休，必欲置田忌于死地而后快。于是，又与公孙合谋，使出更为阴险的手段，企图借刀杀人。“公孙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对卖卜者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否?”事后即派人捉拿卖卜者，送往齐威王亲临按验，笔录口供，签字画押。邹忌伪造田忌居功自傲，欲反齐国的罪证，陷害田忌；而田忌亦欲辩无辞，只好逃离齐国，以免杀身之祸了。[24]然而，田忌出奔到楚国之后，邹忌仍然担心他会借助楚国的力量再度回国，又使说客杜赫之流设法让楚国“封之于江南”。从此，邹忌就可以在齐国拥君自重，放胆而为，高枕无忧了。
田忌之亡齐奔楚，在马陵之战以后，其时乃齐威王十六年（前341年）。据《田敬仲完世家》所载，齐宣王二年（前318年），“召田忌复故位”。则田忌亡齐奔楚，长达二十余年!而田忌出奔之前后，其时孟子大可能正在齐国。[25]《尽心下》载：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问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正是由桂陵之战到马陵之战的过程。“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即指马陵之
役魏太子申被擒之事。钱穆曰：“此其语似发于梁败马陵之际。公孙丑齐人，盖其时孟子已游齐，而丑方及门，故记其一时之问答云尔。”[26]不过，从“梁王”之号看来，此系事后之追改，因其时梁惠王尚未称王。但孟子言之所以如此剀切，大抵因为其时正在齐国，亲眼目睹了其事，钱氏所言，并非无理。果如此，则田忌之亡齐奔楚的全过程，孟子当亦心知肚明。
邹忌这类卑鄙龌龊，自衒自媒，善于夤缘攀附，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当然为孟子所不齿。[27]因此，《孟子》书中决不可能留下直接抨击邹忌其人的确凿证据。不过，《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记述，却颇可玩索。其文曰：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大可不必用时下“红学家”刮垢求瘢的“索隐”方法，于故事的“齐人”及其“一妻一妾”大做文章，认为这就是孟子讽刺邹忌之流的影射文字。然而，“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与“鼓琴见威王”而后踌躇满志，得意忘形，“窥镜”自恋，以为美于城北徐公，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至于“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邹忌之流，夤缘攀附，自衒自媒，“以求富贵利达”，不正是令其妻妾蒙“羞”而“泣”的可耻行径么!所不同的是，其“妻妾”永远也不会知道，其“良人”邹忌“求富贵利达”之“乞墦”丑态而已!
孟子四十以后始游于齐国，大抵或在齐威王十年（前347年）前后，其时邹忌之流早已当路于齐。且不闻孟子有知音善鼓琴的“特殊爱好”，[28]好音的齐威王岂能特别召见孟子?即使孟子亦能知音善鼓琴，孟子又岂能如张仪、公孙衍之徒以“妾妇之道”事君，又岂能如邹忌之流“钻穴隙相窥”以“求富贵利达”哉?[29]由此可知，孟子于齐威王时游齐，并未得到齐威王的特别礼遇。孟子既不遇于齐威王，《孟子》其书何有“威王”之号?
四、孟子游于稷下考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既不遇于齐威王，倘如钱穆所言，孟子处齐“得十八年”之久，又不列于稷下学宫，则孟子处齐如此其久，果何所为邪?
就齐国之情势而论，孟子于齐威王之世游齐，并非如钱氏所言，处齐能“得十八年”之久。如前所述，倘若孟子生于周安王十三年（前389年），且四十以后，始携老母出游于齐，则齐威王十年（前347年），孟子乃四十四岁。如孟子以此时来齐，则邹忌早已为齐国之相。至马陵之战以后，田忌亡齐奔楚，则邹忌在齐国已成炙手可热之势。又据孟子在齐宣王时代对燕齐之战的态度与匡章及田忌一致，则孟子与田忌，亦如匡章，其关系较近。则孟子极有可能于田忌奔楚之后不久，便离开了齐国。如果田忌奔楚在齐威王十七年或十八年，则孟子去齐，亦当在齐威王十八年或十九年。是孟子在齐，最多不过十年。
当然，孟子于齐威王之时处齐十年，其为期亦不短暂。但孟子既不遇于齐威王，又不齿于邹忌之徒；而据钱穆之论，孟子亦不列名于齐国之稷下学宫，则孟子于齐威王之世游齐，且亦得十年之久，果何所事事?是亦不可不加辩白。钱氏曰：
孟子游齐，历威、宣二世，正当稷下盛时，而孟子似不伍于稷下。《盐铁论·论儒篇》：“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是以孟轲、淳于髡同为稷下侪偶也。余考其说似颇误。虽《史记》与《孟子》书均无明文以证其非，而可推迹以求者。
钱氏又曰：
徐干《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孟轲之徒皆游齐。”亦与《盐铁论》同。桓公之卒，孟子年不过三十，谓其已游齐，亦恐不然。
钱氏胪列三证，以证成“孟子不列稷下”之说。其一，《史记·孟荀列传》言“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然“不数孟子”；其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列举“稷下闻人”，邹衍、淳于髡、
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皆与之，亦“独无孟子”；其三，孟子与淳于髡等稷下先生“出处行谊之不同”，此亦孟子不列稷下学宫之证。[30]
按谓“孟子游齐，历威、宣二世，正当稷下盛时”，此言是也。然谓孟子“历威、宣二世”而皆“不伍于稷下”，则失之于笼统。齐宣王之世，孟子在齐为卿，当然“不伍于稷下”。然谓齐威王之世，孟子亦“不伍于稷下”，则恐钱氏未之深考耳。《公孙丑下》：
孟子谓蚔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蚔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赵氏注：“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职，谏正君不见纳者，皆当致仕而去。今我居师宾之位，进退自由，岂不绰绰乎。”由于“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紧承此章之后，故赵氏以为此亦“孟子为卿于齐”之事。殊不知，孟子“出吊于滕”，据明人季本《孟子事迹图谱》说，乃吊滕文公之丧。季氏曰：“其与王驩使滕，为文公之丧也。非大国之君，无使贵卿及介往吊之礼。此固重文公之贤，而隆其数，亦孟子欲亲往吊，以尽存没始终之大礼也。”[31]是孟子“为卿于齐”，乃在齐宣王之世。且孟子于宣王时“为卿于齐”，是否即无官无职之“师宾之位”，亦赵氏揣测之辞，难以确证。
《田敬仲完世家》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32]“赐列第”，即《孟荀列传》“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之谓。“为上大夫”，即爵比上大夫，乃稷下学士之俸禄也。“不治而议论”，即无具体之官守政务，徒以议论政事，臧否人物而已。[33]且其议论与臧否，亦不必虑其后果，承担政治风险。因而稷下学士尤可海阔天空，无所羁勒，肆意侈说，《孟荀列传》所谓“谈天衍，雕龙奭”之辈，即是其例。而孟子此言“我无官守，我无言责”，正是“不治而议论”的别一种说法!且“孟子谓蚔蛙”云云，乃议论政事，臧否人物之实例也。而赵氏以为“无官守，无言责”，“不治而议论”，即为“师宾之位”；果如此，齐王为稷下先生开列弟于“康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使之“不治而议论”，则稷下先生人人皆齐王之“师宾”，又岂独孟子为然!
孟子于齐威王之世游稷下，由此章以齐人语告孟子之公都子其人，亦可得其旁证。
考《孟子》七篇，有关公都子的记述凡七次。由《离娄》篇“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章，可定其人乃孟子游齐威王时从学弟子。
钱穆虽然认为孟子“不伍于稷下”，但考证“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齐”，却甚为有力。其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离娄下》公都子质疑孟子与匡章的交往一章。《孟子》之文曰：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通国皆称”匡章为“不孝”，其本事原委，《战国策·齐策》言之较详：
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有司请曰：“言章子之叛者，异人同辞，王何不发将而击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而击之!”顷间，言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之而埋之马栈之下。吾使者章子将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对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启得罪臣之父。[34]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为人子而不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35]
据此，公都子所谓“通国皆称”匡章“不孝”，乃匡章之母为其父所杀，埋于马栈之下，而匡章不为改葬之事。钱氏曰：
公都子之问，孟子之答，其事当尚在章子将兵胜秦之前。通国皆称不孝者，为其母葬马栈之下，而章子不为更葬也。黜妻屏子，终身不养者，孟子据其前以为言，非要其终以言之也。……自章子胜秦归，威王既明称其不欺死父，又必为之更葬其死母，而章子益见亲重于齐，不应通国犹称其不孝。意其
时从游而礼貌之者必多矣，公都子亦何疑于孟子而有此问?[36]钱氏推断，孟、公师徒之问答，必在匡章将兵胜秦之前，以证孟子曾游于齐威王之世，其说至为精审。则公都子乃从学于孟子游齐威王之时，亦无可怀疑。
上文既已说过，稷下学者之事业，既“无官守”，亦“无言责”，乃“不治而议论”，故其人可以海阔天空，无所羁勒，肆意侈说。因此，齐人颂之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裴骃《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驺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龙文，故曰‘雕龙’。”又引《别录》“过”字作“輠”曰：“輠者，车之盛膏器也。炙之虽尽，犹有余流者。言淳于髡智不尽如炙輠也。左思《齐都赋》注曰：‘言其多智难尽，如炙膏过之有润泽也。’”[37]可见稷下先生多放言高论，游谈无实，“迂远而阔于事情”，故“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38]而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亦稷下先生之侪偶也。滕文公为世子时去楚国办外交，往返途经于宋而见孟子；孟子亦与之高谈心性，“言必称尧舜”。大抵其时孟子离开齐国未久，故放言高论之稷下积习依然未改。
公都子从学于孟子，既在齐威王之世，则孟子游于稷下，由公都子其时所问于孟子者，即可按迹而求。《告子上》载公都子三事，依次录之于此。其一：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其二：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其三：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其一，论“义”在内与在外之别；其二，论“性”善还是不善；其三，论“大人”“从其大体”而“立心”。可见，公都子所问，皆为人心与人性之高言大论，与稷下学士俨然同风，显然为其学术环境濡染所致，其所关注之问题亦同。尤其第二则，公都子引“告子曰”，又引“或曰”云云，皆为人性善与不善之论。则其时告子当亦游学于稷下，与孟子相值。孟子主张“性善”，而告子主张人性无善无不善，谓人之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39]是孟子论争的直接对手，就是告子。又，公都子称之为告子，且不称“或人”之名，则“或人”不为稷下学士，为孟子所不识，其分别甚明。
此外，《滕文公下》载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外人”者何?孟子及孟子门徒之外的相关人士也。“好辩”者何?稷下之风气如此，而孟子尤擅斯道而已。
以公都子所问之事与孟子之思想行宜，相互参证，则孟子于齐威王之世游于稷下学宫，可确定无疑矣。[40]
至于钱氏以孟子高谈“仕义”，恶“处士横议”，不欲宣王“中国而授室，养弟子以万钟”，与淳于髡“出处行宜之不同”，以证孟子“不伍于稷下”，则又似是而非之论。
首先，孟子于齐威王、齐宣王两次游齐，前者为稷下先生，后者乃“为卿于齐”，则孟子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41]孟子高谈“仕义”，不欲宣王“中国而授室”，乃齐宣王之世，“为卿于齐”之时也。而恶“处士横议”，乃齐威王之世为稷下先生之时也。且恶“处士横议”，非恶其“议”，而恶其“议”之“横”也。如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子莫“执中”，孟季子之“义外”，告子之“性无善无不善”，皆是孟子以为“议”之“横”者也，故孟子恶之。而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高谈“仁心”与“仁政”，又何尝非“议”!
至于孟子与淳于髡之流不相能，当另有原因，不能援之以证孟子“不伍于稷下”。
考淳于髡其人，《孟子荀卿列传》曰：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42]
又，《滑稽列传》曰：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
是淳于髡之流，乃“齐之赘婿”，髡钳之奴耳。[43]虽“博闻强记”，但“学无所主”；以“承意观色”游于诸侯，又以“滑稽多辩”闻于当世。齐人之颂曰“炙毂过髡”，即其人“滑稽多辩”油嘴滑舌之写照。又，《田敬仲完世家》载邹忌以鼓琴见齐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乃见邹忌，出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于是，“居朞年”，齐威王果封邹忌于下邳，“号曰成侯”。
无论就其“赘婿”的出身，还是就其“滑稽”的人品，抑或就其“学无所主”的浅薄，淳于髡之流，决不能与孟子相颉颃。且趋风于邹忌之徒，尤为孟子所不耻。因此，孟子与淳于髡，虽同处于稷下，甚至均到过梁国，见过梁惠王，但因其行宜作派殊为不同，二人并不相能。《孟子》所载二人交相辩难，彼此讥讽，即是其证。《离娄上》：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告子下》：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汙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欤?”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曰：“孟子与淳于髡问答仅两章。后章是去齐之后，不待言。前章似相值于梁惠王朝。何则?《魏世家》明云：卑辞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44]而钱穆以为，“淳于髡诘孟子天下溺而不援”，不必如阎氏说，“定为在梁相值之言”，当是两人同在齐威王时所语。[45]
按钱氏所言甚确。淳于髡诘孟子：“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此讥孟子不见用于齐威王，而徒居稷下“不治而议论”而已。孟子答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不治而议论”，“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即“援之以道”。而淳于髡之流，“学无所主”，无救世济民之“道”，徒以倡优“滑稽”之态，取悦于人主而已。纵其“多辩”善讽，亦不过徒以“手援天下”，是以孟子反唇相讥，曰：“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告子下》“名实”章乃孟子辞齐卿而归，淳于髡讥讽孟子之语。阎、钱二氏皆无异议，是也。淳于髡讥孟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又讥孟子无贤者之业绩可见之于人，言下之意，乃嘲讽孟子并非贤人。而孟子曰：“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意即，以你淳于髡之平庸与浅薄，岂能窥测圣人的思想深度；以你淳于髡鄙陋的心智，不过徒知事物的外表而已，岂能真知事情的本相。齐王之不用贤，岂非无贤邪![46]
因此，我们认为，孟子与淳于髡之不相能，只能归结于二者人格特征与思想水平的差异，与是否稷下先生没有直接关系。正如当今之世，同为某大学某系教授，或方正贤达，道德文章可为世范；或卑污猥琐，人品学识皆不足以为人师表。
综上所述，孟子早年游于齐威王之世，为稷下先生，既“无官守”，亦“无言责”，其身份乃“不治而议论”，仍然是以授徒讲学为事的学者。其“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即孟子居稷下学宫时阐述的主要思想学说。
五、宋、滕之游
孟子平生大抵以授徒讲学为主，四十以前居邹如此，四十以后游齐居稷下亦是如此；离齐之后，游于宋、滕诸国仍然无不如此。但孟子似乎始终在寻求着其思想学说得以付诸现实的机会。
孟子游宋，在去齐之后，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孟子游宋，究在何时?且宋之在位者究为何君?皆不可得而详定。据《滕文公下》万章“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之说，则孟子游宋，当在宋偃称王之前。然宋偃称王之年，又无从确考。《史记·六国年表》载“宋君偃元年”在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又载“宋自立为王”在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年）。而近人钱穆则认为，“《世家》云‘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则为周显王四十一年。《年表》于是年载宋君偃元年。盖宋偃亦如梁惠成、秦惠文之例，于称王之翌年更元，而《史》遂误以称王之元为始立之元也”。且钱氏又据《战国策·宋策》及《韩非子·说林下》相关记载，认为宋君偃或为少主，即位尚不满十龄，由太后及大尹主政用事，故孟子至宋，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善欤?我明告子。子以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时王年尚幼，故戴不胜为之进贤傅，孟子亦以幼子学语为譬。且孟子在宋，与其臣如戴不胜、戴盈之皆有问答交际，独不见与宋王语。而万章之问亦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不明指宋偃为说，知其时宋君偃年尚幼，殆未亲政。[47]然近人冯铁流则不同意钱氏“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宋偃称王”之说，认为钱氏考证宋国历代君主在位之年数，可信性不大。因为“经过一百几十年的各宋君在位年数的累积，再加上资料不足处凭推想作补充”，而其所列宋君“在位年数，来源既杂，且有的可信性很低”，如此“推算出宋王偃称王之年为公元前328年，实难期望其可信性更在《史记》之上”。[48]而明人季本则以为，孟子游宋当有两次，其一在宋君剔成之世，其一在宋偃称王之时。《尽心上》与宋勾践言“尊德乐义”，《滕文公下》与戴盈之论“关市之征”，皆在宋君剔成之世。而与戴不胜语“以薛居州居于王所”，则在宋偃称王之时。[49]诸家之说，樊然淆乱，无所适从。
平心而论，钱氏之说虽然出于推论者较多，但有理有据者亦不在少。而冯氏专与钱氏立异，仅以宋偃称王为“诸侯国际间一件大事，《秦记》应当有记载”为由，便轻信《史记·六国年表》无误，其证据并不比钱氏有力。[50]至于季本以为孟子两次游宋，则纯为臆测之辞，亦不足凭信。因此，与不得已，宋偃称王，则钱氏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之说或庶几近之。而孟子游宋，大抵稍前于此时。
孟子去宋之后游滕，乃在滕文公之世。滕文公为世子时即笃信孟子之学，即位后，为其父滕定公行三年之丧。又聘孟子于国，助其推行“仁政”，也似乎颇有效果。于是，有“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51]
然而，无论宋国抑或滕国，皆“泗上十二诸侯”之一，小国寡民，难于有所作为。且介乎齐、楚大国之间，常怀灭国之虞。在宋，其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52]在滕，滕文公亦反复问及此事。一则曰：“滕，小国也，间於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再则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三则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53]小邦弱主，国运悬于强敌蚕食之口，朝不保夕，其忐忑不安，忧心悄悄之情见乎辞矣。然而，“是谋”也，亦非孟子“所能及”。故孟子答滕文公，一则曰：“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再则曰：“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甚至等而下之者，劝其仿效周太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即迁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谋生存图发展。至于弟子万章问“小国”之宋，“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则答以“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显然，孟子所言，只是“行王政”的期望值，并非“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的准确答案。
因此，孟子将“行王政”的希望，始终寄托在齐、梁大国，良有以也。
六、适梁与去梁
《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载：“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六国年表》亦系此事于魏惠王三十五年。清人崔述《孟子事实录》卷上曰：“《史记》此文载于《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显王之三十三年乙酉（即前336年）也。余按《史记》，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即前334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称王也。而孟子之见梁惠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战，请以战喻’，‘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惠王果未称王，孟子何由预称之曰‘王’乎?又按《史记》，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后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未来之事，惠王何由预知之而预言之乎?按：杜预《左传后序》云：‘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然则《史记》所称‘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称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后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败于襄陵皆惠王时事，非襄王时事矣。盖惠王本称魏侯，既僭称王，则是年乃称王之始年，故不称三十七年而称元年。《史记》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见其于三十六年之后又书元年，遂误以为襄王之元年耳。然则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后元十二年襄陵既败之后，则孟子与惠王之所云者无一语不符矣。孟子与齐宣问答甚多而与梁惠殊少，在梁亦无他事，则孟子居梁盖不久也。然犹见襄王而后去，则孟子之至梁当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两岁之中，于《年表》，则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即前320年，前319年）。”[54]又清人江永《群经补义》亦曰：“孟子见梁惠王当在周慎靓王元年辛丑，是年为惠王后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见即去梁矣。……盖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在后元之末年，而《史记》误谓在惠王即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尚未称王，孟子何得称之为王?”[55]崔、江二氏所言极是。近人钱穆从江氏之说，定孟子至梁乃在周慎靓王元年。且更谓“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张仪相魏，惠施避之楚。公孙衍与张仪不善，令人说韩公叔以图秦弃仪收韩相衍，公叔从之。衍相魏，仪复去相秦。至魏襄王元年，五国约击秦，公孙衍实与其谋。景春问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诚丈夫哉’，正当其时。”又曰：“按《年表》，孟子至梁书于惠王三十五年，盖是后元十五年，而史公误后元谓襄王，乃移之三十五年耳。今推《年表》致误之迹，依江说，定孟子至梁在慎靓王元年也。”[56]
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前320年），孟子到达大梁，见梁惠王。梁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大抵梁惠王因“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意在雪耻，对孟子“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的“仁政”之说，[57]兴趣不大。而孟子在梁虽急于谋求任职，期望有所作为，但既不愿以“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之道求仕，因而在梁并未任职。魏人周霄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58]由此可见，孟子在梁国实处于进之而无缘，退之而不甘的尴尬之势。至第二年夏秋之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的梁惠王寿终正寢，梁襄王立。孟子见之，出而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毫无人君气度，于是不待梁襄王逾年改元即离开了魏国，再度来到齐国。
七、第二次游齐
孟子离开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北上，自范邑（今河南范县东南）东行，途经平陆（今山东汶上县），跋涉千余里，前往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由于早在威王之世，孟子已有游稷下学宫的经历，孟子至齐，很受新朝君臣的礼遇。在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孟子“受之而不报”。[59]至齐都，储子又传达齐宣王之旨，曰：“王使人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60]可见，孟子再度至齐，颇有人望，与齐威王时之境遇大不一样。
孟子来齐之后，其时大抵邹忌已死，[61]齐宣王召回流亡在楚国长达二十余年的名将田忌。而早年于齐威王世即已订交的匡章，这时仍然在齐国做将军。或者是因了储子、田忌、匡章等人的合力举荐，加之孟子在滕国“行仁政”，已颇有国际声望，而齐宣王“使人夫子”，或者对孟子颇为赏识，齐宣王乃加孟子以卿相之位。弟子公孙丑也为此而高兴，问孟子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却讥讪公孙丑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认为“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62]看来，孟子似乎信心十足，以为“管、晏之功”亦莫过尔尔，徒使齐国为霸主而已。当今之齐，乃“万乘之国”，既非小国寡民之宋、滕可比，亦非复当年齐桓公、齐景公之齐矣。的确，若能以当今之齐——“万乘之国”而“行仁政”，“保民而王”，则天下“莫之能御也”。[63]岂唯管、晏之功，徒为霸主哉!故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孟子在齐国为卿，除却与齐宣王讲授“仁政”学说，“格君心之非”以外，[64]大抵也还担任了某些政务性工作。如《公孙丑下》曰：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孟子之平陆”，大可能是专程到齐国的某些下都，考察任职大夫的治理情况。除平陆大夫孔距心之外，亦考察了其他都邑大夫四人。孟子谓“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则齐国下都的政治状况普遍不太令人满意，且仅平陆大夫孔距心还能意识到自己没有尽到“为都者”应尽的职责。回到齐都，孟子一一“为王诵之”，齐王也因此而自责，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不过，虽然齐国的政治状况不太理想，但齐宣王的态度却比较诚恳。对于孟子的仁政学说，亦尚有尝试的热情。如，孟子讲到“仁政”的实际效果，谓：“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齐宣王似乎跃跃欲试，对孟子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65]由此可见，齐宣王对孟子是比较敬重的。
由于君臣之间关系较为融洽，因而齐宣王敢于对孟子袒露心扉，不讳言“寡人之疾”。一则曰：“寡人好勇”，再则曰：“寡人好货”，三则曰：“寡人好色。”且虽然脸上露着羞愧的神情，亦能坦诚地告诉孟子，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66]而孟子对齐宣王，亦近乎耳提面命，直言不讳。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讬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疑心，这则谈话，或者是孟子考察了齐国五座下都的政治状况之后，与齐宣王反映下情之前的开场白。因此，“孟子之平陆”章所谓“为王诵之”，大可能就是此章之后的直接目的。而齐宣王亦有所悟及，故其文有“此则寡人之罪也”之语。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足见孟子于宣王之前，谈锋犀利，咄咄逼人，有使齐宣王忸怩不能言者。又，《梁惠王下》亦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此可与《万章下》“齐宣王问卿”章合看。其文曰：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由这两章文字可见，孟子于齐宣王，谈话实在不避人君之忌。一则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再则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其危言耸听，以至于齐宣王“勃然变乎色”，足以见“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
八、孟子与燕齐之战
孟子在齐，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参与了齐宣王六年（前314年）燕齐战争的重大军事谋划。然而，正是这次战争，齐宣王没有很好贯彻孟子“仁政”的思想路线，结果则是齐国由胜而败，从而也导致了孟子与齐宣王之间君臣关系的破裂。
燕齐战争的起因，《战国策》叙述甚为明晰。《燕策一》曰：
燕哙三年（前318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之曰：“齐宣王何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听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
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
子之三年（前315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将军市被、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谓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
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已殉。[67]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
孟轲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68]《史记·燕世家》所述与此大同，不赘引。《策》文详细叙述了燕国大乱的经过，并特别交待了孟子谓齐宣王“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之说，可见，孟子确曾支持并策划了这场重大战争。
燕王哙与子之的“禅让”闹剧，是否即杨宽所认为的，“这也是具有政治改革性质的”事件，或可进一步商量。但子之其人乃一利欲熏心之徒，惯于玩弄阴谋权术，日以思独揽燕国大权为事，见诸载籍者，斑斑可寻。《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云：“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此韩非子所谓“倒言”之术，用以测试臣下是否与己同心或者立异。然子之“佯言”者，本无有之事，正直的左右大臣当然要“皆言不见”了。而子之居然以为左右皆“不诚信”，显然是把顺逆饰非、为虎作伥当做“诚信”的标尺。而燕国这起“禅让”事件，也完全是子之一手策划的政治闹剧。他首先通过其私交策士苏代，“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且“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鹿毛寿以尧“有让天下之名”诱使燕王“以国让子之”；“或人”又以“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而微讽燕王哙收回群臣印玺，“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这一切，皆由苏代在暗中以重金收买其人而为之。燕王哙则一概昧而不知，乃使“子之南面行王事”，而他自己则“不听政，顾为臣”，因而“国事皆决子之”。[69]于是，“子之三年”，“百姓恫怨”，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联手讨伐子之，终于引发了燕国的内乱，且“构难数月”，以至于“死者数万众”。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孟子劝齐宣王出兵伐燕，以“解民于倒悬”，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其时，齐国大夫沈同曾以个人身份问过孟子：“燕可伐与?”孟子答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70]是孟子对燕哙让国，态度极为鲜明；其伐燕主张，亦极为坚决。当然，当时主战派的代表人物还有老将军田忌。《齐策二》载田臣思曰：“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赐我也。”田臣思即田忌，又名田居思、田巨思、田期思。[71]“居”、“巨”、“期”皆与“忌”字一声之转，“臣”当为“巨”字之讹。而传世之《陈璋壶》铭文所谓“陈再立事岁”，即指田忌于齐宣王二年回到齐国之后重新执政之年。“陈”即田忌。不过，田忌之主张“攻燕”，与孟子之主张“伐燕”，其目的与意涵皆有所不同。田忌乃以为“天以燕赐我”，而孟子则是要求齐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72]是所谓“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走则同，其所以东走则异”也，二者决不能相提并论，等量其观![73]
在孟子、田忌等人支持下，齐宣王决定“起兵攻燕”。果不其然，当匡章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攻打燕国时，饱受战乱之苦的燕国军民完全不加抵抗，反而大开城门，迎接齐军入城。因此，由于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军便“三十日而举燕国”，或曰“五旬而举之”。[74]齐国大获全胜。是以《孟子·梁惠王下》曰：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燕国军民对齐国军队的友好态度，于斯可见一斑。
对于齐国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一举败燕，孟子曾经有过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公孙丑下》载：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75]“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因此，“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并非天助，而在于民心的向背，是“得道”与“失道”之别也。可齐宣王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乃曰“人为不至于此”，又曰“不取，必有天殃”。
此外，对于燕国的战后处理问题，孟子的态度仍然是十分明朗的：“取”与“不取”，皆取决于燕民的“悦”与“不悦”。“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它哉?避水火也”，由于燕国的统治虐民太甚，因而燕民畔其国而迎齐军。但是，如果燕国之民觉得在齐国的统治下灾难更加深重，“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比起燕国的统治者又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被齐国统治，对他们来说，就不过是才离狼窝，又进虎口。或者退一步说，也仍然是赶走了属猴的，又迎来了姓狲的。故曰：“亦运而已矣。”[76]由此可见，孟子对于燕国的战后处理，已经开始感觉到忧虑了。
事实上，孟子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战争的善后处理，的确不是按照孟子所预期的目标推进，而是在田忌、匡章等人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彻底改变了孟子“诛其君而吊其民”的战争初衷。或者说，齐宣王的开战目的，一开始就可能与孟子根本不同。《梁惠王下》孟子与齐宣王这则对话，透露着若干消息：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其始也，“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然而，齐国军队入燕之后的行为，却使燕民“后来其苏”的七彩美梦彻底幻灭。衷心希望“救民于水火”，因而“士卒不战，城门不闭”，可迎来的却是“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的杀戮与劫掠。[77]不仅如此，还要强占其土地，虐使其人民，“倍地而不行仁政”。[78]齐国由“得道”而“失道”，于是天下汹汹，兴兵动武，要来讨伐齐国的“倍地”兼并了。鉴于这种“诸侯多谋伐齐救燕”的危急局面，孟子重新建言：“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意即您还是赶紧发布命令：遣返俘虏而来的燕国老老少少，制止抢运掳掠的燕国宝器，再与燕国民众代表诚恳协商，物色一位燕国人做君主，然后撤离燕国本土。要使各路诸侯停止兴兵动武，只有这样做，还来得及。
然而，齐宣王再一次无视孟子正确明智的战略决策，没有采取及时撤离燕国本土，遣返俘虏，制止抢运宝器的紧急措施。燕人不堪忍受齐人的暴虐，终于重新“畔”齐，而齐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齐宣王八年（前312年），秦、魏、韩三国联军在濮水之上（齐、卫交界处，在今河南濮阳县南）击败齐军，致使“赘子死，章子走”。[79]而就在齐国攻破燕国之后不久，赵武灵王将在韩国充当人质的燕国公子职立为燕王，且于齐宣王九年，派乐池送往燕国，是为燕昭王。[80]于是，长达四年之久的燕齐战争，终于以齐国的最后失败而宣告结束。
孟子最初本是支持燕齐战争的，以为“此文、武之时”，劝说齐宣王出兵。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战争并没有按照孟子所预期的目标或者既定思路推进，战争的性质也从“救民于水火”一变而为残暴与掠夺，以至于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大概是孟子所始料未及的。燕齐战争的过程及其结果，如此令人失望，反倒不如当初就不该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当事后有人问及孟子是否“劝齐伐燕”，孟子就要矢口否认此事了：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孟子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81]
元人吴师道作《战国策鲍注补正》，于《燕策一》“孟子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下曰：“此当时所谓孟子劝齐伐燕者也。使无《孟子》之书，则人将此言之信乎?要之圣
贤决无是事也。推此，则凡后世之诬罔圣贤而无征者可知。”[82]吴氏不信《战国策》所载孟子“劝齐伐燕”之说，以为“后世之诬罔圣贤而无征”。其所谓“使无《孟子》之书，则人将此言之信乎”，根据大抵就是“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孟子曰：未也”这则文字。
然而，吴氏护圣卫道之苦心，诚可鉴诸日月，但不无遗憾的是，吴氏仅知二五，不知一十，并未细读《孟子》之书，难免不顾事实，徒以意气相争。
孟子事先劝齐伐燕，事后又答或人之问曰“未也”，个中原委，清人焦里堂作《孟子正义》，言之最得其情。焦氏曰：
燕哙之事，君臣易位，其乱极矣。观燕民箪食壶浆，以迎齐师，则燕民望救，如望云霓矣。例以孔子沐浴而朝，则为齐赞画出师，固孟子之心也。而不遽发者，特以据权主事别自有人，万一齐师既出，未必终其拯救之心，将有如储子之“破燕必矣”。田臣思云“天以燕赐我”者，溯厥所由，倡谋有在，形迹已著，分辨未能。迨至沈同私问，未必非阴承王旨，将假大贤一语，以为戡克借端。斯时孟子岂不知之?阻之非拯乱之心，详之失进言之体，第以“可”应之，言子哙、子之当伐，诚立言之当矣。自是匡章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士卒不战，城门不闭，虽汤武之举，诚未过此，所谓“齐人伐燕胜之”也。是时宣王以齐师之出，端由孟子，故质之以诸臣之议，告之以“天与”之机，孟子是时，慨然陈文王、武王之事，戒之以益深、益热之虞，是即明告以“天吏”之为，与所以可伐之故，使宣王是时听而从之，则以德行仁之道，于齐见之。而劝齐伐燕之策，孟子亦何不可当之乎?乃庙毁器迁，诸侯兵动，王又咨焉，孟子是时，固又反复详明，陈其利害。显告以“王速出令，反旄倪，止重器，谋于燕众，为之置君”，则仍“天吏”之所为也。乃至王终不悟，而诸侯之谋定，燕人立太子平，此王所以惭也。而时人不知，仍以劝伐之谋，惟孟子当之。此孟子所以以“天吏”明之，而以为燕伐燕也。盖沈同之私问，在未伐燕之先，斯时诚无容阻而绝之。既两对宣王之问，则燕所以可伐，所以须为“天吏”，孟子非不朖朖言之。而时人劝齐伐燕之疑，则在取燕之后。方伐燕，未取燕，王师也，拯民水火也，非燕伐燕也，可劝也。既取燕，则水益深也，火益热也，是乃燕伐燕也，不可劝也。至于以燕伐燕，而以劝齐疑孟子，孟子所不受矣。[83]
焦氏之说，曲体其情，原心论事，洗刷孟子之蒙冤，开释或人之疑窦，其有功于圣贤不浅矣。“伐燕”之“可劝”，在“救民于水火”而“解民于倒悬”；“伐燕”之“不可劝”，在“以燕伐燕”若“以暴易暴”也。然据“以燕伐燕”而“以暴易暴”之后果，怀疑孟子“救民于水火”而“解民于倒悬”之初衷，以使圣贤蒙冤含垢，是则“孟子所不受”也。焦氏之论，可谓“了解之同情”，精矣，审矣。
九、离齐归邹
燕齐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蒙在孟子心中的战争阴影并未立刻消除。齐宣王虽然因为齐国的失败而“甚惭于孟子”，但在陈贾“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的开导与慰藉之下，似乎也就渐渐地忘却了。然而，孟子对于齐宣王一错再错，文过饰非的愚蠢行为却大为不满。孟子曰：“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84]因此，自燕齐之战以后，孟子与齐宣王之间，本来就有些不太愉快的君臣关系，终于走向了彻底破裂。
孟子来齐之初，齐宣王对孟子比较尊重，也曾为孟子的“仁政”学说所歆动，君臣之间也算融洽。但由于孟子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格君心之非”，而时致“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不堪与尴尬。这种情形屡屡发生，久而久之，必然会引起齐宣王的大为不快。虽然出于尊敬，齐宣王不便当众发作，但疏远甚至于逃避，终究是孟子必然要碰到的软钉子。《告子上》载：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齐宣王不仅不主动召见孟子，甚至孟子欲来朝见，齐宣王也称疾罢朝，不愿与孟子接触。《公孙丑下》“孟子将朝王”，就是君臣之间玩的一次老鼠与猫的游戏!其文曰：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将朝王，齐宣王以打算亲来拜望而因风寒之疾不能出门为借口，不愿朝见。又对孟子说：如果您老人家来上朝，“寡人”还是会支撑病体勉强上朝的，不知是否肯亲自来朝，能让“寡人”见见您老人家?齐宣王并不高明的谎言，孟子岂难识破!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使者传话：不巧得很，我今天也小有不适，不能上朝。第二天，孟子又带领门徒，大张声势，去东郭氏吊丧。公孙丑不知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问：昨天说有病不能上朝，今天又去东郭氏吊丧，这不是明摆着要人用“欺君”来治您的罪么?齐宣王于孟子行踪亦知根知底，只是心照不宣。又派御医来治病，诊断真假。真病，便是君主体恤臣子；假病，便是获取罪证。齐宣王这一招也委实厉害，孟家老二慌了神，连忙一面敷衍来探病的御医，一面又赶紧派人去堵住孟子，叫他不要回家，赶快去上朝。不得已，孟子只好逃到景丑家去借宿。于是，景丑批评孟子：
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景丑的意思是说，“按礼节，父亲叫你去，连答应一声的工夫也没有，你得起身就走；国君命令你去，你也应该不等车驾好就得提前动身。你倒好，本来是准备去朝见的，可一听王的话，反而不去了，这似乎未免有些不太合乎礼节了罢”。当然，孟子也有孟子的道理，孟子曰：
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孟子以为，这并非君召臣往的一般礼节，而是事关君王能否礼贤下士的态度。就像曾子所说的，晋国、楚国的财富，我是不能达到的，但他有他的财富与爵禄，我却有我的仁义与气节，我凭什么比他差?如果这话没有道理，曾子怎么会这样说呢?我今天之所以不去朝见，也与曾子这话的道理一样!你想想看，通天下有三样东西是最值得尊重的，一是有爵位者，二是年长者，三是有德行者。朝廷尊爵，乡党尚齿，至于要治理国家与教育人民，那就非得依靠有德行的圣贤不可。怎么能以王者之尊，轻慢年长之尊与德行之尊呢?因此，如果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必然有他所不能召见的臣子，倘要与之商量大事，必须亲自往见。王者没有这种尊德乐道的精神与气度，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所以，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以他为臣，这样，他毫不费力就得了天下；齐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以他为臣，这样，齐桓公也毫不费力就当了天下的霸主。当今之势，天下之所以各国的地盘都不相上下，各国的政治状况也不分轩轾，谁也不比谁强多少，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各国君主只喜欢使用唯唯诺诺、百依百顺的臣子，不喜欢使用能为他出谋划策并有所规正的贤人。商汤不敢召见伊尹，桓公不敢召见管仲。管仲尚且不能召而见之，更何况其德行又在管仲之上呢?
孟子特立傲岸如此，君臣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也就势所难免了。于是，孟子决定离开齐国，只是因为关注着燕齐战争的缘故，没有立刻辞职，但事先却辞去了十万锺的俸禄。[85]待到燕齐战争结束，孟子就决定正式辞职，“致为臣而归”了。
当孟子辞职去齐归邹之前，齐宣王来见孟子，希望他能继续留在齐国，以便于自己可以时常亲往垂询。这当然是孟子十分期待的。但齐宣王并非真心挽留孟子，而是派人辗转给孟子传话，“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实是打算让孟子再度以稷下先生的身份居留在齐国。这种“下乔木而入于幽谷”的逗留方式，当然是孟子不愿接受的。孟子说：是希望让我富起来吗?我辞去了十万钟的俸禄再来接受这万钟的恩赐，就是为了富起来吗?而且，这齐国的俸禄，我也算是“受”够了，如果还要继续“受”下去，那就形同“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的“贱丈夫”了。[86]
孟子离开齐都之时，速度比较缓慢，走了三天，才到达昼地，这是邻近都城临淄西南通往邹国方向的齐国下邑。其行动之所以如此迟滞，是希望齐宣王有所悔改，派人追他回去。恰在这时，有人出于对孟子的尊敬，赶往昼地想替齐宣王留住孟子。座谈之际，孟子并不答理，只是“隐几而卧”。其人很不高兴，以为自己恭恭敬敬，一片苦心，匆匆赶来挽留孟子，孟子却如此倨傲，竟然拒绝了他的一番好意。孟子则明白告诉他：你既然想让我留在齐国，可是，你却不去劝说齐王应该尊敬贤者，反来责备我对你轻慢。既然你要为我这个老头子考虑，怎么就想不到鲁缪公是如何对待子思的呢?这究竟是你没有为我作想，还是我没有接受你的一番好意?[87]由此看来，此人匆忙赶来挽留孟子，只是出于他个人的一番敬意，根本不是奉齐宣王之命而来。事已至此，对于齐国，对于齐王，孟子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孟子去齐而归，舆论对孟子似乎多有非议。前引淳于髡所谓“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其讥讽孟子位在三卿而无所建树，自不待言。又，《公孙丑下》又有名尹士者，亦在背后议论孟子。其文曰：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尹士以为，孟子不远千里，从大梁来到齐国，只是为了贪图爵禄与富贵。由于私欲没有得到满足，就要离开，走的时候，还如此恋恋不舍，三天才走了几十里地。这种行为，我尹某人是不大喜欢的。话传到孟子这里，孟子作了一番解释，道出了一位志士仁人救世济民的苦心!孟子曰：
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千里而见王”，并非“干泽”求富贵；“不遇”而“故去”，亦其“不得已”。“三宿而出昼”，其私心“犹以为速”。及至昼地，齐王并未派人来追回，也就无所留恋放开脚步回家了。其所以于齐国、于齐王如此徘徊瞻顾，依依不舍，何哉?徒为安“齐民”乃至安“天下之民”耳。岂如心胸狭獈、气量短小的“小丈夫”，一谏其君而不受，便悻悻然怒不可遏，负气而去，且尽其全力而狂奔，以至日暮途穷而后止邪?尹士听了这番话，才知自己先前的议论，不过是以小人之心揣度君子之腹而已。故尹士自责曰：“士诚小人也。”
当然，毋庸讳言，孟子离开齐国，心情也是十分郁闷的，脸色也似乎比较阴沉。归途中，其弟子充虞问曰：
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孟子曰：
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怨天”也“不尤人”的。但此时此刻，天下之民未安，黎民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再也没有机会救世济民了，因此，不免多多少少有些黯然神伤。而根据历史的运演规律，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其间也会产生伟大的人物，来拯救这个世界。且自从周朝开国以来，至今已有七百多年了，“五百”之数，早就是超过的。而当今这个时代，也是可以产生伟大人物的。“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88]然而，老天爷大概是不愿意天下太平罢，如果老天爷真的想让天下太平，那么，这个能让天下太平的伟大人物，当今之世，除了我，还能是谁!想到这一点，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孟子回到故国，已是垂暮之年，乃与弟子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终老于邹国。
十、结语
综上所述，孟子游仕于诸侯，以游滕为界，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依托，主要以聚徒讲学为事，其“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心性”学说，就是这个时期在不断与稷下学者相辩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自游滕之后，孟子乃努力宣传与实践其“仁政”学说。在此期间，辅助滕文公推行“仁政”，是孟子政治学说的初步尝试。而第二次游齐，处三卿之位，是孟子直接践行其思想学说的黄金时段；同时，也是其思想学说被残酷的现实撞成齑粉，其“仁政”梦想被罪恶的战争摧毁破灭的终结时期。
【注释】
[1]崔述：《孟子事实录》卷上，顾颉刚编《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4页。
[2]参见冯铁流：《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3]焦循：《孟子正义》卷30，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48页。
[4]司马贞：《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参见王国维：《古本竹书纪辑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5]参见杨宽：《战国史》附录三《战国大事年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1页；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战国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2～343页。
[7]冯铁流：《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8]参见拙著《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第一卷第八章第二节之相关论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385页；或2005年重印本，第349～352页。
[9]按孔氏此说不免含混，《春秋》载鲁国筑都邑凡二十四次，惟庄公二十八年之郿书曰“筑郿”，其他皆书曰“城×”或“城×及×”。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43页。
[10]孔颖达：《毛诗正义》卷9～卷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6页。
[11]崔述：《孟子事实录》卷下，顾颉刚编《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429页。
[1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8～349页。
[1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6页。
[14]《孟子·尽心下》。
[15]事载《战国策·齐策一》。
[16]司马迁：《史记》卷46，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89页。
[17]《论语·雍也》。
[18]古代君主好男色，喜朝臣形貌姣好者，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楚灵王。《墨子·兼爱中》曰：“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此事不仅见于《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均有记载。至于以形貌美好见爱于人主而身至通显者，更是不乏其例。《汉书》卷六十六载：车千秋长八尺余，体貌甚丽，武帝见而说之，立拜千秋为大鸿胪。数月，遂代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则邹忌之得意于齐威王，其发迹之暴，或有似于汉武帝之于车千秋欤?
[19]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8，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0页。
[20]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8，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4页。
[21]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346页。
[22]司马迁：《史记》卷81，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39～2443页。
[23]今人何建章曰：“疑‘田忌不进战’是旁注误入正文者。”见何氏《战国策注释》卷8，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0页。按，“田忌不进”与“战而不死”，总为“战不胜”。“不进”，乃绕行避敌，与“曲”字相应；“战而不死”，乃战败而逃，与“挠”字相应；二者皆为死罪，故曰：“曲挠而诛。”是五字非衍文，何说非是。
[24]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载，田忌闻之此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犇”。
[25]如果以孟子生于周安王十三年（前389年），至齐威王十六年（前341年），孟子年四十八或四十九。又，如果孟子四十以后始游于齐，当齐威王十年（前347年）左右，则正是邹忌发迹且当路于齐之时。
[2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6页。
[27]钱穆以为，孟子过薛而受薛君五十镒之馈，此薛君即成侯邹忌（见《先秦诸子系年》卷3，第345页）。此说容有可商。《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封邹忌以下邳，号曰成侯。《史记·鲁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曰：“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迁于薛。”又《孟尝君列传》正义引《纪年》曰：“梁惠王三十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三十”下夺“一”字。则邹忌封下邳而迁于薛之“薛”，既已“改名徐州”，则不得又名“薛”。孟子去齐游于宋而后之薛，则孟子所游之“薛”，非邹忌之改名为“徐州”之“薛”明矣。尤其田婴封薛之时，邹忌尚在，齐威王不得无故夺邹忌之薛而封之田婴，此必不然之事也。钱氏之说未安。
[28]《梁惠王下》载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问孟子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可知孟子对音乐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29]《滕文公下》：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大丈夫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而公孙衍、张仪之流“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又，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故孟子“恶不由其道”而仕也。
[30]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237页。
[31]朱彝尊：《经义考》卷236，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97页。
[32]司马迁：《史记》卷46，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95页。
[33]刘向《新序·杂事二》曰：“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邹忌。”即是其证。
[34]按“先妾”、“母启”，皆君前称名之例，匡章之母乃其父之妾，故亦于君前妾称之。此尊君之义也。
[35]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8，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8～319页。
[3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6页。
[37]司马迁：《史记》卷7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48页。
[38]司马迁：《史记》卷7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44页。
[39]《孟子·告子上》。
[40]1982年山东淄博召开稷下学讨论会，不少学者对钱穆“孟子不伍于稷下”之说持不同意见。白奚先生著《稷下学研究》，复申钱氏之说；然白先生又从多方面论证了孟子心性学说与齐稷下学宫的思想关系。参见《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1～184页。
[41]《孟子·公孙丑下》。
[42]近人钱穆曰：“史载髡以承意观色为务，其见惠王，初值献马者，终又值献谣者。髡滑稽自喜，谣人之与善马，盖出髡之隐谋，预嘱其到时而献，若阳货瞰孔子出而馈以蒸豚也。乃惠王惊叹以为圣人，与语三日三夜无倦，而欲以卿相位之，此异乎孟子‘何必曰利’，与惠王‘愿安承教’之意矣。否则殆出于后人妄谭，髡虽善察颜色，不能精明至此。”见钱氏《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9～360页。按钱氏推测，淳于髡事先设下献马、献谣圈套，诳骗梁惠王，虽无明据，亦颇合情理。
[43]司马贞《滑稽列传索隐》云：“赘婿，女之夫也。比于子，如人疣赘，是余剩之物也。”钱穆曰：“赘婿盖家奴也。《汉书·严助传》：‘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如淳注：‘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曰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淮南·本经》赘妻鬻子是也。’钱大昕曰：‘赘而不赎，主家以女匹之，则谓之赘婿。’余谓赘婿者，主家以女奴相配，其实奴也，非其婿也。……赘婿为家奴，故髡钳。淳于髡，赘婿也，其后贵显，人乃曰彼固髡也而髡呼之。髡滑稽玩世，则亦以髡自呼耳。然则淳于髡之名髡，犹英布之姓黥矣。……髡以赘婿小人，而名冠稷下，尊驾公卿，亦当时世变一显例哉。”见钱氏：《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364页。
[44]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光绪十八年上海古香阁校印《皇清经解》本，第20页。
[4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
[46]钱穆曰：“孟子对淳于髡曰：‘君子之所为，小人固不知。’小人者，特斥其为髡钳奴也。”见钱氏《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4页。按原文乃“众人固不识”，赵注亦曰：“众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为，谓髡不能知贤者之志。”不过，“众人”者，语气虽较缓，但讥讽之意犹在焉。
[47]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4页。
[48]冯铁流：《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49]季本：《孟子事迹图谱》，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236，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96页。
[50]参见冯铁流：《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按《史记·六国年表》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误为哀王，又无襄王之世；而齐国脱田侯剡之世，田桓公少十二年，齐威王又少一年。（参见杨宽《战国大事年表中有关年代的考订》，《战国史》附录三，第728页）司马迁《六国年表》乃据《秦纪》而谱成，魏、齐世次错舛如此其甚；而宋国纪年附见于田齐，田齐世次之乖舛紊乱又有甚于魏国，则宋国之纪年焉可信据?而“宋，小国也”，迁都于彭城，不过“泗上十二诸侯”之一，何以知《秦纪》必载?且也，如《六国年表》无误，学者岂宁殚精竭虑，为之钩深致远?又何以居无事不惮烦而勤为考订邪?是必知冯氏之言谬矣!
[51]《孟子·滕文公上》载具有农家思想的许行之言。
[52]《孟子·滕文公下》。
[53]《孟子·梁惠王下》。
[54]顾颉刚：《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页。
[55]江永：《群经补义》卷4，光绪十八年上海古香阁校印《皇清经解》本，第11页。
[5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5～356页。
[57]《孟子·梁惠王上》。
[58]《孟子·滕文公下》。
[59]《孟子·告子下》。
[60]《孟子·离娄下》。
[61]《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宣王二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于南梁。宣王召田忌复故位。韩氏请救于齐，宣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邹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司马贞《索隐》云：“此云邹忌者，王劭云：‘此时邹忌死已四年，又齐威时未称王，故《战国策》谓之田侯。今此以田侯为宣王，又横称邹忌，皆谬矣。’”按，王劭所言，当有所本，齐宣王之世，田忌当不能与邹忌同朝议事。近人钱穆认为，邹忌之死，可能在齐宣王元年，故田忌于宣王二年复召，自应在邹忌之后。见钱氏《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2页。钱说有理，可从。
[62]《孟子·公孙丑上》。
[63]《孟子·梁惠王上》。
[64]《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65]《孟子·梁惠王上》。
[66]《孟子·梁惠王下》。
[67]钱穆曰：“太子因数党聚众”一节，“词气支离多误衍”，当为“太子平因数（《史记·燕世家》作‘要’）党聚众，［及］（此处当漏夺一‘及’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已（《燕世家》作‘以’）殉，国（《燕世家》作‘因’）构难数月”。盖太子平及将军市被始终共事，并及于难。今《史记》、《国策》此节文均误，遂谓市被反攻太子平，而市被又反见杀，于事势情理均难通。见钱氏《先秦诸子系年》卷3，第386页。又杨宽曰：《战国策·燕策一》及《史记·燕世家》：“太子因要（结）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其中“将军市被及”五字为衍文。这时太子平已战死，《燕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曰“子之杀公子平”，《燕世家·集解》、《索隐》引《六国年表》都作“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今本脱“太子”两字。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68]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29，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04～1105页。又钱穆曰：“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实为立“公子职”之字误。说见《先秦诸子系年》卷3，第368页。又杨宽亦曰：《赵世家》：“赵武灵王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集解》引徐广曰：“《纪年》亦云尔。”《索隐》又曰：“《纪年》之书，其说又同。”《六国年表·集解》引徐广曰：“《纪年》云：赵立燕公子职。”可知《竹书纪年》记燕昭王是燕公子职而不是太子平，近年出土的燕国兵器有作“郾（燕）王戠（古“职”字）”的，足见燕昭王确是名职。见杨氏《战国史》，第175页。
[69]宋人鲍彪曰：“王哙，七国之愚主也，惑苏代之浅说，贪尧之名，恶禹之实，自令身死国破，盖无足算”，又引吕氏《大事记》曰：“之、哙安知所谓尧、舜者哉?彼子之之徒，借是名以篡国。子哙特为说客所愚耳。”（见《战国策》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页）按鲍氏之说极是。
[70]《孟子·公孙丑下》。
[71]司马贞《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云：“田臣思，《战国策》作‘田期思’，《纪年》谓之徐州子期，盖田忌也。”近人缪文远据此以为田忌又有“徐州子期”之名。见氏著《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88页。按，《田敬仲完世家》云：“齐威王封邹忌以下邳，号曰成侯。”又《鲁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曰：“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则《纪年》所谓“徐州子期”，当为邹忌，而非田忌。《索隐》误也。说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5页。田忌、邹忌，皆名“忌”，皆与“期”字通转。
[72]《孟子·梁惠王下》。
[73]吾友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华博士有《孟子与齐燕战争——兼论〈孟子〉相关篇章的文本编年》一文，对孟子在燕齐战争中的态度与目的作了相当令人信服的论述，文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本人有关孟子与燕齐战争的论述，于杨说多有参考，特此申明，以示不敢掠美。不过，不无遗憾的是，杨博士未能细心区别孟子与田忌等主战派人物的战争目的，以为“在主战派中，储子为宣王之相，匡章为军事主帅，而他们又都与孟子有着相当程度的交往，这恐怕不能算作偶然”。以个人私交来判断孟子对待燕齐战争的思想与立场，不免失之庸俗与肤浅，以致于厚诬圣人!
[74]《战国策·齐策二》。
[75]吾友杨华教授以此章的文本背景为燕齐战争，其说甚是。见上揭《孟子与燕齐战争》一文。
[76]杨伯峻曰：“亦，只也。运，转也。朱熹解为‘民将转而望救于他人’，与‘亦’和‘而已矣’所表达的语气不合，恐未当。”杨氏译为：“如果他们的灾难更加深了，那只是统治者由燕转为齐罢了。”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4～45页。按杨氏理解甚确，兹绎述如此。
[77]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的具有燕文化特征的圆壶，其圈足外刻铭文二十九字，与流入美国Pennsylvania大学博物馆之传世《陈璋方壶》铭文完全一致。而圆壶圈足内原有铭文二至四字，但被锐器细加錾戳而不存。圈足外刻铭文，具有齐国风格。据“陈璋内伐匽亳邦之获”的铭文内容，知此器即此次燕齐战争中齐国将领于燕国掳掠所得之器。
[78]吾友杨华博士认为，齐国在占领燕国的三四年时间之内，对燕国采取军事管制，并没有立燕人为君主。因此，战争的性质就是赤裸裸的兼并。
[79]《战国策·齐策六》。
[80]《史记·赵世家》：“齐破燕，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赵武灵王）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而《燕王职戈》及一些铭“职”的燕器出土，证明《赵世家》的说法是对的，燕昭王为公子职而非太子平。
[81]《孟子·公孙丑下》。
[82]刘向：《战国策》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页。
[83]焦循：《孟子正义》卷9，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0～291页。
[84]《孟子·公孙丑下》。
[85]《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86]见《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致为臣而归”章。
[87]《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88]《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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