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对解经风格的影响

三、经筵对解经风格的影响

引入《大学》纲目界定“帝王之学”的言说肇自范祖禹，而类似的文字，在北宋后期至南宋的文献中大量存在，不胜枚举。这说明，经由北宋经筵实践探索出来的这套关于什么是“帝王之学”的观念，已经被儒学家们广泛接受。正是因为范祖禹将《大学》作为帝王之学的立根之基，不仅他本人被朱熹编纂的《伊洛渊源录》“追认”为程颐弟子，他在《帝学》中总结的这套观念，也成为后世道学家（或理学家）反复陈述的内容。^[35]笔者则以为，范祖禹这套观念的形成，是儒家学者在北宋经筵实践中积累而至的成果。范祖禹最重要的老师，也是仁宗晚期至神宗早期重要的经筵官司马光，曾著有《大学广义》一书。这部书已经失传，我们无法确定范祖禹的“帝学”观是否受司马光解说《大学》的影响，但至少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下文将举一个具体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至于这套观念在道学群体中得到强烈呼应，甚至可以认为它构成了道学思想最基本的内核，则证明前文提出的观点似乎是合理的：经筵对于道学的诞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除了关于何谓“帝学”的核心理念外，笔者还想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北宋经筵对于经典诠释的具体风格改变起到了作用。还是举范祖禹的例子。元祐七年（1092）四月，朝廷发布哲宗皇帝立后的消息，正式典册的日子定在五月戊戌日（即是月十六日）。^[36]身为侍讲官的范祖禹，之前因暂停经筵进讲而不获入侍，五月初五日后又另受委派，故于五月初四日呈进了一道讲学札子，以弥补他缺席经筵之憾。进奏时间在朝廷宣布哲宗建立中宫之后、正式御殿典册之前，故范祖禹以《易·家人卦》为题，为哲宗讲说齐家治国的道理。^[37]《家人》卦象巽上离下，六二、九五，阴阳各得其位，故其《彖辞》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这一卦的主要意象在于说明，男女各正其位则家道得立，家道正进而能使天下正。先前解《易》诸家皆不异此说，不仅王弼注、孔颖达疏措意于此，所存汉儒吉羽亦有“妇人自修正于内，丈夫修正于外”云云。^[38]但汉唐注疏对这一卦象的解释基理，仍是阴阳二元结构在政治伦理上的运用，阴阳的秩序也是天地的秩序，其间有尊卑关系，在家庭里是父子、兄弟、夫妇，措之天下是君臣。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在其位，无僭越、侵夺之象的时候，秩序和谐，天下大治。

同样是讲正家与正天下，范祖禹具体解释《家人卦》的方法显然与汉唐诸儒有重大区别。范祖禹在解释卦象时，以天子为阳为日，皇后为阴为月，引《礼记·昏义》之文云：“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这番敷义是为契合哲宗大婚的时事语境，并缘此切入天子为何正家、如何正家的主题。在范祖禹看来，仅仅强调阴阳二极各正其位，并未穷尽该卦意蕴，关键是怎样才算是正位了？以及该如何正位？范祖禹指出，只有当父子各自具备慈孝的德性，兄弟各自具备友恭的德性，夫妇各自具有义听的德性，这样的家庭才可以被称为是“正”的。人们在扮演各自角色的时候，又该如何去获得相应的德性呢？达到正家的目的之后，后续目标又是什么呢？范祖禹再次举出了《大学》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行次第。正心是各正其位的唯一路径，如果其他家庭成员的心、行不正，则对这个家庭负有主要责任的人物需要更加努力地正自己的心与行，以达到感化的目的，使得他们各正其心、各正其行，并达到齐家的目的。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家齐之后，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推而观之，措之天下，使天下同化。为说明这个问题，范祖禹举舜、文王等前代圣王为例，比如舜如何处理与顽父瞽叟、顽弟象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接受尧的二女之后正夫妇人伦，如何以这套正心、化人的方法御于邦家，推及天下。总之，范祖禹是希望年轻的哲宗皇帝能够相信，一切的根本在于正心。哲宗皇帝应先正己心，使得新婚的皇后也能自正其心，自安其位。帝后之心得正，其位得安，由近及远，教化所行，国可治，天下可平。这就是范祖禹在文末总结的“以家道治天下”，也是“欲正天下必自家始”的政治伦理次序。

与汉唐注疏相比，引入《大学》八纲目来具体落实如何正家，是范祖禹解《家人卦》最重要的特色。这套说辞，在道学思想成熟之后成为老生常谈；引《大学》来解释其他经典，自南宋以后也成为常见现象。这两点从前文所举张九成的《孟子解》、陈经的《陈氏尚书详解》都能看得出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北宋中叶，范祖禹如此解释经典的风格并不多见，因此是具有前驱性的。胡瑗的《周易口义》和程颐《伊川易传》在解释《家人卦》时，与范祖禹有些相近。胡瑗在解释《家人》六四、九五等爻时，都提到“以治家之道移于国”，或“假此治家之道以治于天下”，与范氏“以家道治天下”之义同。胡氏《口义》在解《家人卦》“利女贞”之卦辞时，也引了《大学》“欲治其国，先齐其家”的则训，但导出的结论是“治家之道，在女正为始”，其说与范氏异。^[39]程颐《伊川易传》解《家人卦》，有“人有诸身者则能施于家，行于家者则能施于国，至于天下治，治天下之道盖治家之道也”，“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动不可易”，“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则天下治”等语，思路与范氏相近。^[40]但程颐解此卦并未明引《大学》原文，论说理路与范氏也有所不同。此外，与范氏同时或略早的重要解《易》作品，如张载《横渠易说》、苏轼《东坡易传》，皆不及此义。唯一与范氏一样，不厌其烦地引用《大学》八纲目原文以论证如何正家，并由正家而正天下路径的，是司马光的《温公易说》。^[41]《四库全书总目》称《温公易说》：“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得之言”，并指出强调“学”对于人自我成就的决定性意义，是司马光解《易》最重要的特点之一。^[42]其解《家人卦》，文辞虽较范氏简易，但就征引《大学》，强调“学”的次第程序及其意义而言，这两者的确是当时解《易》作品中最为接近的。从司马光和范祖禹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

司马光、范祖禹师生二人，为何如此热衷于强调帝王正心的重要性？这师生二人是两代经筵官，承担着以儒家伦理规范两代帝王行为的责任。他们对帝王由正心而治国、平天下路径的论说，其实折射出当时士大夫通过经筵讲学来影响帝王个人品格，进而影响帝国政治的参与路径。司马光和范祖禹在阐述这些理论时，因为有经筵制度平台与讲读官进说渠道，所以他们的言论是有的放矢，也往往有具体语境。当这些话语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普及，甚至沦为后世道学家的陈词滥调时，话语应有的语境被剥离，人们只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是宋儒的通见，却忽略了这些见解是通过怎样的渠道积累起来的。

通过司马光、范祖禹的例子我们看到，道学成熟之前，宋儒的修齐治平说并非空谈，而是与经筵讲说制度相结合的一种政治参与机制。所以说修齐治平理论被宋儒重新发现并大做文章，其最初的源头是政治，而非纯学术。宋儒之所以能够做成这篇文章，是因为经筵讲读为儒者提供了制度平台与保障。故而最先承担起挖掘这套理论的重要角色中，不少是有机会进入经筵为皇帝提供经义资讯的儒家官员。

儒家士大夫借诠释经义参与政治，本来是道学诞生的重要背景之一。但当道学越来越成为一套自我完足的学问体系，并成为部分士大夫的学派性旗帜之后，它与具体政治就产生了隔阂，尽管这套学问在原则上仍然是被希望用来指导政治的。尤其是当狭隘的道统观在南宋中后期逐步确立后，以程颐为核心的北宋五子成为道学正宗，司马光被摒除在道统之外，范祖禹被“指派”为程颐门人，那些真正影响道学核心观念形成的政治与制度因素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