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二、“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庄子认为，道的特性决定了语言难以将其精确地描绘出来，语言自身的局限性更使道的表达显得勉强。但是庄子并没有把语言与道绝对地对立起来，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语言的作用。如果他真的认为道不能言，那也就不会洋洋十万言写书论道了。《知北游》中黄帝一连用了六个“无”字论述道，庄子也并没有说他的讲法是错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加以否定呢？这个矛盾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对庄子道言关系的研究将无法深入下去。

如果我们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庄子对语言的看法是有偏激或言过其实的一面。但庄子并非就语言的一般功能去探讨语言现象，他对语言的分析是有着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的。具体地说，庄子对语言的考察是基于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透过语言表层的面纱，庄子发现问题的症结是人们使用语言的态度有问题，而这一态度所折射出的是人对物的强硬立场，这种对象式的言谈方式的基础就是人的自我中心意识。这才是问题的真正症结。从这一线索出发，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黄帝的错误不在于他对道的理解有问题，也不在于他的表达有问题，而在于他的语言态度有问题，这才是庄子所要彻底否定的。之所以说“道不可言”，就是因为建立在这种态度基础上的言是背离道的，所以，言的态度本身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象化的言谈、自我中心的立场，是道与言之间最尖锐的冲突。

道的境域是本真的自然状态，道永无止息地运行，无为而无不为。道是客观存在着的，对道的认识不能靠逻辑和推理，更不能过分依赖于知识，而应该排除各种主观因素，通过“心斋”剔除内心的欲望，达到“虚静”的状态，进入对道的直观体悟。老子和庄子反反复复地讲道，但都没有给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正是道所要求的态度。体道者不能把任何体道的理解凝固化，也不能用自以为是或确定不移的态度来解释道。正是在此意义上，“少言”或“无言”比肯定的、准确的言更接近道。事实上，老子本人就是“谨言”、“慎言”、“贵言”的典范，他的思想和智慧博大而精深，却仅仅凝结成五千之言。老子对“道”的具体阐释十分谨慎小心，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这反映了老子使用语言的正确态度。在《知北游》中，有一段孔子和老聃的对话，当孔子向老聃问道时，老聃先是说如何斋戒，然后说：“夫道， 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在《田子方》中也有一段孔子和老聃的对话，孔子又是同样向老聃问道，老聃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将为汝言其崖略”，“尝为汝议乎其将”，这是庄子所推崇的语言态度，与那种自以为是、确定不移的语言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庄子在《列御寇》中所言：

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在庄子看来，圣人与众人的区别就在于：圣人安于自然，不安于人为；众人安于人为，而不安于自然。知道而不说，这就是合于自然；知道而说出来，这就是合于人为；古时候的至人，体合自然而不以人为扰民。“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齐物论》）自我中心的语言态度，必然追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而且这种确定性是建立在是非区别的基础上的。在现实社会里，人们使用语言相互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争辩的目的在于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这就是“成心而师”，（《齐物论》）即依据自己的成见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心”就是自己的偏好之心，“成心”不除，人与人之间的争辩就一刻也不会停止，正可谓：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 ，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齐物论》）

“炎炎”，指盛气凌人；“詹詹”，指言辩不休。无论是“大言炎炎”，还是“小言詹詹”，都不是道的呈现。人与物的对立，造成了主客两分，助长了自我意识的膨胀。“成心”的偏好立场，使论辩双方都把自己的论点和论据视为不可怀疑的知识。语言充当了人的偏激思想表达的工具，语言不仅能把偏见合理化，而且还能用华丽精美的语词把偏见伪装起来，让偏见以真理的面目出现，这就更加助长了浮夸和掩饰的风气。不仅如此，语言还培养了人的计算之心和机巧之心，使人愈来愈远离物，远离自然，从而使人类的生存陷入困境，也使人的生活态度发生变化。

庄子之道是自然之道，自然是道的呈现。庄子之言是自然之言、言道之言，因而也是“无心”之言。而百家之言是有成见的，即“有心”之言，而不是道的呈现。“无心”之言与“有心”之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带有成见的世界里，人与物是分离的，人自视为宇宙的中心；而在不带任何成见的自然本真的世界里，人与物是合为一体的，没有主客之分，也不存在人与物之间的价值关系。由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被日常语义的世界所湮没，受人为的各种成见的左右，看不到自然本身的呈现，已经失去了体验自然本真状态的条件。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对象性眼光看待一切，总是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上，以主观意识来判断是非，以有用性或无用性来评价外物。人们愈是关注于物，也就愈是远离了物，远离了道。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人与自然的隔阂、造成人与物的紧张对立局面呢？庄子是这样认为的：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齐物论》）

远古时的人“以为未始有物”，就是物我不分，把自己与世界视为一体。郭象《庄子注》曰：“此忘天地，遗万物，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一身。”也就是说尚未分化出对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一旦有了“自我”意识，对象意识也随之产生，也便有了我与对象的区分，这个过程是伴随着语言的产生而出现的。

语言文字产生后，人开始用语言对外部世界进行命名，而在对物的划分中，人开始逐步地同自然相对立、相分离，并对物进行取舍，以自我为中心，以偏见为尺度，来确定物的有用与无用，这种对立的加剧会给人类带来悲剧。

当然，对于人类的每一个体而言，同物的分离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而是无奈的宿命。“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齐物论》）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被前人传下的知识所左右，被日常的语言所遮蔽。“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逍遥游》）“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齐物论》）知识与语言的遮蔽，使人看不到自然本来的样子，也看不到道的存在，这就如同盲者聋者一样，生活在一个狭窄的世界里。因此，体道或体验本真的自然，必须转换日常的习惯，改变根深蒂固的经验方式，冲破语言的自信与偏见。要达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物我一体，彻底根除自我中心意识。

“道言”是寂静之音，是自然原始的话语，但被有成见的嘈杂的世俗之言遮蔽了。道的世界本是一个神秘的领域：

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与万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天地》）

自然的深处，静谧和谐，深远广阔。在这里，人类的任何语言都显得多余；在这里，日常的任何主观经验都失去了意义。你只有抛弃一切成见，从“有心”到“无心”，让心灵归于寂静，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然的生机和生命的涌动，才能“朝彻”、“见独”，领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