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回顾一下中西哲学史，便会发现，并不是每个时期都有耀眼的创造性哲学出现，而是只有少数几个时期才发生了足以影响数百千年的思想创造。其所以如此，盖因为哲学并不是人们茶余饭后闲情逸致的消遣品，而是人类对自身生活中重大根本问题的反思，是对于生活中问题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达和象征性的解决。一种哲学，无论看起来多么超凡脱俗，多么晦涩抽象，都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现实生活的。但现实生活并非时时需要哲学创造，而是只有在特定时期才有这种需要。人类生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基本生活方式稳定的常规时期，一种是基本生活方式发生断裂或跃迁的巨变时期。在前一种情况下，既然基本生活方式大致上是稳定的，那么，人们对于生活中所遇到问题的解决也就可以沿用已经生活证明是成功的既有模式，至多也只需要作一些小的修改，而无须创立新的尚不知其效果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作为对于人类生活中重大根本问题的反思，也就一般地处于某种常规状态，即在某种既有的范式下进行细化或对既有范式作非根本性改良。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在既往生活中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已变得不再有效，对之作非根本性的修补也无济于事，而是迫切需要创造一种适应变化了的生活方式的新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作为对于人类生活中重大根本问题的反思，也就必不可免地要面对这种巨变，表达这种巨变，并创造出新的象征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时候，哲学革命的时期就到来了。
一般认为，在现代之前的西方历史和哲学史上，革命性的哲学创新有两次高峰或高潮，一次是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另一次是近代哲学，特别是以康德哲学为典范的德国古典哲学。而这两次哲学创新高峰所处的时代都是人类生活发生巨变的时期。古希腊哲学所处的时代是西方文明奠基的所谓“轴心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古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基于农业经济的部落共同体生活方式转变为一种以工商业为主导的城邦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巨变必然要求哲学上的创新以帮助人们适应这种变化，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家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发展，正是适应于这种变化而进行的持续的思想创新。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亦对哲学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因而才有一次持续数个世纪的哲学创新运动。从笛卡儿、洛克到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进展，亦正是适应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巨变而进行的哲学变革。
类似地，20世纪之前的中国哲学也经历了两次创造高峰，一次是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儒道两家的哲学创造，另一次是宋明新儒学的理论创新。前者是适应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后者则是适应于宋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当然，中国宋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无论在程度上还是性质上都不能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化相比，因而，相应地，后一次创新要逊色一些。但与其他时期相比，宋明新儒学也称得上是一次高峰。
如果如上所述，哲学上的重大创新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相匹配，或者说，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一方面为哲学上的重大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必要性，那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对于哲学的变化所提供的可能性与所要求的必要性便是毋庸置疑的。与宋代所发生的变化不同，开始于鸦片战争的变化，是一次“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至今仍在持续着。如果说在变化之初，中国并非是自愿的，而是被世界列强拖入现代化进程之中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代化进程日益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选择，并且这一进程也越来越展现出一种绚丽的远景。这样一种巨变，它对于哲学的变化所提供的可能性和所提出的必要性，毫无疑问，必然要远远大于宋明新儒学所实现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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