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大陆易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大陆易学研究回顾与展望⁽¹⁾

宋锡同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六十年变迁，为学术研究与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宽松的环境，同时，随着国内各项建设、变革的展开以及社会思潮的不断演进，学术研究的视野也越来越宏阔。大陆学术研究在内容上也日渐深度化和专业化，大陆易学研究也是在此背景下不断展开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易学研究着眼于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审视易学，因此这一时期对易学研究与发展的视角与空间相对狭小，从而略显沉寂，而随后“文革”期间的易学研究则更显沉寂，几乎陷于停滞状态。“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内经济文化建设与解放思想的展开，大陆易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出现了新的景象，即易学研究开始跳出对易学基本问题的讨论，更加关注经传中的哲学思想，在义理与象数视角下研究传统易学的新成果不断出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陆易学研究更是生机蓬勃，易学研究在面对新的材料与时代问题上开始新的探究，进而拓宽了易学研究视角与领域，并开始呼应时代主题。进入崭新的21世纪，易学研究开始不断切入时代主题，并且在研究方向上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出现了新气象。同时，易学研究又面临一些不足，如何解决或弥补这些不足，也正是学术界在21世纪对易学研究寄予的期待。

一、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60年代的易学研究

相比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段时期的易学研究的辉煌程度，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60年代，大陆易学研究处于相对沉寂阶段。这段时间，大陆对易学研究的重点则是关注于对易学史上几个有限问题的探讨，同时还站在当时历史思潮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视角下对易学展开有限探讨。杨庆中先生在其《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一书中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之确立，部分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这一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一度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研究《周易》的热潮。这次热潮探讨的主体主要体现为《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一书的性质、《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以及研究《周易》应采取的方法四个问题。⁽²⁾杨先生的这一主张是合乎当时历史环境的，《周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研究发展，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所限，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一直是局限于对其本身追问，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追问式研究的话题并不是个新问题，比如《易传》的作者问题，从宋代苏轼开始就开始追问探究，一直延续到现在。另一方面，面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周易》研究也多是限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来展开，如对《周易》哲学的研究多是着眼于其内含的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显然，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批判大于吸收，既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又不能进入一个全面敞开的研究环境。

总体而言，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易学研究既没有新中国成立之前一段时间内出现的那种深度和广度。⁽³⁾具体而言，在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集中在《周易》经传的成书年代、《周易》经传的性质、《周易》经传的哲学思想以及《周易》的研究方法这四个问题的探讨上。其中，对《周易》经传的成书年代的探讨又分为两个大问题，即《易经》的成书年代和《易传》的成书年代。关于《易经》的成书年代，今人杨庆中先生总结为四种说法即殷末说、殷末周初说、西周中后期说以及战国说。关于《易传》的成书年代，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孔子到底有没有读过《易传》，而由于《易传》诸篇的复杂性，这一问题最终的探讨最终演变成为《易传》是否儒家作品问题。这一时期，多数学者认为《易传》是儒家的作品，但是对于《易传》诸篇成书的年代的各有主张。而对《周易》经传的性质问题的探讨，学者们的大致观点坚持认为《易经》本是卜筮之书，但又含有哲学思想；部分学者也认为《易经》是一部史书，而对《易传》的理解则比较一致，即认为其为最早解释《易经》之作，其中含有丰富的哲理思想。同时，对《周易》经传的哲学思想的探讨，则体现为当时的时代特色即讨论焦点集中在经和传的哲学思想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是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此外，在探讨《周易》的研究方法问题上，则因为经与传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对二者的研究能不能援《传》于《经》成为焦点，或主张必须援传于经、或主张不能援传于经，而主张经传分开的研究者占多数。⁽⁴⁾

这一时期对《周易》的研究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坚持意识形态对学术的指导作用，对《周易》的研究主要是如何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含《周易》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⁵⁾因此，总体而言，这段时间的易学研究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无论相较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段时间的易学研究，还是20世纪80年代来的易学研究，都稍显沉寂，尤其是对易学内在思想的研究方面，尚缺乏深度。此后一段时间内，大陆进入“文革”阶段，对易学的研究也陷入一个更加沉寂的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展开，易学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热潮。

二、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之间的易学研究热潮

这一时期的易学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易学研究基本上延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路向，即对《周易》自身的基本问题展开探讨，同时，又是对此前一段时期易学研究的新发展，即在推动易学基本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也对《周易》经传的研究在新时期走向夯实了基础，亦即坚持对经传中哲学思想的探究，坚持象数与义理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传统易学。第二阶段，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这一阶段内易学研究与发展出现了较20世纪80年代更加繁荣的盛况，易学研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一）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易学研究

这一阶段，由于“文革”已过，社会思想开始步入解放期，学者开始探讨《周易》内在的思想问题，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热潮，以“中西比较”为背景的文化研究持续热化，这对《周易》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这一阶段，随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在对经学反思的过程中学术界意识到此前对《周易》研究的相对不足，进而开始对《周易》的经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由于西方科学家对中国的《周易》在内的神秘主义过度吹捧，加之当时自然科学飞速发展，西方近代经典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越来越显得突出，于是一些学者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传统哲学，而《周易》则成为这一大背景下被关注的焦点。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江湖术士对《周易》占卜功能的夸大，在社会上曾经一时形成虚假的《周易》热，这一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最为明显。⁽⁶⁾

这一阶段，出现的代表性易学研究人物和著作大致有：高亨于1979年出版的《周易大传今注》，以其经史子集方面的深厚造诣对《周易》经传进行了展开研究；金景芳先生及其《周易全解》，站在义理易学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看待《周易》”；黄寿祺先生及其《周易译注》，坚持象数义理不二，对周易的制作、性质、研究方法、解经体例等问题都作了深入剖析，着力探讨《周易》经传的本义。黄寿祺先生的弟子张善文先生著《象数与义理》，则对易学发展史上基本问题展开梳理，如汉唐易学与宋明易学、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以及《周易》经传关系问题；刘大钧先生的《周易概论》探讨了历代《周易》研究概况，前人研究《周易》的传统方法，及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书中作者主张研究易学义理须兼顾象数，对象数易学的研究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正面肯定并简要介绍传统易学研究方法的著作。⁽⁷⁾从一定意义上说，以上这些易学研究成果的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易学基本问题探讨的基础上的一种继承与发展，这些易学著作的出现对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大陆易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的易学研究

第二阶段，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这一阶段内易学研究与发展出现了较20世纪80年代更加繁荣的盛况。这首先体现在易学史与易著提要研究新成果的不断出现上；其次体现在易学与时代主题的相结合的哲学研究上；再次还体现在包括数字卦与帛书易学以及科学易研究热潮的出现。

1.易学史与易著提要方面的研究成果

这一阶段对于易学史的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朱伯崑先生的四卷本《易学哲学史》，朱先生站在传统哲学的角度上对《周易》经传学进行了系统研究，可以说是一部站在易学视角上来审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力作，尤其第二卷中针对宋代易学哲学史的考察，完全可看作是一部宋代理学史的探究。⁽⁸⁾相对于朱先生的易学哲学史侧重于义理易学的考察，而林忠军先生的两卷本《象数易学发展史》，则侧重象数易学史的考察，对象数象易学发展史上的一些艰涩问题提出了作者独到的见解，是探究易学象数发展问题的一部力作。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对易学研究作出阶段性考察的易学史专著，如刘玉建先生的《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以李鼎祚《周易集解》中的汉代象数易学资料为基础，整理并分析了汉代象数易学思想的内容及变迁；杨庆中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这是第一部系统整理中国20世纪易学发展历史的专著，结合其自己的研究，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大陆与台湾地区易学的研究与发展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是探究中国20世纪易学发展史及其背后动因的一部力作；潘雨亭先生的《易学史发微》包含了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易学的研究成果，诸如对数字卦、经学易、科学易、帛书易以及经传结构问题等都有深入的考察，惜乎潘先生未完成其所设想的易学史而逝。以上易学史研究成果，开启了学术界对于易学哲学史的深入考察，进入20世纪之初，学术界对于断代易学史或易学思想家个案的考察则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入。⁽⁹⁾

这一时期易学研究的另一个特色是，对历代易学著作提要类成果的大量出现。⁽¹⁰⁾早在20世纪40年代，黄寿祺先生撰成《易学群书平议》，力图弥补《四库全书总目》中易类提要的不足。此前，尚秉和先生已有《易说评议》，其体例依《四库全书总目》体例，专论历代易学专著，作为其弟子的黄寿祺先生其《平议》则力图超越《四库全书总目》中的不足，并对著者生平亦作简介。作为黄先生弟子的张善文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新作《历代易家与易学要籍》，则对历代易学大家的生平单列出来，同时对易学要籍的述评范围上增加了当代一些易学学者的著作提要。此前，郑万耕先生的《易学名著博览》，也对历代易学著作展开了题解。潘雨廷先生的《读易提要》积多年功力写成，终至2003年才得以面世，该书对历代易著的内容的述评则更为详尽。林忠军于2008年主编的《历代易学名著研究》（上下册）吸收了《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中关于十二本易学文献研究成果，并增加了郑玄易学研究、朱震易学研究、杨简易学研究、王夫之易学研究、张惠言易学研究，力图最大限度展示不同易学家易学诠释的内容和特点。⁽¹¹⁾这些易著提要类作品的出现，为今人研究先贤易学思想提供了一条简捷门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易学思想的传播。

2.易学研究回应时代精神的新尝试

以人文价值与时代精神切入易学研究是这一时期易学发展的一个亮点，它代表了新时代易学研究与发展，开始面向时代，与社会思潮相契合，并试图为新时期易学与哲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

传统易学与传统哲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使命，那就是继往开来，在吸纳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问题、契合时代主题，进而为易学在当代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内涵。这一时期，易学发展已开始打破囿于易学本身的基本问题的探讨，试图在回归经典上诠释传统，并尝试回应新时代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两部易学著作可为代表，即余敦康先生的《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与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构想》（上下册）。前者以传统经学易的研究理路藉由对北宋易学的阐释进而对大易之道展开现代诠释，怀着一种传统儒者的使命感，试图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与价值理想在当下的延续找到一种理性的根基。这种易学阐释，实则是在经学易的基础上，对《周易》在当下的人文价值的一种开掘与阐发。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概论》，借助传统易学的思维框架与核心概念，将阴阳、生生、太和等观念与当下的存在（个体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发生关涉，进而以阴阳和合融突为模式来概括当下及未来文化发展的路向，力图从哲学的高度上回应中国文化在当前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如人自身存在境遇的挑战、西方文化的挑战、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这种立足于传统易学思想资源上建立起来的“和合学”，实则是以传统易学回应当代人文发展的一种尝试。⁽¹²⁾

尽管学术界对以上两种尝试的成果有不同意见，尽管以上两种尝试某些方面从哲学视角来审视还有不尽成熟的地方，但其无疑为传统易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方向，即以传统易学为资源，呼应当下社会文化发展之问题，建构一种当下的新易学。它表明，当下易学的发展，回归传统的同时应不断吸纳时代气息，这也是传统易学与哲学生命力不断焕发的根基。

3.数字卦与帛书易学的研究与发展

数字卦与帛书易学的研究与发展，是这一时期易学发展的又一个新动向，随着新的历史文献与资料的出土，学术界结合出土的帛书易学资料对《周易》经传之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确切地说，这一领域的易学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其研究热潮则一直延续到2000年，甚至进入21世纪仍旧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数字卦亦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学者开始结合考古资料对其进行探究。所谓数字卦，即最早见于殷商时期出土的甲骨与钟鼎彝器上且类似于数字“奇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被学者发现并关注。李学勤先生在1956年就推断这些“奇字”可能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各地出土材料的日渐丰富，许多数字组合的符号归集拢来，终于被张政烺先生首先研究出这些数字组合是《周易》数字卦。⁽¹³⁾此后，学术界围绕数字卦的问题，结合新材料展开热烈讨论。在对数字卦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学者指出，就现已发现的数字卦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进而颠覆了一些关于《周易》起源的历史成说，如由先数字而后成卦证明“文王发明重卦”之说并不可信。⁽¹⁴⁾随着学术讨论的深入和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学术界逐渐认识到：“阴阳爻画源于数字，应是历史的真实；对于这一历史真实的认识，则是易学研究史的一个重大转折。阴阳爻画的形成，为易经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¹⁵⁾

数字卦的研究，在现代易学研究上是一项重大的贡献。它为我们在易学领域中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对数字卦展开的研究，对于传统易学研究中的卦爻符号的形成、重卦说、筮法等问题的探究以及从发生学上探讨《周易》经传的产生，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同样在新考古成果与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对帛书易学展开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¹⁶⁾自1984年《文物》第3期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并附有张政烺先生《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先生《帛书周易》两篇专论帛书《周易》的文章之后。学术界围绕着卦序、帛本今本《周易》关系、帛书卦爻辞考辨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观点。参与此次探讨的学术界专家之多、发表论文与专著之丰富，诚为罕见。这一研究热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时至今日亦不断有新论出现。⁽¹⁷⁾帛书易学的研究及帛书易本身的学术价值，弥补了在传统易学研究中所遇到的资料不足，并对易学史研究中所遇到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反思路径，对当前易学研究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林忠军先生在1995年曾撰文指出当时对帛书《易传》研究的不足，如当时尚未有人对帛书《易传》作以系统地诠释。⁽¹⁸⁾时至今日，对帛书《易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廖明春先生于2009年新汇编的《帛书〈易传〉研究论著目录》中收集到了290篇相关研究成果。

4.“科学易”的展开

这一时期的易学发展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科学易”在延续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成果陆续推出。⁽¹⁹⁾从事这一方向研究者，多有理工科学术背景，他们把《周易》的发展视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分支，力图站在科技史的角度来探究易学与科学的关系。“科学易”的研究，一方面把传统易学的发展与古代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结合起来考察；另一方面，通过对传统易学与古代自然科技史的研究，在梳理中国自有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同时，也试图为传统易学与现代科技的发展找到一个结合点，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对于前者，传统易学尤其象数易学思想，是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沉淀、发展而来的，它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对历史上与数学、天文历法以及道教中的丹道修炼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与数学与天文历法的关系，几乎是一体发展的，难分彼此。因此，站在这一角度上探究传统易学与科技的关系意义重大。在传统易学与现代科学的研究方面，为传统易学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如其阴阳互根、对待转化的哲理思想以及象数思维模式。

“科学易”的出现与发展，为易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更为宽阔的研究领域，为易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精神。但是，“科学易”的发展过程出现了一些将易学思想与现代科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牵强附会的比附现象，甚至出现了用复杂的现代数学或物理公式论证一般易理的倾向，近而导致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或用复杂方法证明简单命题的现象，这是“科学易”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应予回避的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科学易”的发展出现了相对缓慢的迹象。⁽²⁰⁾

5.值得关注的两个方面

另外，这一时期易学发展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一方面，易学独具特色的象数模式与思维，也使学者尝试从逻辑视角切入对传统易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传统象数易学的研究，如冯契、朱伯崑、周山先生的研究，为传统易学与逻辑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²¹⁾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大陆易学研究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重镇，以北京大学朱伯崑先生为首的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与以刘大钧先生为首的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前者以已故的朱伯崑先生为代表，汇集国内外知名易学研究专家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陆续举办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易学专题会议并陆续出版了《国际易学研究》系列易学研究专题论文集。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当代易学专家刘大钧先生为首，组织一批中青年易学专家与学者，对传统易学尤其象数易学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自2000年以来该中心陆续推出了大批高质量的易学专著与专业论文。同时该中心还承担了多项国家级易学科研项目，相继举办了多项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易学研讨会，该中心所主办的学术期刊《周易研究》为汇集国内易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对推动大陆乃至国际易学研究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新世纪之初的易学研究与展望

进入崭新的21世纪，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提高与经济文化的总体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展开，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期。这期间，传统易学的发展在延续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强劲势头，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易学研究更加与传统文化交互渗透，一幅在更宽视域里展开的易学研究图景正在慢慢打开，同时，新世纪的易学研究也被赋予了更为殷切的期待。

（一）新世纪之初易学研究的新气象

这一时期，易学研究不但更加深入和专业化，而且进一步摒弃了此前那种过于比附的应景式易学研究倾向，转而在各专业化领域展开积极有益的探讨。如这一时期，经学易中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受到关注、道教易学研究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易学与中医的关系受到关注、图书易学不断推出新研究成果、对易学史上的个案研究越来越多。诸种易学研究的新动向体现了新世纪的易学研究者更加宽阔的研究视域、更加多样化的研究方向、更加专业化的研究方法、更加深入化的专题取材，从而昭示了易学研究更加繁荣的新气象。

以哲学视角展开对经学易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易学研究的一个新特点，这标志着站在传统哲学的高度上易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专业论文为最，如王新春《虞翻易学旁通说的哲理内蕴》、《哲学视野下的汉易卦气说》、林忠军《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向》、李尚信《孟喜卦气卦序反应的思想初论》、高瑞泉《义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郑万耕先生的《试论宋明易学中的太极动静观》、张其成《象数思维方式的特征及其影响》等。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以哲学为视角对传统经学易的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

这一时期，道教易学研究成果的也不断出现，易学与道教文化的关系受到学者不断关注，这是易学研究的一大新气象。詹石窗先生2001年的新作《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即是在探究易学与道教文化的关系方面的新成果。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医养生学与易学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学术界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如张其成先生的《易学与中医》等专著。这些专题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易学研究更加专题化、深入化。这一时期易学研究不断专题化和深入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图书易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²²⁾如李申先生的《易图考》、张其成先生的《易图探秘》、郭彧先生的《易图讲座》、李尚信、施维先生整理的《周易图释精典》等，这些相关易图研究成果的出现也标志着易学研究在专题研究方向上更加深入化、细致化。

同样，体现易学研究深入专业化研究的新成果还表现在这一时期对易学史上个案的研究逐渐增多。最能体现这一新动向的是山东大学易学与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近年来陆续推出的易学研究新作。如该中心推出的《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对历史上各个时代较有影响的易学著作进行整理与探究；同时，该中心研究成员推出了一系列易学专题研究领域里的新成果，如刘大钧先生的《今、帛、竹书〈周易〉综考》、林忠军先生的《周易郑氏学阐微》、陈居渊先生《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等，而在此前的1999年王新春先生的《周易虞氏学》则已在台湾出版。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标志着大陆易学研究的高度专业化，同时，也体现出大陆易学研究的一个新迹象——即随着大陆易学研究与港台地区易学研究的不断交流，在易学研究的专题化领域大陆易学研究与港台易学研究更加深度融合。⁽²³⁾

（二）对新世纪易学研究的期待与展望

易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足，笔者总结为四点：第一，对《周易》哲学研究缺乏系统深入的哲学探讨；第二，传统易学的研究与当代哲学的研究尚未融合，尤其当代新儒学的研究；第三，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缺乏一种站在不同文化立场上展开对传统易学与西方文化哲学比较研究；第四，对传统易学经传的诠释没有较大的突破与创新。前三个问题一定程度上属于传统经学易研究领域里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属于跨文化研究与比较领域里的易学研究问题。尽管易学研究在当下这些表现出以上几方面的不足，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易学发展能够弥补以上不足，并有更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因此，在以上四个方向上取得更新研究成果，也是我们对易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展望与期待。

对《周易》哲学研究缺乏系统深入的哲学探讨这一问题，随着学术界近年来对易学史上个案的研究及对易学哲学个案探讨日渐深入，进而站在传统哲学的高度对易学作出系统的哲学建构是可能的，这也是时代文化与思想发展的必然。第二个问题，关于传统易学的研究与当代哲学的研究尚未融合，尤其当代新儒学的研究。这个问题涉及了当前传统哲学研究者如何对待传统易学的问题。在儒家视域里，《周易》被视为群经之首，历代不乏通过阐释易学来构建新儒学的儒家学者，在这方面，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对易学的阐释与对易学思想资源的吸收即是一例，熊先生深究佛儒，以儒为归，以大易学之道摄佛归儒，进而对新儒学的本体论、体用论以及心性理论展开了新的建构与诠释。此种哲学气度，开一时代哲学之风气，同样借助易学诠释、建构新儒学的还有马一浮、牟宗三等现代儒学大师。反观当下，以这种气度与视野展开对传统易学研究者，却不多见，而当下，新儒学的研究在呼应时代主题的同时，却较少有向传统易学思想这一儒家活水源流来寻找思想资源的。⁽²⁴⁾当下易学研究与时下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发展进一步融合，以儒学研究为大易哲学注入活力，以易学诠释来构建新儒家哲学，并为儒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源源不断的提供思想资源，这是新世纪我们对传统易学的新期待、新展望。至于第三个问题，随着中西文化哲学交流的加剧，传统易学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以及其与西方文化与哲学中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的差别也开始为学术界所关注，结合当下易学研究的新动向，在这方面的新研究成果应会逐渐为学者关注并展开探究。第四个问题，关于对《周易》经传的诠释理路上期待创新，则涉及了传统经学易的诠释与发展方向问题，即如何立足于中国传统经学的注经经验，结合西方诠释学理论对《周易》经传作出深入全面的诠释，进而建构起新时代的易学诠释学。当代学者潘德荣先生近年提出“经典诠释学”，即主张在兼取西方本体论诠释学的理路与中国传统解经传统中的经验，并借鉴西方方法论诠释学进而超越西方现有的本体论诠释学与方法论诠释学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格局，对文化传承中的经典（而不仅仅限于文本）进行此在意义上的全面诠释。⁽²⁵⁾在传统易学经传诠释理路的创新与突破上，可以借鉴“经典诠释学”这一主张，即打破现有注经模式的缠绕，将传统易学的注经实践经验与西方诠释学理论相结合，站在诠释学高度上理性、系统的诠释传统易学，这样一方面可以回避传统经传注释与阐发过程中出现的过于强调个体臆解而不见大易之道的偏失，同时也可避免对易理的诠释因过于强调形上的一面，而在具体诠释方法与理路走不出旧有的注经模式，进而影响了对易道在时代精神观照下的新诠释。从另一角度说，这也是在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对易学研究的新期待。

回顾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大陆易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结合当下社会文化发展日益多元化、学术研究环境更加宽松自由——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中，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新世纪的易学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和更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尤其是随着易学研究与时代精神的不断呼应与交融，会涌现出更多代表时代精神与传统意识的易学研究新成果，这也正是我们对易学研究的新期待。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注释】

(1)本课题为华东师范大学冯契基金资助项目。

(2)参见杨庆中：《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3)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前一段时间内，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到三四十年代的易学发展，出现了一个高峰期，这期间既有经学家对易学展开的深入研究，又有古史辨派与唯物史观派的易学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在当时已经颇具深度和广度，在整个近现代易学史上也是一个研究高潮。如经学大师章太炎结合西方进化论思想以卦序推演社会进化过程，同时援佛入易，以佛教唯识学阐发《周易》中的哲理，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易学思想；而同为近代经学大师的刘师培则侧重站在历史角度探究易学，进而易与史互参、以史证易；这一时期还有从象数学深入探究《周易》之学的学者，如杭辛斋站在象数易学立场上，主张以义理象数来会通古今中外之科学，尚秉和先生则立足象数易学，发挥《焦氏易林》之象学，评论古今论易之得失，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易学风格，其代表著作为《周易尚氏学》、《焦氏易诂》。另一方面，古史辨派与唯物史观派站在历史学角度上对《周易》展开了深度探讨，如顾颉刚先后发表的论文《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等，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与顾氏治史兼及治易的研究不同，李氏研究以易学为中心，从探讨《周易》的作者及年代到论易的性质及探究经传之间的关系等。郭沫若先生的《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产生》，注重利用《周易》卦爻辞中的史料来探究当时的历史背景，其《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则重在考证经传的作者及成书时间问题。古史辨派的易学观注重史料与文献，强调实证方法，对易学研究的贡献是具有开创性的，但同时因过于拘泥考证，而对传统经学易造成了冲击甚至是走上怀疑的道路，郭沫若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治易，确为易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大陆学者对易学的研究就是在这条路上展开的，但正如杨庆中先生在其《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中所指出的，因其是新尝试，则难免在结论或论证方法上存在错误或不严密甚至幼稚之处。另外，从这一时期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一些儒家学者站在儒学立场上通过阐发传统易学来构建新儒学思想，如熊十力、马一浮、牟宗三、方东美等儒家学者。他们或视易儒一体，或将易学当作阐发自己新儒学思想的一种资源，在近现代儒学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深刻影响。

(4)杨庆中先生在其《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中，把这一时段的易学研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研究热潮，笔者认为，这一时段易学研究虽然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居有重要意义和地位，但是这段时间在易学研究领域鲜有对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易学成果，其间虽有像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这样的研究成果，但此书真正出版时间是在1979年。基于此，笔者以为将这一阶段易学研究称为一个高潮似乎还谈不上，因为这一时段讨论的多数问题尚属于易学自身的基本问题，缺少具有开创之功的易学研究成果，这归于此一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

(5)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易学探讨，杨庆中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第四章与林忠军先生的《近十年来大陆易学研究述评》（1995）一文均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6)这一现象的背后显示的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思潮更加多样化，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日渐关注自身的存在，他们对术数易学的关注，实际上是社会个体对自我生存与命运的一种深层追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7)该书于1986年出版后多次再版，最近于2007年又出增订本，增加了作者在占有最新出土资料基础上的新成果，如帛书《易》、战国竹简《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8)当然，其间朱先生对道教易学考察不在此列。

(9)相对于大陆，台湾地区对易学史的研究则在时间上早于大陆，如高怀民先生从1970年以来陆续出版其易学史专著《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宋元明易学史》等，徐芹庭先生的两卷本《易学溯源》及其后的《易图溯源》，简博贤的《魏晋四家易研究》等都是易学史方面的力作。此类著作近年来已在大陆陆续出版。

(10)早在此前的清代，对易类著作的提要已经面世，如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中已有历代易学著作的评述。

(11)《历代易学名著研究》确切地说并非易著提要类著作，而是针对易家专著专题研究，放在此处探讨，意在展示学术界对历代易家思想及其易学专著研究的新动向。

(12)杨庆中先生则称前者为“人文易”，后者为“易学哲学”。

(13)1978年12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吉林长春召开第一届会议，张政烺先生在会上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发言，论证这种“奇字”是由五、六、七、八构成，即由老阴、少阳、老阳、少阴四爻构成的“卦”，并且属于六爻组成的“重卦”，认为它为周文王重卦的历史传说提供了实证，并把这些“奇字”按数的奇偶译成《周易》，卦形，第一次揭开了长达800多年的“奇字”之谜。

(14)继张政烺先生之后，对数字卦展开探究的有李学勤先生的《周易经传溯源》一书、张亚初、刘雨先生的《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几个问题》一文、张立文先生的《帛书周易注释》、潘雨廷先生的《易学史发微》等均对数字挂展开探究，并取得了可喜成果。

(15)参见周山：《解读周易》，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11页。

(16)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土的帛书《周易》，是迄今能见到的、较早亦较完整的《周易》古本，包括《周易》六十四卦和《易传》两部分，因其六十四卦以不同于今本《周易》中卦序的排列方式和异于今本卦爻辞的文字和《易传》内容，且史书写在缣帛上，因此又被称为“帛书《周易》”或“帛书易”。

(17)易学界名家几乎都在对帛书易学研究进行过探究，如朱伯崑、余敦康、张立文、刘大钧、林忠军、李学勤、楼宇烈、韩仲民、廖明春、王葆玹、王博、邓球柏等者均推出了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帛书易注方面有张立文《帛书周注释易》、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较有影响。

(18)见林忠军：《近十年大陆易学研究述评》，《文史哲》1995年第5期。

(19)科学易的研究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在90年代陆续出现，本文考虑行文方便而将这一问题放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探讨。

(20)科学易的兴起与发展，以董光璧先生为代表，其代表性著作有《易图的数学结构》、《易学科学史纲》、《易学与科技》。

(21)冯契先生《〈易传〉的辩证逻辑思想》一文发表于《周易研究》1991年第4期，文中阐述《易传》的辩证逻辑思想的同时，也涉及其与中国古代辩证逻辑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朱伯崑先生将《周易》的逻辑思维分为三种：即分类思维、类推思维、形式化思维；周山先生则着眼于《周易》的类比逻辑展开研究，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论文《〈易经〉与中国的类比逻辑》、《〈周易〉与类比推理》、《〈周易〉：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等。

(22)图书易学，在宋儒即开始探究，如邵雍、周敦颐等人，借“图佐说之不足”，力图用易图来将幽玄难明的易道、易理讲清楚，但这遭遇了赞同与否定的两极态度。肯定者如朱熹等大儒主张象数义理不二，易图亦是易理的展现，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到了清代，清儒黄宗羲、顾炎武、胡渭、毛奇龄等人，指斥其为臆造或道教黄冠者流，并否定其内在的易理。近人尚秉和先生则根据对西汉《焦氏易林》的研究指出，易图所含先天易学及相关象数与义理古已有之，从而站在历史高度上肯定了易图学的合理性。

(23)中国港台地区的易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的易学研究，其发展是在延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经学易研究理路进一步展开的，其间最为瞩目的是经学易的研究。随着近十几年来两岸易学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大陆和港台尤其是台湾地区的易学研究开始共同进入高度专题化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双方研究者不断推出易学专题研究成果，同时对易学与当代哲学所共同面临的新问题也展开共同探究。

(24)关于易学研究为当下传统哲学尤其是当代儒学的发展提供新鲜活水这一问题，今人虽有一定研究成果并在这一方向上作出示范，如前文提及的余敦康先生的《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与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构想》，但相比熊十力、马一浮、牟宗三等现代儒学大师，则仍需更大的努力与更新的研究成果。

(25)有关潘德荣先生“经典诠释学”学术观点，详见其《从本体诠释学到经典诠释学》一文，《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