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现成自在

一　良知现成自在

王艮于王阳明居越后从学王阳明，此时王阳明已揭致良知宗旨，学术也已由收敛转为发散。王艮以其高远之意气、倔强之性格，又得王阳明面授晚年熟化思想，所以，他主张良知现成。他说：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见，便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良知一点，分分明明，停停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圣神之所以经纶变化而位育参赞者，皆本诸此也。（《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这里“无极而太极”，无极即空寂无一物，即此句中无所向，无所见。太极即理，即良知。心中空寂无物，良知便自然涌出，不用安排思索。分分明明是说它的存在与作用是明显的，不是朦胧难寻的。停停当当是说它当下具足，天然是中。修养功夫便是心思凝一，无指向，无欲念，使良知自然显现。这一点继承了王阳明的“无中生有”，与王龙溪万缘放下，任先天心体流行的思想十分接近。

功夫既在“无极而太极”，一切后天对良知的修养皆无处着功，即使庄敬持养这些理学中常用的修养法门也属多余：

问庄敬持养功夫，曰：“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识得此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庄敬；即此常存，便是持养。不须防检。不识此理，庄敬未免着意，才着意便是私心。”（《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这里王艮的功夫，明显吸收了程颢“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的方法。王艮所识的良知，同时也就是性，也就是中。它们与宇宙根本法则“道”是同一的。良知本自现成，人人具足，修养的关键在识得良知自在，保养不失。保养良知就在于还它自然自在的本来面目，才要庄敬，便不自然，便是起意，起意便是私心。在王艮这里，良知时时精明，时时活泼，不用私意安排：

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则通之，何尝缠绕。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这是说良知不仅是存在，也是活动，它的活动与自然的规则和韵律一致，无有丝毫隔碍。良知表现为思的时候，这种思也是与自然的规则和韵律吻合为一的，这就是“自然天则”。在王艮这里，良知有体有用，其体即性、道、中，其用是思，是觉。良知本体在内容上是天理，在表现形式上是自然、自在。良知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王艮与弟子的一段问答，明确地显示了这个意思：

或问：“天理良知之学同乎？”曰：“同。”“有异乎？”曰：“无异也。天理者，良知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为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

圣贤与百姓的区别，就在于圣人自觉此良知，安于此良知。贤人去欲复理，追求此良知。一般人则“日用而不知”，待先觉教化。但教化亦只是指出，百姓之良知与圣贤之良知本来相同。所以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即道”是他对于良知以上看法的一个自然结果。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是说，百姓日用常行中体现出来的不假思索，不用安排，自自然然，简易直接的方式就是道，道与事物的自然律则为一；第二方面的意思是说，圣人之事即百姓日用之事，圣人之道就是百姓穿衣吃饭。这两个方面的思想皆来源于王阳明。王阳明曾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又曾教导弟子：“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传习录》下）在王阳明这里，“与愚夫愚妇同”，从形式上说，良知人人皆有，天然完足，虽愚夫愚妇不少亏欠，愚夫愚妇的良知与圣人的良知同。从内容上说，所谓良知天理，无非百姓日用常行之事。讲学讲百姓日用常行，就是讲天、道、性、理等玄妙高深的道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对王阳明以上两个方面的思想都有继承：第一个方面，导出他良知当下即是，无须深究远求；第二个方面，导出他以教化俗，从精英文化转向平民文化的道路。

如前所述，王艮认为，所谓道，所谓理，表现为人心之良知，良知与万物中体现的理则是一致的，在日常行为上，良知表现出不假安排，当下即是，一呼便出，不用思索安排的形式，一有思索安排，便是转念，便是拟议，便不自然，《年谱》说：

先生言百姓日用是道，初多不信。先生指童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之则，至无而有，至近而神。（《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

人的日常行为，由多次重复而形成一套最合理、最简易、最省力的反应模式。这种模式因熟化而忘却具体反应过程，往往有不假思索，当下完成，而又合规律合目的的特点。王艮正是把这一点作为良知。顺帝之则，指它的合规律性；至无而有，是说它不识不知，一触便应；至近而神，是说它虽是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情，但有与形而上的道一致的神妙品格。邹德涵语录中的一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个意思：

往年有一友问心斋先生云：“如何是‘无思而无不通’？”先生呼其仆，即应；命令取茶，即捧茶至。其友后问，先生曰：“才此仆未尝先有期我呼他的心，我一呼之便应，这便是‘无思无不通’。”是友曰：“此则满天下都是圣人了。”先生曰：“却是日用而不知，有时懒困着了，或作诈不应，便不是此时的心。阳明先生一日与门人讲大公顺应，不悟。忽同门人游田间，见耕者之妻送饭，其夫受之食，食毕与之持去。先生曰：‘这便是大公顺应。’门人疑之，先生曰：‘他却是日用不知的，若有事恼起来，便失这心体。’”（《明儒学案》第354页）

童子捧茶，一呼即应，不假思索，前不拟议，后不滞留，这正是其良知现成自在当下顺适处。农夫耕田，其妻送饭，食毕将盛饭之器还于其妻，其妻持之还家。这都是自然简易不用思索安排的。所谓良知，就是这种现现成成、自自然然的东西，不用矫饰，出之便合天则。

王艮的这一思想，与禅宗的“平常心是道”、“无修之修”非常相像。现在没有材料说明王艮曾涉猎过禅宗，他的著作中也没有评论禅宗的文字，这可以说是他的下层劳动者的经历和自学成材的方式使然。这一点不同于阳明弟子中王龙溪、聂豹等具有学者气息的人。但王艮亲炙阳明甚久，阳明的禅学思想也间接地影响了王艮。这一点不容忽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如果舍掉其中“道”与理的成分，只就良知的反应形式着眼，确实难辞禅宗“作用是性”之评。所以，黄宗羲说泰州龙溪“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明儒学案》第703页），并非无由而发，也不单指泰州后学。

王艮的良知自然现成的思想，对他的后学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儿子王襞和门弟子徐樾。现成良知之义经王艮强调，王襞、徐樾、罗汝芳推阐，发展了人性自然现成这个方面，至明末与市民阶层兴起而带来的人性解放趋势合流，逐渐演成一股自然人性论的强大思潮，其中“百姓日用即道”浚河导源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