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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与明代关中学者

时间:2022-08-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四 薛瑄与明代关中学者关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一支,关学的创始人张载苦学精思,穷究天人性命,其学以躬行礼教为特点。从北宋至明代中期,关学虽不至断绝,但其中无有力人物。故尚不足以称为“关学”,姑以“关中学者”称之。据王盛撰《薛文清公书院记》所列薛瑄门徒及从游学子,其中有关中士人十数辈,但无以学鸣者。《明儒学案》所载能传河东之学的关中学者,首推张鼎。

四 薛瑄与明代关中学者

关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一支,关学的创始人张载苦学精思,穷究天人性命,其学以躬行礼教为特点。张载死后,弟子星散。关学逐渐式微。弟子中有数人东入洛阳,从二程问学。从北宋至明代中期,关学虽不至断绝,但其中无有力人物。明代成化、正德之后,王恕、薛敬之、吕柟等,播声光于关中,虽无张载之盛,亦岑寂中一响。需要说明的是,宋代张载的关学,其弟子学风大致相近,师徒授受,学说传承,有学派的规模。而明代关中学者,仅以其皆为陕人,其仕宦及学术活动,皆主要不在关中,且无大致相同的学术宗旨和相近的学风,也无明确的师承关系。故尚不足以称为“关学”,姑以“关中学者”称之。据王盛撰《薛文清公书院记》所列薛瑄门徒及从游学子,其中有关中士人十数辈,但无以学鸣者。《明儒学案》所载能传河东之学的关中学者,首推张鼎。张鼎为陕西咸宁人,成化进士,仕至户部右侍郎。少年时从父任职蒲州,因得及薛瑄之门,终生恪守师说。薛瑄殁后,张鼎为他搜集校正《文集》。张鼎之后有段坚、张杰、周小泉、薛敬之等人,皆学有所得。后学中较著名的是吕柟。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正德进士,官翰林修撰、国子祭酒等。吕柟在南京九载,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海内学者大集,环而听者前后几千余人”(《关学编》卷四)。《明儒学案》也说吕柟“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明儒学案·师说》),著作多种,最著名的是《泾野子内篇》,是他各个时期讲学语录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

吕柟之学,以朱子学为主,并继承了张载注重践履的特点。他曾与学者讨论为学之方,以格物致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为为学大要。他反对王阳明良知之学,认为致良知三字太笼统,应遵从朱子为学之方,格致诚正步骤秩然。格物穷理为功夫第一步,积学既多,意才可以诚。但他对于格物的内容,与朱熹看法不同。他认为朱熹的格物,内容太泛,容易造成学者注重格物,忽视诚意,只在知识上着眼,不能时时关涉身心修养的弊病。吕柟强调,格物之物,必是切于身心修养的,并且要在礼乐的陶养中进于道,他提出:“须将圣人言行,一一体贴在身上,将此身换做一个圣贤的肢骸。故今置身于礼乐规矩中,是不负父母生身之意也。”(《明儒学案》第151页)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张载“躬行礼教”,着重践履学风的影响。

吕柟也非常注重慎独,他认为慎独是人不知而己独知处,装缀矫饰作伪等一点也掺合不得。慎独是积累心地功夫的最切要方法。慎独可以包括朱熹“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二样功夫。《语录》问:“戒惧慎独,分做存天理遏人欲二件看,恐还不是。”先生曰:“此只是一个功夫,如《易》闲邪则诚自存。不但未与事物接应时是独,虽是应事接物时也有独处,人怎么便知?惟是自家知得。这里功夫却要上紧做。”(《明儒学案》第149页)“存天理”即静时涵养,“遏人欲”即动时省察。而慎独是一个功夫,可以包括这两个方面,人欲遏时,即是天理。慎独是心髓入微处的功夫。

在知行问题上,吕柟主张知行二者不可偏废,先知而后行。他认为,宋明诸大儒所教修养方法,似偏于知,当以行字为之补救。他说:

人之知行,自有次第,必先知而后行,不可一偏。傅说曰:“非知之艰”,圣贤亦未尝即以知为行也。周子教人曰静,曰诚,程子教人曰敬,张子以礼教人,诸贤非不善也,但亦各执一端。(《明儒学案》第142页)

这里虽然说的是道德修养方面的知与行,并不是理论上知和行的关系的讨论,但他有一明确的看法,这就是先知后行,知行并重。这里先后只表示具体知行中的次序,并不是说价值上的主与次、轻与重。明代哲学多讲心性体验,知行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不为所重。故吕柟亦仅泛泛提及而已。与他知行并重的见解相应,在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关系上,他反对张载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的说法,主张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相辅而行。如他的学生问:“张子何以言‘不梏于见闻?’”吕柟回答:“吾之知本是良的,然被私欲遮蔽了,必赖见闻开拓,师友夹持而后可。虽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观俯察。……殊不知德性与闻见相通,原无许多等第也。”(《明儒学案》第140页)就是说,知识是道德修养的辅助,知识的作用在唤醒心中本具的德性良知,而且从根本上说,二者是同一的。这可看做对张载偏重于德性之知的纠正。总之,吕柟是一个持守程朱学说的学者,并且承续张载关学之流风余韵,没有大的创获。他的弟子在南方者居多,他们受阳明学的影响亦在所难免。

河东之学学风平实,而于平实中见精彩,非如王门后学中一些人一意求新,高自标榜,讥河东之学为“未见性”。后来东林学者高攀龙说:“薛文清、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后人或浅视之,岂知其大正在此。”(《会语》,《高子遗书》卷五)黄宗羲也说:“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明儒学案》第109页)这都是从纠王门后学的偏向着眼,赞扬河东之学平实无奇,与王门学者的评论自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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