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学科建设与高校的思政教育

二、哲学的学科建设与高校的思政教育、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

思政教育、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是高等院校公共基础课设置的导向和目标。由于哲学“诸学科之母”的性质，它与这类公共基础性教育有着方方面面的关联，其自身的学科发展也受着公共基础课程设置政策的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学科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国家有意识地用某种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在校学生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施加影响，使他们形成具有一定政治素养和思想品德的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各级学校教育中都存在，但由于青年阶段处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决定性时期，又因为高等院校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所以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指的就是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教育落实在课程层面，就是高校的政治理论课，也称为“两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高校开设政治理论课程，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之一。从历史上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对政治理论课一直有着明确的开课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更是一个不变的常项，这一制度上的安排对于我国高校哲学学科的建设产生了种种影响。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的哲学科研和教育基本上是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来展开；为了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广泛普及，理论联系实际一直被作为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等等。由于篇幅限制，同时也为了避免内容重复，以下将选取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来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对哲学学科建设的具体影响。

1951年9月，教育部向各高校发出指示，要求“各系主任拟定本系教学计划时，应把思想政治课目作为业务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业务课统一计划”，并由学校教务长负责组织、监督、检查。自此，政治理论课同其他专业课和基础课一样列入了整个教学计划，成为高校各种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但当时各地高校的政治理论课所包含的具体课程、教学内容、课时等并不统一。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在1954年高等教育部专门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肯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开设政治理论课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案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4门政治理论课。后来这一方案在1956年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加以确认和推广，其中规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属于哲学系业务课。这就意味着这门课程的建设，将由哲学系或是由具有哲学知识背景的教师来承担。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核心课程的认可，以及对人大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经验的肯定，导致了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科建设上，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院系大调整，使得全国只有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门类齐全，但却独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力量。原因不难理解，国民党时期的哲学系中不允许有这种研究。因此，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前研究格局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一个“旧”的哲学系，社会主义中国要有自己的哲学系，而这个哲学系便设在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旨在改革旧的高等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典型的特殊的大学中。在树立典型的目标决定下，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培养政治理论和政法财经方面的教师。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翻译和编写教材，从1950年成立到1957年，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主编和参编的讲义和教材达100多种，其中哲学类的就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自然辩证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俄国哲学史”等。

这一工作使得中国人民大学的理论教育工作者受益良多。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肖前就接受了苏联专家的培训，并作为助手辅导哲学研究班学员。多年后回忆这段岁月时，肖前感叹到，自己一生最值得庆幸的两件事之一，便是当时遇到了苏联专家凯列老师。1956年，在原先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立。从其组成不难发现，哲学系成立之初，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主要教学任务是培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教师。1961年，国家组织统编教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编写组组长为艾思奇，其主要成员不少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包括肖前、李秀林等。同年，新中国第一部自己编著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版，编撰该书的目的就是“高等学校的哲学教学需要”。事实上，该书是“文化大革命”前流传最广的高校政治理论课哲学教材之一。此外，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培训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等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为各高校培养了无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通过参与这些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成长起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研究工作者，形成了一个团队，这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的首批哲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向的两个博士点中就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导师为肖前。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继续保持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的领先地位，而且学科建设特点逐步形成，并得到了公认，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力量强大、研究深入，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普及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坚强阵地。

总的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特色的形成，与当初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推广“人大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它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学科建设起到重要导向作用，其后它以其特殊地位获得苏联专家帮助，担负的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培训教师、编写教材等工作，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不断添砖加瓦，最终造就了这一办学特色。

（二）通识教育、人文教育与哲学学科建设

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是在“文化大革命”后高校公共基础课程设置中提出的教育目标。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等教育一方面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得到回复，另一方面新形势下的高等教育实践也促使人们开始对以前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反思。原先那种“苏联式”的办学模式受到质疑和批评，具体体现在人才培养中过分强调专业，在中学打基础时就文理分科，进入大学又演变为文理分家。踏上工作岗位后，毕业生的工作适应能力差，灵活性不足，创造力不够，闹出了理工科学生不会起草文件、文科学生不会开电脑等的笑话。由此高等教育界开始呼吁拓宽基础、淡化专业，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强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使理工科学生掌握人文知识，文科学生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通识教育”的“通”就是沟通、汇通、贯通的意思，就是要把各种知识在整合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并使用起来。

应该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高等教育中偏科的现象更多地体现在工科学生中。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院系大调整就是以发展工科院校为指导，工科院系被独立成立高校。工科院校中文科教育缺乏，相对而言文理综合类大学中的偏科现象稍好一些。在1998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整体来看，通识教育是一个大概念，目的在于克服高校人才培养中的偏科现象，培养具有完整知识结构的学生；人文教育则是其中针对理工类的偏科现象进行的通识教育的要求。进而可知，通识教育对哲学学科建设的影响，也就是体现在针对理工科学生的人文教育对哲学学科建设的影响上，因为针对文科学生提高其科学素质的通识教育的任务，往往是由理工类系科来担任。

对人文教育的强调，对哲学学科建设的影响基本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人文教育的开课要求中，除了对哲学基本原理进行介绍外，还要求对各种哲学门类、各个哲学派别有所涉及。例如不少学校的公共基础课程中就包括了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原理、西方古典哲学等课程，这就给哲学系研究方向的多样化提出了一定的外在要求，迫使高校的哲学学科建设要走一条多领域全面发展的道路。其二，由于人文教育必须凸显一定的民族性，必须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进行阐述和讲解，加之近几年来社会上形成的国学热的推波助澜，一些大学的哲学系，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都成立了国学院，加强了对传统思想的研究。这一方面反映出高校人文教育在教学资源上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文教育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古典思想在哲学学科建设中重新受到重视，成为一个新的生长点。其三，人文教育一方面主要针对理工类学生，另一方面这也反过来促进了哲学的跨学科研究的开展，这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上体现尤为明显。例如清华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借助其理工类院校的背景优势，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不同科学技术领域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有趣的是，这些合作的开端往往是始于该所老师为理工科学生开设的科学技术哲学原理的公共课上。这其实是在教学相长效应带动下，哲学的学科建设所获得的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