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自身文化

一、反省自身文化

要立于现代而复兴儒学，首先要反省自身文化。对牟宗三而言，这种反省一个无法缺失的参照系即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三百年来的参照尤其重要。他曾深为感叹地说：

清代三百年是中国民族最没出息的时代。在明亡之时，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仍很优越，西方在十七世纪以前，无论科学技术、哲学、艺术均不及中国，至少并不高于中国。可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技术、哲学、艺术大大地发展了。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出技术科学，掀起工业革命。牛顿以前的西方科学是纯理科学，此时又有技术科学的新发展，于是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至今西方科学早已取得领导世界的地位。政治方面，有人权运动。宗教方面，有宗教改革。可知十七世纪后的西方在文化各方面，都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是一个开展畅通的时代。反观中国此时，沉沉昏睡，民族生命歪曲了、衰弱了，逼使考据学得到畸形的发达，而文化生命亦歪曲了、迷失了。因此，在清末西方列强相继侵略之时，显得不堪一击。中国的文化生命民族生命的正当出路是在活转“生命的学问”以趋近代化的国家之建立。中国第一次面对西方，是在南北朝隋唐时代，面对的是印度的佛教文化(对中国说，印度亦可说属于西方)。而现在第二次面对的是西方的科学、民主与基督教的文化。科学与民主，尤其是民主，是近代化的国家之所以为近代化者。我们须本着理性、自由、人格尊严的文化生命来实现它。科学，须有求知的真诚来引发。这两者虽在历史上首先出现于西方，然我们之作此，严格言之，实无所谓西化，尤其无所谓“全盘”。就算是因它首先出现于西方而属于西方，亦只算是先进后进之别，我们借鉴它，学习它，仍然是各自作各的本份内的事，不能算是西化。^[3]

这段十分重要的话，代表了牟宗三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他之所以不赞成提“西化”，实乃因民主、科学、自由、人格尊严等等，都具有人类普遍性特质。此中尤为重要者，在他极为大胆地提出了文化的“先进后进之别”，故学习西方是“本份内的事”。这里我们仅举其对黑格尔评价之一例：“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里面从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即从宪法处，说中国文化发展的缺陷，却说的很对。其他都不对。黑格尔说中国人没有主观的自由，没有主观的自由就是没有个体的自觉，所以不是一个公民，公民的意义没有出现。中国人有天民、黎民、庶民、羲皇上人，没有公民。公民有义务有权利，每个人是个个体，有权利，同时有义务。权利就是那些基本人权，这是个现代化的观念。西方近三百年的文化就是创造这个，就是自由民主，这贡献很大。”^[4]如此立于“现代化的观念”来评价西方人权的创造性贡献，如此强调个体、强调“公民”的现代意义，这在新儒家中实属罕见。基于此，牟宗三还深论道：“黑格尔说中国人没有‘主观的自由’。什么叫‘主观的自由’，就是通过个体的自觉，你那个自由才能显，不通过个人的自觉，那个自由摆在那里，永远不能和我们面照面，那就是潜伏在那里。”^[5]这显然是在强调一种对自由的充分的个体自觉意识。值得一提的是，他用了“潜伏”的自由这一观念;既是潜伏的，当然是要你将其张扬出来。然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反省，导致他作出了这样的论断：

在东方通过大皇帝一切政治典章制度的合理的安排，在西方是要通过个体的自觉来奋斗争取的。……中国只有治权的民主，没有政权的民主，安排合理也没有用。这个自由光是合理安排没有用的，一定要通过每一个个体的自觉、奋斗，这样你才能成一个公民，……一定要成为公民，要成公民就要通过个体的自觉，就要有主观的自由，就是这个自由要面对我这个心灵的自觉而呈现。这个在辩证中就叫做“FREEDOM FOR ITSELF”。^[6]

前面用了“潜伏”这一概念，他似乎觉得不够;要说透，就须用上“未法律化的”概念，如其所说：“中国的百姓是在潜伏状态中的自由民，即是未法律化的自由民，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即不是有明确权利义务的公民。”^[7]自由与法律的关联，显现了牟宗三的睿智与深刻。

对此，他继续反省了中国文化：

历来儒者都不满意家天下，这问题尤其在亡国时特别明显，而一直得不到解决。君主专制虽由法家开出至秦汉大一统而完成，但在西汉二百年多年间，家天下的君主专制仍未成定型，至少在舆论、一般人的意识中尚未成定型。……但每至亡国时，尤其亡于异族时，这问题总会出现，因为家天下究竟是不合理的。讨论这种问题要靠理学家、思想家，文史家是不行的。……一如现在我们反省中国的文化。以前曾屡屡次次反省，可见这是个高级的问题。^[8]

但时时反省仍是必要的，特别在文化转型期尤其如此。牟宗三显然看到：“理学家向往三代的王道，顾、黄、王批驳家天下，但却又想不出表更好的办法来，由此可见政治形态想向前进一步是非常困难的。从尧舜到夏商周三代是贵族政治，经过法家的工作而成为君主专制，一直维持到辛亥革命。”^[9]可想而知，政治形态的转型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极其困难的。难能可贵的是牟宗三对法家对社会转型开出的政治格局评价甚高：“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三个主要关键：第一个是周公制礼作乐;第二个是法家的工作完成了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的转型;第三个是由辛亥革命到现在所要求的民主建国。由此可知法家的工作及其所开出的政治格局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因此需要仔细的了解。”^[10]法家开出的政治格局是“废封建，立郡县”，牟宗三以为这是法家配合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之转型要求而完成的。法家人物在他看来，有很强的现实感，因而能够担当时代重任。

以中西比较的视角来反省中国文化，使牟宗三在总体上希企建构新的“文化生命”系统来面对现代中国的问题。而对待中国文化前景，他似乎比其学兄唐君毅更为乐观，唐氏有更深痛的“花果飘零”之感;而他看好中国文化历来就有的“高度融摄能力”。他乐观地说道：“在积极的进取方面，中国民族具有独特的优点，那就是消纳外来思想外来文化的高度融摄能力，从而我们亦可说中国是一大海绵，仿佛对什么都能吸收接受。试看人类的历史，有哪一个民族真能如此?中国二千年来的历史正好比长江出三峡。弯弯曲曲好像总在郁闷着。然而实可说是大酝酿。一出三峡，便直通大海了。”^[11]此中实有一种大气魄涵盖其中，更有一种乐观精神通贯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