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道教的概况

第一节　隋唐时期道教的概况

隋唐五代是道教的发展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相继出现，道书的编辑和研究日益增多。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道教自身的原因。道教内部各个学术派别，如南、北天师道，上清，灵宝，净明，茅山等派随着隋的统一，在学术上也逐渐合流。同儒学和佛学以南学为主、统一南北学术的情况相似，道教在思想体系上多数继承了南方陆修静、陶弘景一派的法统。由于学派的统一，就加速了道教封建化的过程，建立了和封建制度相适应的教职制度。以道士为例，在阶次上分为六阶：①天真道士；②神仙道士；③山居道士；④出家道士；⑤在家道士；⑥祭酒道士。从道行高低上分有三号：①法师；②威仪师；③律师。从职务上分：有方丈、住持、监院等。从尊贵上分：有先生、真人、天师等（参见：《三洞奉道科戒》）。这样严密的组织，弥补了道教在发展规模和人数上的不足。尽管在唐代只有宫观（道教的庙宇）1900余处，道士15，000余人（见杜光庭：《历代崇道记》），其人数还不及佛教的1/20，但道教仍能在当时的思想界占据重要的地位，与儒、佛并立而成鼎足之势。

就道教的理论而言，由于经过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之间的辩论和交流，唐代的道教学者进一步吸收儒学和佛学的思想资料，用以充实自己的体系，在宗教的形式下论述了若干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例如，他们中的多数人都研究了万物生成的理论。这个问题，从唐初到中唐以前，除佛学外，儒学议论不多，有时也是重复过去的一些说法。唐代的道教学者杂采《老子》《周易》等典籍，以“道”为本体，以阴阳五行为中介，以万物为阴阳五行交互作用的产物。阴阳五行产生万物的原因，据说是由于“道”具有“虚静”或“唯识”的性质，而认识“道”的方法是“当灭知见”，即摒弃感觉和思维。又如，唐代的道教学者比较重视对性命之学的研究。“性命”本来是儒学的古老命题，也是佛学议论的重要内容，在道教思想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一直到陶弘景的时代，许多道教学者还致力于宣传长生成仙的思想。后来可能由于道教的炼丹服药求仙不得，铅汞等物有强烈的毒性，服之辄死，就逐渐转变研究方向，从性与命方面来寻求保养之术。唐代的道教学者明确地把“道”（精神）和“形”（形体）作为区分“性”与“命”的界限，认为“性”是由“道”派生的，因而是没有形象可见的，“命”是由“形”所赋予的，因而是外在的显露的。因此，存养性命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内修外炼相结合，即根据所谓的“抑情养性”“主静去欲”“守静去躁”等原则，排除情欲对身心的干扰；运用道教传统的“守一”“行气”等方术，通过气功、导引、按摩等手段，保持身心健康。这些见解具有承前启后的学术价值。此外，唐代道教学者所讨论的道器、道气、形神、形气、体用、阴阳五行等范畴，也引起当代和后世学者的广泛兴趣。由此可见，唐代的道教思想已经进入宗教哲学的发展阶段，并成为宋代理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由于道教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大，遂使隋唐五代的许多封建统治者愈来愈重视和利用道教，奉行崇道政策，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予以贯彻。例如，隋朝的统治者虽大力提倡佛教，但并不排斥道教。隋文帝的开皇年号，就是取自道教经典中所谓“天地开劫”的年号之一。开皇二十年（600年），专门下诏保护佛教和道教，禁止毁坏佛、道二教的神像，违者以“恶逆”论处。据史书记载，隋炀帝也曾拜陶弘景的弟子王远道为师。大业年间，道士多以其术得到信用。

唐初更推崇道教，王室自认为是老子的后代。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时代道教徒更加显赫。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正式诏令“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唐代的宗正寺是负责管理宗庙陵寝和宗姓亲族的机构，这是唐代皇帝把道士和女冠当做宗室的成员。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开始设置玄学博士，招收生徒，令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又在全国各地建立玄元皇帝庙，画玄元皇帝像，而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像陪祀。杜甫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诗》说：“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扬。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这是通过赞美吴道子精湛的绘画技艺，描述了当时玄元皇帝庙内的显赫气势。天宝年间追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规定将此四子所著书列为真经。又设置崇玄馆，改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子为道德博士，以宰相为大学士，总领天下道院，开宋朝的先声。唐代许多公主嫔妃都喜欢入道做女冠，杨贵妃就曾经被度为女道士。朝臣中如贺知章等曾弃官入道。道士更被封官袭爵。在武宗时，因宰相李德裕崇奉道教，再加上道士赵归真的鼓吹，成为“会昌毁佛”的直接原因之一。

唐武宗以后的唐代皇帝，仍然崇奉道教。至于五代十国的帝王，也因袭唐代的风气，尊重道徒，兴修宫观，收集散失的道书，命道士宣讲道教经典，这对于道教的继续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隋唐五代，道教还向海外，主要是朝鲜和日本传播。日人山上忆良（733年卒）曾以《抱朴子》为主题作词咏歌。日僧弘法也曾于797年著《三教指挥》，阐述中国道教的黄白之术和长生成仙思想。《高丽史》也记载有唐初引入道教的史实。不过，道教在朝鲜和日本并没有像佛教那样形成独立的宗派。在朝鲜称之为“花郎”的组织就与道教有关，而日本的“山伏”（即隐伏山中修道的人，也叫做修验道的人），就是以道教和密教合流为内容的日本化的宗教（参见傅勤家《中国道教史》第14章）。

唐代的著名道士很多，从道流的出处来看，也有不同的类型，其中，致力于道教理论研究并能自成体系的，则以唐代的王玄览、司马承祯、李筌，五代十国的谭峭等人最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