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格物致知意义

第三节　《大学》古本是王学背离朱学的理论起点

宋代理学家在儒家经典中，他们阐释最多的是《四书》。自从北宋张载、程颢、程颐提倡《四书》，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之后，《四书》就成为理学的最基本的经论依据。但他们认为《四书》没有轻重之分，而是从不同的层面阐述“性与天道”这一主题的四部儒家经典。从程颢、程颐到朱熹的看法也大致如此，他们认为读《四书》有先后次序之分，要先读《大学》，以掌握修己治人的入门途径;次读《论语》，抓住理学理论的根本;再读《孟子》，以理解理学理论的发展;最后读《中庸》，以求得理学理论的精华所在(见《朱子语类》卷十四)。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中，《四书》都是平列的，没有孰轻孰重之说。

明中叶，随着心学的崛起，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就是王守仁从《大学》中发现了朱熹学术思想的软肋，使《四书》中的《大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当时学术界议论的热点，形成了一股以《大学》古本为主、融合《论语》《孟子》《中庸》的思潮。

所谓《大学》古本，是王守仁为了取代二程，特别是朱熹的改本而提出的关于《大学》一书的新概念。在宋代以前，《大学》一书有东汉郑玄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三国魏正始石经本等，这些注疏本都保持了秦汉时期成书的《大学》原貌。故称之为“古本”。宋代以来，理学家们不断地重编《大学》，先有程颢的《改正大学》，又有程颐的《改正大学》(见《二程集》卷四《程氏经说》)。虽然改法各不相同，都只是在章次上做些变动。至于元的王柏改本，明的蔡清改本等，其学术价值都不高，以朱熹的改本最为著名。朱熹不仅重新编定了《大学》的章次，而且史无前例地把《大学》原文分为“经”“传”两部分(即一“经”十“传”)，并把自己写的一段传文，叫做《补格物致知传》编入了《大学》(见《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传”第五章之后，以代圣人立言之名，提高其学术地位。针对朱熹的改本，王守仁选择了郑玄注本，他称之为“古本”，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以此批评朱学不仅存在诱人于章句、利禄的弊端，而且擅添传文，纂改儒家经典，企图从深层次上撼动朱学的理论根基。所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说:

至其与朱子牴牾处，总在《大学》一书。朱子之解《大学》也，先格致而后诚意;先生(王守仁)之解《大学》也，即格致为诚意。

“格致”，即格物致知。这是说，王守仁与朱熹“牴牾处，总在《大学》一书”，其对立的焦点，就在于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看法，是要不要“补传”的分歧。

朱熹的《补格物致知传》，全文共188字，中心是讲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的关系。他认为通过“即物而穷其理”的途径，才能“致吾之知”，获得对于外在的“天理”的认识;然后运用“已知之理”来指导自己的道德实践，这样反复“用力”，即可使“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达到正心诚意的境界。他是以格物致知为手段，以正心诚意为目的，是先认识“天理”，后修养心性，借以把人们的思想行为纳入一个先验的、固有的道德律令之中。这不仅为“道问学”作了理论铺垫，而且成为其理学的血脉所在。王守仁反对朱熹的这种解释。他从“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全书》卷一《传习录·上》)的观点出发，认为“天理”就是人心中的“良知”;格物，就是“正心”;致知，就是“为善”(《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格物致知，就是把心中的“天理”“良知”运用到道德实践中去。因此，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是一回事，“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全书》卷二《传习录·中》)，而朱熹的“补传”却“析心与理为二矣”(《全书》卷二《传习录·中》)，是多余的、不必要的繁琐之举。

王守仁的上述思想在回答蔡希渊的提问中表述得更为清楚:

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按:指《大学》“传”第七章，朱熹释正心修身。其中的一段注文说:“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尚存而身无不修也。”)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直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全书》卷二《传习录·上》)

不仅如此，王守仁还把他解释“格物致知”的观点用于解释其他儒家经典，以便消除朱学在其中的影响。既然格物致知，就是正心为善，所以他说:《中庸》的“诚身”“明善”，《尚书·大禹谟》的“精一”(“惟精惟一”，意为精心明道，一意克私)，《论语·雍也》的“博文约礼”(“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意为多闻多见，验之于礼)，都不出格物致知之义。因此，在他看来，一部《大学》可以通释其他儒家经典。由此可见，他对《大学》古本的诠释，提升了陆九渊“尊德性”的理论层次，也是其反朱崇陆、创建王学的必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