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第二节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这一节列宁揭露与批判了考茨基在与伯恩施坦的论战中，采取隐蔽的手段，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立场。

一、考茨基是在国家问题上一贯倾向机会主义

考茨基（1854—1938）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首领之一。早期他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和教育下，编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全面的猖狂的进攻，公开叫嚣要“革新”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对此，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奋起进行了抨击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被迫同伯恩施坦机会主义进行论战。但是考茨基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同伯恩施坦进行论战；他利用反对公开的伯恩施坦机会主义，来掩盖、兜售他的隐蔽的机会主义。这个在俄国和第二国际出了名的“大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义理论。在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暴露出他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指出，考茨基的堕落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大战之前，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就已经表现了动摇、变节，不过他是采取隐蔽的机会主义立场。例如，1891年，他不赞成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因而不愿意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900年，他参加起草《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回避了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

列宁着重揭露了考茨基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的机会主义立场。1899年，法国极端反动的机会主义者米勒兰第一个参加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内阁，无耻地同血腥镇压巴黎公社的侩子手加里福一起担任了部长的职务，“做出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 。米勒兰的入阁在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尖锐的争论。1900年于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会上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左派坚决谴责米勒兰的叛徒行为，右派则公然为米勒兰辩护，把米勒兰入阁看成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采取了折衷调和态度。由他起草并为大会通过的《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决议，对米勒兰个人假惺惺地表示了某种谴责，说什么“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权，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可能会“在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里造成混乱和分崩离析的危险”。可是考茨基在虚晃一枪之后，立即为这种叛变行为进行辩解，说这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 ，并声称“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的尝试，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他在虚构了诸如党内多数赞成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又继续成为本党的全权代表等荒唐的条件后，竟胡说社会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内阁，就“有可能给战斗的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的结果”。考茨基的决议表面上是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对改良主义的最大让步。由于这个“橡皮性”决议受到了第二国际左派的批评，考茨基在巴黎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发表文章为自己辩护，并说他之所以认为巴黎代表大会不应“介入”这场争论，是出于使法国社会党左右两派“和解的意图”，出于“促成统一的意图”，有意使决议“成为敌对的兄弟借以彼此接近以便就分歧点达成协议的黄金桥梁”。 这就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他搞“橡皮性”决议的目的，是为了调和和限制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庇护机会主义。在这里，列宁强调指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

二、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

列宁通过对考茨基所写的三本书进行了集中批判，揭露了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

第一本书是考茨基在1899年写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考茨基抹杀了要不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个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

伯恩施坦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公开跳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1899年，他写了《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集机会主义之大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和攻击，公开扯起了修正主义的旗帜。伯恩施坦在书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学说，诬蔑是“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是布朗基主义 ；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提出的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即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观点，同蒲鲁东反对集中制而主张联邦制混为一谈，说是“表现了同蒲鲁东的联邦主义的极大的类似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公然歪曲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得出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地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就行了。伯恩施坦却歪曲说，这个结论是警告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但是，标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在他那本专门用来“驳斥”伯恩施坦的小册子中，对于伯恩施坦这种肆意的歪曲，对于马克思自从1852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提到的、并在以后一贯强调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却装聋作哑一字不提。相反，他却引证了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即关于“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然后就推论说“马克思的话，只是说不能简单地掌握，不是说不能掌握，一般的说，工人阶级还是能够掌握的”。很明显考茨基这里说的“能够掌握”，就是指工人阶级可以不必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直接利用现成的国家机器来为自己服务，直接一点说，就是可以“和平过渡”。列宁指出，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这就表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虽然一个是批判者，一个是被批判者，但二者却不合时宜地出现了一定的“趋同”之势。

不仅如此，而且当伯恩施坦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时，考茨基不仅不给予痛斥，反而说什么由于“我们既不知道无产阶级的统治将在何时到来，也不知道它将怎样到来”，“我不想发誓担保无产阶级的统治非采取专政形式不可”。所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他企图用无法预定知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的话题，来“代替要不要打碎”这个根本问题的讨论。列宁尖锐地指出：“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最后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

第二本书是考茨基在1902年写的《社会革命》，暴露了他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崇拜”和对资产阶级官僚制的“迷信”。这本小册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驳斥”机会主义而写的，虽然也专门谈了许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的“极宝贵的见解”，但是对于要不要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却恰恰回避了。对此，列宁从两方面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首先，列宁揭露了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中，谈论的只是“夺取政权”，不提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实际上还是在说，“能够掌握”。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时，由于还没有类似巴黎公社那样的革命实践作依据，也不可能总结出巴黎公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只能是一般地提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思想。为此，他们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中就特别指明，这种提法“已经过时了”。现在必须把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作为对《共产党宣言》的唯一的修改和补充。可是考茨基1902年还只谈“夺取”，不提“打碎”，这就充分表明考茨基的这种复旧，就是他的机会主义面目的再一次暴露。

列宁进一步指出，在这本小册子中，有一节还专门谈了“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问题，但也只是胡说一通。说什么“无产阶级手中的最革命的武器是政治罢工”，甚至还叫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资产阶级也曾一度捍卫过的那种民主主义纲领”。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胜利以后，也还要保留和利用那种只供少数剥削者享用的、而对广大劳动者则使用暴力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可见考茨基讲了半天的社会革命就是死抱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放，就是一字不提巴黎公社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用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代替的经验教训。因此，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警告不要“崇拜”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崇拜”资产阶级国家，是非常英明和正确的。

列宁指出：不管考茨基在口头上怎样花言巧语、怎样气势汹汹地向资产阶级宣战只要他“回避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即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就是以隐蔽的方式赞同和拥护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路线。

其次，列宁揭露考茨基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非有官僚组织不可”，应让“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行政”等论调，这实际上就是抹杀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本质区别，而保护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制。在考茨基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同过去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国家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了普选制、议会制这些形式，就能使国家全体成员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因而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开始从镇压被剥削者的工具，转变为解放他们的工具；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成为全民的、纯粹的、完美无缺的民主。他甚至还认为这种具有普遍“平等”选举权的民主，是使阶级斗争从拳头斗争变为头脑斗争的手段。因而他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保留“官僚机构”，还要保留议会制。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为了管理大工厂、大商店、大农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但是，关键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是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而是彻底摧毁了旧的官僚机构之后建立起来的一种新机关。因为这种新机关就像巴黎公社那样：第一，实行普选制，并随时可以撤换；第二，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第三，让所有的劳动者都来执行过去只让官僚行使的监督和监察的职能。这样一来，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了“官僚”，因而高居于群众之上的真正的官僚也就不存在了。列宁指出，考茨基的“有官僚机构”的论调，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所作出的重要指示：“公社不是议会式的，而是同时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也完全抹杀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供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连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办法来根除官僚制，并且能够把这些办法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完全实现”。

第三本书是考茨基在1909年写的《取得政权的道路》，又一次回避了国家问题。列宁指出，这本书比前两本有很大的进步。它不是像前两本书那样笼统地空谈革命，而是谈到了“革命时代”已经到来的具体条件。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它是这三本书中“最好”的一本。

在这本书中，考茨基迫于世界大战已经临近的形势，“不得不承认”：帝国主义的“军备竞赛将越来越加剧一切阶级矛盾”，它促使了革命形势的猛烈发展，无产阶级已经强大到“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了有可能“夺得和保持国家政权”的“革命时代”。

然而，当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之时，考茨基却完全背弃了他在战前所喊的“革命”口号，而堕落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维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因而，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恰好成了衡量考茨基之流言行不一的“一个尺度”。列宁说，以考茨基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来就比人们想象的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考茨基虽然很明白无产阶级革命风暴马上就要来临，但是，他在这本自称为专门谈“政治革命”的小册子中，却又完全回避了“政治革命”的国家问题。这就又一次暴露了他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面目。

这一节的最后三段，列宁作了一个简要的总结。列宁认为，考茨基的这三本书所表述出来的思想发展过程及其要害，就是代表了考茨基本人和以他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修正主义的过程：1899年，承认革命，就像考茨基在第一本书中说的那样；1903年，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就像考茨基在第二本书中说的那样；1909年，承认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就像考茨基在第三本书中说的那样。但是如果说这个革命是指必须首先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话，就如马克思早在1852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那么，他还是要反对马克思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革命学说的。这就像后来考茨基在1912年与潘涅库克论战时所提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只是要一个“迁就无产阶级的政府”而已。因此，列宁得出结论：“所有这路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结合起来，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