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贝金娃娃

国家宝贝金娃娃

金川铜镍矿是世界著名的多金属共生的大型硫化铜镍矿床之一。镍和铂族金属储量居全国第一位，铜、钴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矿床中伴生的多金属品类之多，在国内外迄今尚属罕见。金川铜镍矿的发现与开发，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缺镍少铂的历史。

金川铜镍矿床发现于1958年。当时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后改称第六地质队）一分队按照上级布置的任务，在河西走廊及其南北两侧山区进行地质找矿工作。这一带缺乏系统的区域地质调查和普查资料，因此该分队除在已知矿点开展工作之外，还组成了一个巡回检查组，负责检查群众报矿点的工作。

1958年8月初，甘肃省煤炭工业局一四五队技术员唐东福、郭春山，在永昌县白家嘴子一带进行放射性测量，路经龙首山时，采集到含孔雀石的标本，报送永昌县委。1958年10月7日，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分队长、技术负责人汤中立带领巡回检查组王全仓（地质员）、邱会鸿（野外快速化验员）、赵国良（永昌县干部、随地质队学习找矿）和司机秦宗宽一行五人，来到永昌县河西堡，向县委设在那里的大炼钢铁指挥部汇报工作。

1958年冬天，地质工作者在永昌县白家嘴子一带进行野外普查

县委书记王虎法热情接待他们，亲自带领察看近期的群众报矿成果。标本很多，琳琅满目。汤中立等挑出了几块感兴趣的标本查询报矿者姓名、住址。内有一块大如卵石的孔雀石标本格外引起汤中立的注意，这块标本正是唐东福、郭春山他们报来的。问清来历后，他们不顾疲劳，立即驱车赶到永昌县一四五队队部，然后又追踪到宁远堡，在煤炭一四五队野外分队的驻地找到唐东福，由他热情领路，又一同到达白家嘴子含孔雀石的岩体露头处。其后两天，汤中立、王全仓、赵国良对矿化露头、超基性岩体的范围、顶底盘围岩进行了追索和初步圈定，勾绘了地质草图。带着这样一些调查结果和初步认识，采集了必要的标本，汤中立留王全仓等继续观察追索，自己携带矿石标本到酒泉队部汇报。他先后向苏联专家扎库敏聂依和大队技术负责人陈鑫工程师作了汇报，陈述了他的观点：一个很有希望需要进一步开展评价的普查点。这些意见得到扎库敏聂依和陈鑫的认可。

事后，陈鑫对汤中立留下的标本反复观察。这是一些氧化程度很深的矿石标本，看不清原生结构。如此搁置了两三天，后来，他考虑到超基性岩中铜、镍可能共生的理论和实例，将标本送交化验员周才柱，要求作以镍为主的快速分析。分析结果于当天下午得出。由于未填写送样单，化验结果记在一张普通纸条上：民乐C₁Cu0.06%，Ni0.11%；永昌C₂Cul6.05%，Ni0.9%。

当天下午5时，陈鑫月夜疾行400公里，次日凌晨到达河西堡，会同汤中立前往白家嘴子，再次进行实地观察。同时安排了普查工作，布置了槽探与第一口浅井。曾参加过全国镍矿会议的陈学源认为，当地超基性岩氧化带含有绿高岭石化和孔雀石，属重要找矿标志，应将浅井打下去，以求见到原生硫化镍矿。

到12月中旬，几个探槽均见到氧化矿，第一口浅井打到7~8米深时，见到了具海绵陨铁结构的原生铜镍矿。其后，祁连山地质队大队迅速搬运钻机到白家嘴子继续向深部探查，大队部由酒泉迁到白家嘴子进行现场指挥，全力以赴探找大镍矿。

1959年1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贺电，祝贺找矿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果。

1959年1月17日和25日，祁连山地质队相继开动两台钻机。3月份两孔深部都见到厚层原生矿体，证实了一个大型硫化铜镍矿床的存在。

在大队技术负责人陈学源的主持指导下，汤中立等工程技术人员连夜编制了矿区(后称I矿区)勘探设计，开始转入正式勘探。

1959年9月，完成10万吨镍、5万吨铜的储量任务，大大超额完成年度计划。1961年2月，在陈学源主持下提交了I矿区镍储量90万吨、铜储量50万吨的最终报告。

1962年，选择了与I矿区以断层相隔的东岩体（后称Ⅱ矿区）进行勘探。

1959年，苏联专家在金川镍矿勘探现场

Ⅱ矿区超基性岩体顶部绝大部分出露于地表，规模也较I矿区大，但经地表检查，毫无矿化显示。于是在1959年7月—1960年7月先后布置了19个钻孔进行检查。结果仅在岩体东部发现了一些规模不大的隐伏矿体。1963年，陈学源调甘肃省地质局机关工作。1965年2月，由队技术负责人汤中立负责编制了对Ⅱ矿区进行勘探的设计方案，并被批准。

Ⅱ矿区勘探设计实施过程中，地质技术人员及时分析新资料，不失时机地做出新的决策，调整设计方案。12行ZK22孔的施工就是一例。该孔原设计孔深530米，预计应在460米处穿过岩体进入底盘围岩。而实际钻到375.7米时，即打穿岩体，见到了大理岩，与原设计出入甚大。该大理岩是不是主岩体的底盘围岩呢?这个问题摆在地质技术人员的面前。通过对已有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钻孔中所穿过的岩体还不是含矿最好的纯橄榄岩，推断主岩体还未打到。根据I矿区12行剖面的岩体底盘中曾有过一个含矿分支岩体出现的事实，提出该孔已见岩体可能是分支岩体，主岩体仍在深部，应继续向深部施工探索。为了一鼓作气打下去，汤中立前往兰州，向审批设计的省地质局作了汇报，以求上级支持。地矿处处长沙仑和工程师赵生贵认为汤中立所持意见有资料依据，目的性很强，是一个对工作高度负责、勇于探索的好方案，当即同意他们继续向深部施工。

当钻到410.71米时，果然洞穿围岩重见岩体。接下去钻至566.71米，打到了富矿体。这一重要发现，震动了全矿区。之后又几经修改设计，一次次追加进尺——因为矿体太厚，规模之大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力，最后不得不改换钻机型号，直打到924.87米，才穿过岩体顺利终孔。孔内打出了358.16米(垂深356.87米)的大而富的矿体，从而取得了深部找矿的重大突破。据此，又在2~26行一千多米长的地段布置了几十个钻孔，绝大部分见到了富矿体，使整个矿床规模跃居世界前列。

1966年3月，中共中央常委、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陪同下视察金川时，邓小平称赞金川是我们“难得的金娃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至1972年10月，才由任端进主笔编写了Ⅱ矿区的最终勘探报告。

金川铜镍矿从1959年开始普查勘探到1973年结束，历时15年。在这15年中，全体职工经受住了严重的考验。他们坚持全年施工，顶风冒雪战严寒，斗酷暑，与天斗，与地战，他们的苦、累、血、汗凝聚在一起，为国家献出了一处“聚宝盆”。

金川铜镍矿床不仅储量巨大，而且含有20余种珍贵的伴生元素。按储量规模划分，镍相当于55个大型矿床，铜相当于7个大型矿床，硫和铬均属大型矿床，金相当于3个次型矿床，银相当于1个大型矿床，钴相当于8个大型矿床；若铂族元素都按铂矿规模计算，相当于20个大型矿床。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授予第六地质队“功勋单位”的光荣称号。地质部部长孙大光签发了“甘肃第六地质队在地质找矿工作中功勋卓著，特予嘉奖”的嘉奖令。

为了纪念地质工作者的丰功业绩，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在金昌市建立了地质工作纪念碑。碑面书“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

（孟永鹏　窦　贤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