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资源融资

至此，我们只是讨论了产权是什么，产权是如何分布的以及产权在整个经济制度中的位置，还没有涉及一个前提性的基本问题：产权重要吗？或者说为什么要设置产权制度？

现代产权经济学文献，特别是关于产权起源的文献对这个问题提供了某些解释。

在可能导致产权出现的诸多因素中，产权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由于资源稀缺而发生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人口增长的作用。登姆塞茨讨论了加拿大东部的印第安猎人在18世纪初建立土地私有制的例子。当印第安人捕猎的海狸仅满足他们自己需要时，排他性产权是不存在的。随着海狸皮毛商业贸易的发展，日趋增长的需求导致了捕猎活动的急剧增加。这时，财富最大化就要求进行保护资源的投资，以使资源恢复到其当前价值最大化的水平。然而，除非建立排他性的产权，否则资源的长期最优使用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个人来说，如果缺少排他性权利，到处奔跑的动物的价值等于零。由于人们认识到了引入排他性产权将使财富增加，就有动力从事设立排他性产权的投资。相反，北美西南部的印第安人则未能建立起相似的产权制度，因为建立这样的产权制度要有较高的成本而收益则较低。在北美西南部，不存在像海狸那样具有商业重要价值的动物（意味着界定产权的收益有限）。此外，生活在平原上的几乎都是食草动物，它们漫游于宽广的地带（意味着界定产权的成本很高）^[5]。

在诺思—托马斯模型（North-Thomas model）中，导致产权出现的主要力量是人口压力。当植物和动物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于是自然资源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公共财产导致了狩猎活动收益的减少。在某个边际上，固定的农业活动逐渐变得比狩猎活动更有吸引力，尽管农业在设立与实施产权上要付出成本。最早的固定农业共同体是以对土地的排他性公有产权为基础的。在共同体内部，至少禁忌和习俗部分限制了对资源的滥用^[6]。

在上述登姆塞茨的例子和诺思—托马斯模型中，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提高，是产权出现的基本原因。区别在于导致资源稀缺的原因不同，在前者中是商业贸易活动的增加、新市场的开辟，在后者中则是人口相对于资源的过快增长。资源稀缺至少导致了两个重要后果：对资源的滥用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使用不可能；人们——个人或群体——之间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加剧，部分资源被用于暴力攻击或防止暴力攻击。把资源用于暴力说明产权已经实际出现了。防止暴力攻击意味着设置并维护某种排他性的产权，而暴力攻击则意味着破坏这种产权。这样的事实或许可以引申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当资源稀缺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不同。产权制度的进步意味着设置、维护产权成本的降低，或从事破坏产权活动成本的增加。

博弈论（game theory）经常被用以解释产权的出现和改进。贝茨构造了一个博弈模型，说明尼罗河上游地区游牧者之间秩序的维持。该地区的经济依赖于养牛，牛的所有者通常是由父亲、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子构成的大家庭。这里的人们无法依赖任何制度性权威保护他们的牛群，只能借助于个人力量实施他们的权利。设想一个由家庭X和家庭Y组成的模型。假定双方拥有相同的暴力与从事暴力行为的偏好。拥有的净财富均为10头牛（当地的货币单位）。每个家庭都面临着攻击（用A表示）和不攻击（用N表示）对方的选择，于是出现了四种可能的结果：

双方和平共处的结果是总财富为20头牛且为双方均分。双方相互攻击则造成资源浪费，使总财富降为8头牛，也由双方均分。如果攻击活动只限于一方，总财富不变，分配则由原先的（10，10）变成（18，2）或（2，18）。在双方不知道对方作何种选择的情况下，每一方的最优选择都是攻击，因为4＞2，18＞10，均衡结果是（A，A）。这个结果最终可能导致养牛活动无法继续下去。

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出现一个能够强加外部约束的第三者，或者引入某种能够改变选择结果的内在化价值（internalized values），从而使（A，N）的结果对潜在的攻击者无吸引力或根本不可能。例如，通过某个超脱的第三者（仲裁者）告知双方，假如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采取攻击行为，都将受到相应惩罚，（A，N）和（N，A）的选择将不复存在，于是模型改变为：

如果暴力惩罚的威胁是确定的，理性选择无疑是（N，N），因为（10，10）显然优于（4，4）。

不过，上述模型中尚未显示出设置产权制度所可能引起的全部收益。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博弈双方合作所产生的经济剩余。在上述引入第三者外部强制约束的模型中，最优选择只是双方互不侵犯。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双方进行交易的情况，比如家庭X把一头牛卖给家庭Y。X认为这头牛值1 000元（假定存在现代形式的货币），低于这个价格他不会出手；Y则认为该牛值1 500元，高于这个价格他也不会接受。两者之间有500元的谈判余地，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1 250元成交。比较一下交易前后这头牛的价值：交易前按X的评价该牛值1 000元，交易后按Y的评价其价值升至1 500元，二者差额500元就是双方合作的剩余，由双方平均分配。当然，该剩余还可能有许多种分配方法，但不会改变由X和Y组成的社会由于交易出现总收益增加500元这个事实。在以上交易中，我们没有考虑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多种费用，但即使考虑到这些交易费用，只要它们不足以抵消交易所带来的收益，从事这一交易就是值得的。

因此，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产权的设置和改进至少带来两方面的好处：X和Y两个家庭相互攻击所消耗资源的减少，以及它们合作所增加的收益。更一般地说，产权减少了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易费用，它促使人们用合作性的交易方式而不是对抗方式解决他们之间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冲突，并使交易方式变得更为经济。这正是产权得以出现并不断改进的基本原因。不难设想，在一个人们相互交往不发生摩擦、不耗费资源的世界里，设置产权制度将是令人费解的，它不仅无目的，而且本身就造成了无谓的资源浪费。

支持排他性产权的社会机制主要有四种类型：（1）暴力或暴力威胁；（2）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它们能够改变个人的动力，降低排他活动的成本；（3）习俗或习俗法（customary law），例如无国家社会制约人们行为的规则；（4）由国家及其代理者制定的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习惯法、法令等。包括现代国家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中，习俗法、价值体系等对维持产权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国家社会与无国家社会有着显著区别，即国家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产权支持机制，使产权制度能够适应专业化高度发展、大规模市场、先进技术和时间密集（time intensive）生产方式下的复杂交换的需要^[7]。

罗伯特·考特与托马斯·尤伦所构造的一个思想实验有助于说明产权制度的进步。假设存在一个拥有人、土地、农耕技术和武力，但没有政府和法院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以土地为生，同时他们拥有道德上的权利。由于没有政府，这些权利基本上是由个人和家庭自我维护的。对此的可能解释是，土地耕种者从土地上所获收益肯定大于维护土地所花费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和家庭对土地的自我维护是有效率的。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则未必是有效率的。问题在于，能否找到一种更有效率的机制。一种可能的选择是每个土地占用者向某个社会机构交纳税款，由该机构保障全社会的排他性产权。这时，国家就产生了。国家的武力系统能以比许许多多小规模武力系统少得多的资源提供同样或更好的排他性职能服务，而节约出来的资源则投入了生产用途。显然，国家的出现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历史性进步。

以上，我们主要借助例证与思想实验说明产权制度出现和进步的重要性。那么，在一般化水平上，具体地说，从本书讨论的经济体制效率分析框架的角度，产权制度的重要性能否得到说明呢？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已经指出，所有制给出了经济体制的初始规定，而产权结构是源于所有制的各种权利在交易过程中的分布状态。产权制度的这种特定地位，对前述的经济体制诸方面的功能和效率的影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我们主要看一下产权制度对经济体制诸方面收益的影响。

产权中的收益权规定了产权主体获取与其努力相应的收益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产权特别是收益权能否得到明确界定和有效实施，对体制的激励功能状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那些激励不足，比如“搭便车”的场合，人们必定能观察到产权不完全或产权受到损害的情况。

体制的配置收益更多地与产权中的转让权相联系。在前面所举的例子里，已经说明了资源由评价低的地方流向评价高的地方能增加全社会的收益。这种由于人们相互合作而产生的配置收益的分布是极为广泛的。人们为什么要相互交换产品，为什么要协作生产？直接的目的就是追求配置收益。可以这样说，由当事人同意的交易都能增进资源的配置收益。但交易的实际发生要以社会对产权特别是其中的转让权提供足够的保障为前提。如果产权是不稳定和容易受损害的，人们就可能选择对抗而不是交易来解决他们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冲突，但对抗往往过多地消耗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方面的资源。即使初始产权（所有权）受到较好的保障，但转让权受到某种限制，一般而论也要以资源配置上的相应损失为代价。反过来说，在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存在潜在资源配置收益的场合，总能发现转让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尽管有时从另外的角度看这样的限制并非完全不必要。

产权所起的保险作用可能是最显而易见的。只有当社会持续而稳定地承认和保护产权时，人们才会普遍地从事财富积累，谋划长期经济活动。正如登姆塞茨所说：“产权是社会的一个工具，它的意义来自于这个事实：它们能够帮助一个人在与他人交易中形成一个可以合理把握的预期。”^[8]产权得不到切实保障，处在经济活动中的人们就缺少基本的安全感，这一点常常是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源。经验表明，滥用资源、不重积累、分光吃净等短期化行为，正是对未来产权关系的稳定性缺少信心的表现。

至于产权所起的约束作用，从产权的排他性质上就得到了清楚显示。产权最初就是由排除他人的侵占、偷窃行为——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产权制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排他成本的降低上。所谓产权的约束收益，无非是把那些借助暴力和非暴力谋取非生产性收益的活动，以及防止这种谋取活动而耗费的资源，置于生产用途后而产生的收益。排他成本的节约自然能相应增加约束收益。

从什么角度说明产权收益主要是一个与分析方法有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只有当那些潜在的产权主体能够期望获取净收益时，产权才能实际地设置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