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

2.2.1　经济学视角

创新作为不同主体与要素交互作用的复杂事物，其现象、过程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加以解释和理解。经济学包含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两大流派，其中新古典经济学中与生态创新密切相关的有创新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前者可以让我们洞察生态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复杂机制，后者有助于环境政策的评估（Rennings ，2000）。

1.创新经济学

创新概念起源于熊彼特，其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后来，弗里曼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规范，认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只是包括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装备等形式在内的技术向商业化实现的首次转化，并在1982年出版的《工业创新经济学》修订本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

创新外部性是创新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生态创新双重外部性的两个支点之一。所谓创新外部性，既可以指正的外部性，即创新活动除了给创新者本身带来回报之外，也给其他模仿跟进者带来好处，甚至会对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模式都产生影响；也可以指负的外部性，即创新者在创新阶段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而因创新的风险性未必得到回报。实际上，专利就是避免外部性对创新动机造成阻碍的一种制度设计，以避免“搭便车”行为。

与环境经济学试图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不同，创新经济学更多考虑创新的正向外溢效应。生态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无论在创新过程还是传播过程都可以产生正的外部性。传播过程的正向外部性源于它与竞争产品比较具有更小的环境外部成本。这就是所谓的生态创新的双重外部性（Rennings ，2000）。

2.环境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起来的，其主要思想是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经济杠杆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内容包括如何估算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如何评估环境治理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如何制定污染者付费的制度，如何制定排污指标交易等（菲尔德等，2006）。

生态创新除了要面对环境问题普遍具有的外部不经济性外，其实它还会带来两种类型的积极外部性，即在研发和创新阶段知识的外部性，在采用和扩散阶段由于对环境的积极影响而导致的外部性（Oltra et al.，2008）。环境经济学研究表明，环境税和交易许可等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具有动态效率，能够对生态创新产生持续的作用，从而能够以较低的经济成本消减废物。比较之下，技术标准就缺乏持续激励的效果，无论这种标准是在强制背景下还是自愿协商背景下产生的。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基于自愿的多次协商是可以带来持续激励效果的，环境税的创新效率也有可能在政治过程中付水东流。一般情况下，税制体系下的环境总成本要高于命令强制背景或自愿协议背景，其原因在于税制背景下消减的废物往往更多。

总之，环境经济领域中政策动态效率仍然存在诸多争议。没有哪种政策工具是普遍更优的，其优越性要取决于具体的环境。为此，也有人批评环境政策的工具性，也就是说政策成功与否过于依赖于政策工具的选取。政策工具被过度探讨了，而更为本质的东西却得不到关注，例如长期的环境目标、工具组合、政策施行模式以及主体能动性等。因此，对生态创新而言，环境经济学的应用有可能导致简单化的倾向，只关注机械式的刺激-响应模式，而忽略了其背后复杂的作用机制（Rennings ，2000）。

上述创新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其背后的逻辑都是经典的刺激-响应模式，即不同类型的动机会导致不同的边际成本或效益变化。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分析符合边际效应的渐进变化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它对于渐进生态创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为渐进创新的特点是已有技术系统的连续改进（Freeman ，1992） 。然而，并非所有的创新都是渐进创新，生态创新也是如此。有一些生态创新属于激进创新，如电动汽车对于燃油驱动汽车的替代。而激进创新则是非连续的，新古典经济学难以分析激进创新中技术系统的激进变革。为此，就需要演化方法来分析激进创新中的一些特性，例如不可预知的系统交互作用、不可逆性、路径依赖性、技术轨迹的锁定以及分叉等。

3.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和现象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贾根良，2005）。一般认为，它强调：①用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②强调惯例、新奇创新和对创新的模仿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③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④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⑤强调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今天的制度是昨天的制度甚至一个世纪前的制度的沿革；⑥强调经济变迁过程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等等（福斯特和梅特卡夫，2005）。由此可见，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演化经济学更关注系统的转型和学习过程，侧重于有限理性和经验规则而不是优化，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制度变迁。

演化经济学对于生态创新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原因有三：①对创新的研究本身就是演化经济学得以诞生的基础。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可以说，没有创新研究，就没有演化经济学；②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生物或生态学上的隐喻，如达尔文进化论和生态演替等。生态创新无论其对象、过程还是作用结果都与“生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演化经济学与生态创新无论在本体、客体还是方法上都有很多可以贯通之处；③从全球或区域经济角度，生态创新所面对的是可持续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其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要求使我们不得不采用演化经济学这种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

其实，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于生态创新研究而言都有优点，也都有其局限性。演化经济学可以将生态创新研究置于更广阔的系统视野，可以针对具体案例和过程进行详细解析，拒绝对创新机理做出缺乏根据的泛化，因此它对于激进生态创新而言是一种好的选择。它可以探究激进创新中存在的长期的系统交互作用，识别其不可逆性、路径依赖性、技术轨迹锁定以及分叉等现象并给出解释。而对更为普遍的渐进生态创新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就已经足够。一方面，渐进创新具有边际效应特征；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并不仅仅只是创新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事实上它是一组以边际分析为核心的解释体系，因此它对于现实世界中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更为重要的是，很多环境政策工具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设计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生态创新研究而言不可或缺。 Rennings（2000）认为生态经济学的方法学多元主义有利于生态创新的研究，毕竟创新研究领域与环境研究领域的交叉并不多，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融合也很欠缺。